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浅析19世纪,法国种族论与阶级论视域下的高卢祖先说——“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句话开始进入并植根于法国人的集体记忆,是在相当晚近的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激发了法国学界构建高卢祖先说的热忱。

其后,历代学者又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凯撒的《高卢战记》是有关高卢历史的唯一见证性文本,但其中对高卢居民的记叙仅寥寥数语。

学界依凭的主要还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作家的著述,但它们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难以判定。

在19世纪,语言学、考古学、颅相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也为学界提供了参考,但这些学科或尚处在起步阶段,或未掌握有价值的材料。

一、高卢族群

或成果模棱两可甚至相互矛盾,均难以真正解释高卢族群的起源与构成。近现代法国学界对高卢祖先的构建可谓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历史想象。

当代法国学界对于近现代以来的高卢祖先叙事,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记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便指出,求索“起源”能为世俗化的民族社会带来其所需要的意义和神圣性。

后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政治动荡,建构法国与高卢之间的关系,成为时人为民主共和的法国奠定历史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法国共和制度与共和政权象征研究的代表人物莫里斯·阿居隆认为,19世纪法国学界致力于建构高卢和法国之间的延续关系,是力图为法国探寻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起源神话。

1980年召开的“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历史、政治、文学、艺术、教育等多学科,反映出高卢祖先在法国集体记忆中的重要地位。

会后,法国大革命史和教育史学家莫娜·奥祖夫撰文指出,大革命和普法战争是高卢祖先确立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社会变革促使学人试图给法国历史确定一个独特且专属的起点。

奇兹斯托弗·波米昂和安德烈·布尔日也尔也肯定起源主题的政治功能,强调“高卢祖先”与“法兰克祖先”之争牵涉到民族观、社会等级观和阶级斗争观。

法国政治思想和制度史学家克洛德·尼科莱指出,法德问题是法兰西民族史构建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尼科莱对法德民族“宿敌”观的强调,提醒我们应重视法国学界对祖先之争的历史缘由与政治动机的探讨,以窥探高卢祖先“战胜”抑或“吸纳”了法兰克祖先的深层原因。

法国政治史和种族史学家卡洛尔·雷诺—帕里戈的研究体现了起源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她更关注政治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为起源研究注入的新内容。

认为起源传统能够植根于民族集体记忆得益于时人对民族政治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不懈建构。在我国,法国的高卢起源也是一个普遍性知识,学界亦重视研究高卢族群。

沈坚探讨了凯尔特人的族群特征、文化及其在西欧的活动。

陈文海指出,法兰克人与高卢人的“同宗意识”,促进了法兰克—高卢的社会重组与族群融合,推动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

陈玉瑶从国家认同角度讨论了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关系。汤晓燕在18世纪法国思想界对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反思中,看到民族起源问题的作用。

总体来看,我国学界对高卢祖先构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仍相当匮乏,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法兰西民族特性和精神造成一定障碍。

本文力图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视角出发,对近现代法国学界构建高卢祖先说的重要著述做较为详尽的梳理,聚焦高卢祖先说确立的社会政治动因。

考察社会政治的变迁如何促使学界不断重新思考民族起源问题,为高卢祖先说注入新的内容。

本文也试图基于这些文献梳理,对近现代法国学界通过建构民族祖先以应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的考量,以及高卢祖先说与法国政治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一些探讨。

以期丰富我国学界对法兰西民族起源问题与政治民族特性的研究。

二、高卢祖先说构建的缘起

19世纪法国学界构建高卢祖先说的起因,可追溯到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以及部分开明教士和贵族对贵族特权合理性的质疑。

质疑者试图通过回答法兰西民族主体是贵族还是第三等级这一问题,来评判贵族特权是否合理。这便牵涉到民族起源问题。

于是,自视为高卢人后裔的第三等级与自视为法兰克人后裔的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带上强烈的种族冲突色彩,双方的对立愈发尖锐,进而引爆大革命。

要理解时人为何将高卢人与法兰克人的种族对立作为切入点,来思考法兰西民族主体和起源问题,进而讨论社会政治权利分配问题。

需要再上溯至18世纪早期贵族和王权围绕贵族权利问题展开的一场论战,双方都试图从贵族的起源出发,来肯定或否定贵族的政治决定权。

这同样牵涉到法兰克人与高卢人的关系问题。这场论战严重动摇了此前流行的法兰克人与高卢人同宗说。

贵族派代表亨利·德·布兰维里耶伯爵便否定法兰克民族起源于特洛伊的说法,认为法兰克王朝始于克洛维时期,法兰克人通过征服高卢而奠定了法兰克国家的基础。

布氏指出,法兰克人相互之间是“伙伴”关系,当今国王和贵族是克洛维及其战友的后裔,共同继承征服战果,高卢人则是“奴仆”。

他批评后世国王册封贵族的做法让许多农奴得以提升身份,分享原本仅属征服者的权利和荣誉。

布氏区分法兰克征服者和高卢被征服者,意在以古日耳曼贵族议政传统,来抗击王权对贵族政治权利的侵夺,而无意制造种族对立,更无意将高卢人排除出法兰西民族。

相反,他将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等级分化的社会,描绘为一个征服者凭战功、奴仆们靠劳作、人人“理智地”各居其位的幸福和睦的社会。

