从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的约2300年前的葡萄藤，到民丰县尼雅遗址汉晋时期的葡萄园遗迹；从《史记》中记载的张骞从西域将葡萄带回长安，汉王朝于“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再至南北朝时期吐鲁番酿造着品质优良、味道醇香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将葡萄、葡萄酒、酒杯串织在一起，使今人对古时宴饮充满无限遐想。

文物中的葡萄

田园葡萄纹彩陶罐

葡萄枝条蔓延，果实丰硕，被认为是“富贵长寿”的象征，深受人们喜爱。1987年和静县察吾乎沟一号墓地出土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即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简单的线条将葡萄的藤蔓果实形象表现出来。葡萄还被当做装饰基本图样在彩色锦缎上使用。1959年，自治区博物馆在民丰县一座东汉时期的合葬墓里发掘出许多纺织品，其中在“罽”的毛布上，织绘有人兽葡萄图案，花纹主要为葡萄、绿叶和人面兽身怪物等。

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毛织品中也发现有葡萄纹饰。绮地葡萄纹护颌罩是在黄色绮地上用棕、白、红等丝线绣出葡萄、藤叶纹样。刺绣绢衣是在蓝绢地上用红、浅蓝、黄、棕、浅棕色丝线绣出葡萄叶、藤的纹样。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绿地翼人鹰蛇葡萄纹罽，残存纹样有两枝扭结成葫芦状的葡萄藤，枝叶繁茂。藤上织有对鹰、对蛇、对鸟、对人的纹样。

除纺织物外，唐镜背面的葡萄纹更成为一种代表性样式。新疆博物馆的海兽葡萄纹镜，镜面有一钮，呈同心圆，边缘有葡萄纹和海兽纹，刻画精细。铜镜中海兽的头又大又圆，为古代狮子形象，海兽外层以葡萄枝蔓作装饰，整体图案繁复而严谨，有力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葡萄除作为水果直接食用外，还可以用来酿造葡萄酒、葡萄浆、葡萄甜酱等。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与葡萄及葡萄园有关的纸质文书，记载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交易的情况，可知吐鲁番葡萄种植和酿酒规模很大，是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的支柱产业之一。西域绿洲各地的酿造业，主要是酿造葡萄酒，史载高昌“多蒲萄酒”，焉耆“俗尚蒲萄酒”，此外，还酿造酱、醋等。《晋书·吕光载记》中写道“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阿斯塔那墓地西区M408壁画《庄园生活图》绘于墓室正面，再现了东晋时期吐鲁番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的全过程。壁画右下角方形框内画有密集的藤类植物，旁边写有“蒲陶”，象征着葡萄园。壁画左侧则有压榨葡萄汁的画面：在一个曲足案上放置着一个大桶，旁边有一人用弯曲的棒状物伸向桶内。桶内下部画有许多圆球，应该代表葡萄，上部三分之一处画有一条横线，可能代表压榨出来的葡萄汁。曲足案下部放置的陶罐，应是用来接桶内流出的葡萄汁，可能象征发酵酿造至装罐的工序。两个木案上置有器物，可能与酿酒之前煮葡萄汁的工序有关。

随着葡萄种植业、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较为迅速，大量的葡萄酒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葡萄园的租佃活动也十分频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有涉及葡萄园租佃与买卖券契的文书。其中，8件属于葡萄园租佃性质，3件属于葡萄园买卖性质。关于葡萄园租佃和买卖的支付方式有实物和钱币两种，《高昌张元相买葡萄园契》买葡萄园支付的是银钱，每亩定价为“伍拾文”；《武周长安三年（703年）西州高昌县严苛仁租葡萄园契》租葡萄园支付的是铜钱，每亩价格为“肆佰捌拾文”。

有酒则必有酒器。杯是古人常用的饮器，大小形状多种，其中有一种形制独特的角杯，名为“来通”。有研究认为，“来通”是一种形似兽角的酒杯，发端于爱琴文明，最早见于公元前1500年地中海的克里特岛。随着来通的东传，逐渐发展出不同的造型，有兽角形、兽首形、人首形、兽身形等，材质也从早期的陶器，发展出青铜、金、银、象牙、玻璃等。来通传入中国约在东汉，南北朝时期的粟特人石椁上有持来通杯饮酒的形象。和田约特干遗址就出土有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还有一件玻璃器，从造型上看，似乎像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鱼嘴尖尖的，鱼身像筒形，鱼尾如同瓶口，似为来通。来通杯形似漏斗，可以灌注神酒，在中亚、西亚，特别是伊朗萨珊波斯十分常见。来通杯多为牛、马、鹿甚至犬科动物的头部造型，液体从动物的口中流出。饮酒或仪式祭酒的容器，当时的人们将来通杯视为圣物，认为里面的酒可以防止中毒。

新疆考古发现的关于葡萄及其酿造葡萄酒的文物资料表明，新疆早在战国时期已开始葡萄栽培，并通过丝绸之路将葡萄及酿造的美酒运到中原地区。新疆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酿酒文化，有着深厚的葡萄酒种植及葡萄酒酿酒历史，在中西交通、丝绸之路上的联通发展上有重要的生产、生活意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巴音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