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帝记卷三：辛亥，发河南诸 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是说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隋炀帝登基三个月之后，就宣布征调河南各郡的男女民工一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

大业元年隋炀帝在开挖通济渠的同时，还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建洛仓储粮。三大工程都是围绕一个主要目的：解决关中与京都长安的粮荒问题。

一、炀帝在开挖通济渠的原因

关中缺粮由来已久，如《汉书·食货志》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魏书》更有“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愈多，都城为人口集中地区，粮荒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文帝命开通济渠从山东等地调粮，但因黄河段运输能力受限，京都长安的缺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隋书》帝记：开皇四年（ 584年）九月，因“关内饥”，隋文帝“驾幸洛阳”，至次年四月才回长安。“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十五年“尝遇关中饥，……，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关中大饥，皇帝带着文武百官与关中饥民，去洛阳讨饭，可见缺粮之严重。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迁都洛阳，开挖运河，从江淮和江南调粮以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成了隋炀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

大业元年，因隋文帝对外北征服突厥，消弭边患；对内平北齐，灭南陈，一统天下；又实行如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改革政治、躬履俭素而使国力昌盛。为隋炀帝实施大型工程奠定了基础。

二、开挖通济渠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开挖通济渠，五个多月后工程即告竣工。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又征伐淮南民夫十多万人开通邗沟，引长江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到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与淮水通，通济渠连通邗沟，全长一千多公里，成为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重要通道。

通济渠和邗沟的开通，使得南方出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供应到洛阳等重要城市，对全国的经济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通济渠不单是南北水道运输网，还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灌溉系统，河沿岸的良田，得到了灌溉和开垦，粮食产量逐年提高。《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中描述当时富庶景象的地方都颇多，例如“国家盈富”“库藏皆满” 、“京师努屋既充，积于廊庞之下”等等。可见，当时国家之殷富的状况。

粮食产量的提高带来的是人口的增长，《资治通鉴.隋纪》“大业五年己巳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余户。……隋朝之盛，极于此矣。”大业五年的户口数已从隋初的四百万户激增到八百九十万余户。此时已达隋朝最鼎盛的时期。

通济渠和邗沟的开通，使得隋朝经济有了新的支撑。河沿线成为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两岸城镇如开封、扬州等迅速兴起。就是那被认为劳民伤财的四十余所离宫，也派上了用场。一所离宫就是一座码头，就是一座新的城镇。今天，中国地图上的很多城镇都是得惠于此河的哺育发展起来的。这些沿河城市由河而兴，由河而盛。

三、通济渠——利在千秋的工程

通济渠在整个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可其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隋朝便灭亡了。隋炀帝大运河迎来了唐代的开元之治和宋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唐、宋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础。

据《权载之文集》载：唐王朝“赋取所资，漕运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唐王朝建都长安，但大批生活、军需物资仍由江淮地区供给，这些物资都要由汴河运送至黄河，再转入永济渠。此时的通济渠（唐时称汴河），关系着江淮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亦关系到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是否有保障。

北宋王朝建都于开封，汴河及大运河的漕运交通之利实为决定性的作用。《宋史．食货上三》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史载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竟达八百万石，为北宋时期漕运的最高纪录。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后来的整个大运河工程，史实证明是一项利在当时，功在千秋的事业，隋的败亡，不是因河而累，历史应当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