他还承认法兰克人和高卢人长期通婚,其后完全融合在“同一个国民团体”中。但他坚称法兰克人才是“真正的贵族”,且是“唯一有权成为贵族的群体”。

高卢人的财产要“按征服者的意愿受到限制”。这体现出他也希望通过强调征服者的高贵血统,来打压财富和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的穿袍贵族和第三等级。

从这个角度来看,布氏将贵族、王权和第三等级视为组成法兰克国家的几个等级不同的集团,并视等级制度为社会稳定与民族统一的一种保障。

他区分不同种族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主旨,是要证明贵族集团凭借“征服”而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主人抑或主体,理当独享政治权利。

布氏是以“贵族即民族”说来对抗“朕即民族”说,但他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血统之别出发,去讨论贵族、国王和人民在国家政权中的关系,其论证逻辑充满种族色彩。

王权派思想家代表让-巴蒂斯特·迪博修士则批驳布氏的征服说纯属“臆想”。迪博认为高卢人和法兰克人都是罗马人。

他指出法兰克诸王从3世纪起便接受罗马皇帝册封,为帝国御边,是帝国“理所当然的臣民”。

克洛维是获封执政官而合法取得高卢的管辖权,高卢人则是“自愿臣服”于获封为高卢执政官的法兰克国王。

迪博的逻辑是,高卢人和法兰克人都是帝国的臣民,因此都是罗马人,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别。

他认为是贵族在10世纪时“侵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才在高卢制造出一种如同外族入侵的后果。显然,迪博将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等级冲突视为一种社会冲突。

不过,布氏意在肯定贵族权利的正当性,迪博旨在为王权辩护,双方论战的中心问题并非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关系,他们也不关心民族起源问题。

大革命前夕,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支持制约王权、召开三级会议的主张,但拒绝给予第三等级双倍代表名额。

贵族因此彻底将自己推向第三等级的对立面,其自恃种族高贵性,更是为第三等级提供了将这些“法兰克人后裔”清除出法兰西民族的种族依据。

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正是将布氏的种族论反转,于1788年11月和1789年1月先后发表《论特权》和《第三等级是什么?》,质疑特权等级在法兰西民族中存在的合理性。

西耶斯特地转录了1614年三级会议期间,贵族等级主席德·色内塞男爵因第三等级将法国比作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三兄弟组成的家庭”。

而感到“遭受侮辱”的言论,揭露是贵族主动自视为“另一类人”。他以另一种种族歧视回敬这些“另一类人”,直斥这些外族“野蛮人”是国族的“负担”。

其“原则和目的”与法兰西国族“格格不入”。西耶斯呼吁独力承担了保证国族“生存下去并繁荣昌盛”的“个人劳动和公共职能”的第三等级,展开民族“清洗”运动。

把“征服者种族的后裔”“一律送回法兰克人居住的森林中”。西耶斯的主旨显然也非探寻法兰西民族起源,而是从政治层面去思考民族主体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以定义一种国家民族概念。他强调当“一群数量相当多的孤立个人想要聚集起来”,“他们即已形成为一个国族”,他也同意向放弃特权者敞开国族之门。

西耶斯以人民的意愿以及民族成员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来定义国族,其国族定义堪称法国政治民族主义的先声。

三、第三等级

随着西耶斯对第三等级权利论证的推进,他所要求进行的民族“清洗”行动的真正对象即固执于特权的群体,逐渐显现。

可以说,西耶斯是有意识地从贵族的论调中借用了种族斗争话语,以令其战斗檄文更具冲击力,但随后又迅速褪去种族话语外壳,展现出阶级斗争的实质。

《第三等级是什么?》本质上是一篇阶级斗争宣言。诺拉指出,西耶斯“提前合法化了内战”,把国族的划分线划在了国族共同体之内,把主要矛头对准了国族“内部的敌人”。

从西耶斯对国族的定义———“第三等级即国族”来看,他将国族建立在阶级基础上,建构起第三等级与国家以及法兰西民族的同一关系。

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阶级同质性的、崭新的国族政治共同体,完全否定了贵族和王权的民族说,革命已箭在弦上。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组成国民议会,以意愿而非种族来界定国族。

先后接纳了大部分教士等级代表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贵族等级代表以及以爱国名义来参加议会的全体特权等级代表。

7月27日,三个等级首次汇成一个等级共商国是,主席巴依激动地宣布“家庭齐全了”。

巴依无疑言之过早,以高卢人后裔自居的共和派和以法兰克人后裔自居的君主派之间的政体之争,直至19世纪末才尘埃落定,“两个法国”也才在理论上融合为“一个法国”。

无论是“朕即民族”说、“贵族即民族”说,还是“第三等级即国族”说,时人对民族起源的追溯和民族主体的判定,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用意。

旨在肯定并确立本族群或阶级的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决裂为19世纪法国学界构建高卢祖先说提供了动力源。

同时,19世纪法国国内外的重大政治冲突,也在不断刺激着法兰西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宿敌”情绪。

高卢人与法兰克人的关系问题遂成为法国学界在构建高卢祖先说时,首先且必须理清的问题。

结语

法国学界虽然基本认同法兰西民族由多个种族融合而成,但在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关系以及蛮族入侵事件的影响上,出现很大的认知差异。种族、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在高卢祖先说的构建过程中此消彼长,与时政的变迁关联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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