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暑假，在台湾建中上高二的白先勇正急匆匆赶去补习班上课，在上楼梯时因为太着急，与另一个同样赶着去教室的少年撞在了一起。

那个少年便是王国祥，他和白先勇同级不同班，因为迟到抢着上楼梯，两人因此结识。

这个场景，即使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依旧鲜活如故，对于白先勇而言，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便是永恒的一往情深。

只如初见

1937年，白先勇在广西南宁出生，是民国时期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八公子。

虽然有个名将老爹，但白先勇的童年也历经战火，颠沛流离，后来日军攻破桂林城，白、马两家几十口人便辗转一个多月去了重庆。

因为年龄小，加上湿冷的气候，白先勇患上了肺结核，非常致命又有传染性，白崇禧只能把儿子隔离在家。

每到家里宴客，他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哪里也不能去，外面的热闹似乎与他无关。

因为肺痨病，白先勇无法像同龄人一样去上学，这让他的童年相当孤独，性格变得内向起来。

1952年，白先勇一家从香港去了台湾，此时他的肺病已经痊愈，但在上学后的白先勇还是习惯独来独往。

四年的隔离让白先勇很难开始社交，融入集体生活对他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白先勇只能在学习上下狠劲，用功课缓解神经紧张。

因为家中常有古典文学书籍，白先勇闲暇时间就拿来翻一翻，那精彩的《蜀山剑侠传》、跌宕起伏的《啼笑因缘》都深深吸引着他。

此外四大名著和巴金等名家的著作，白先勇也爱不释手，反复研读，极其广泛的阅读下，他的文学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1954年的暑假，因为迟到两人在楼梯相撞，奇妙的缘分下，王国祥和白先勇就这样相识了。

年少时的白先勇对自己的取向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但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后，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变得更加孤立，极少主动交朋友。

可看到王国祥时，17岁的白先勇心底就被一股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所打动，他形容那是种“异姓手足，福祸同当”之感，两人逐渐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白先勇最先感到对王国祥别样的情愫，这个白净的少年性格温厚善良，在很多时候都让他心生好感。

临近毕业，白先勇获得了保送机会可以去台大念书，但他想攻读水利专业，未来去往长江三峡修建水利工程。

当时台湾的台南成功大学的水利系是王牌，于是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名额，选择申请台南成功大学。

王国祥无比支持挚友的决定，而他自己成绩优异，本来也可以考去台大，但也为了心仪的专业而选择了台南成功大学，报考电机系。

两人双双考入同一所大学，商量着在校外的军眷村租了房，一起上课和生活，度过了非常惬意轻松的一年。

王国祥是物理学科的顶尖人才，白先勇则才华横溢，是文学才俊，两人擅长的领域互补，性格上也志趣相投，友谊越发地深厚起来。

只是在台南成大念着念着，白先勇最感兴趣和最放不下的还是文学，几番思考后他选择直接退学重考。

学霸换专业就像玩似的，白先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的外文系，王国祥此时也决定要研究理论科学而非工程，于是也选择从成大退学，准备去台大的物理系。

转学、转系加上转院，不仅是流程复杂，要求也十分苛刻，台湾大学做为台湾省内的顶尖学府，物理系也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

但王国祥通过了重重测试，最终做为唯一合格的学生被台大顺利录取，得知这个消息时，白先勇甚至比王国祥还要高兴，他看着王国祥的双眼里似乎有星光在闪耀。

从一起考上台南成大，到一起退学又重新报考台湾大学，王国祥和白先勇的人生轨迹总是交汇在一起。

白先勇在台大度过了相当充实和美好的岁月，他文思泉涌，接连写出《月梦》、《寂寞的十七岁》等小说，均是他少年时期的心境体现，笔触细腻而动人。

他们都如愿奔赴志向所在，这份少年时期萌发的情谊也在继续延续下去，与彼此相伴。

守望相助

1960年，还在读大三的王国祥因为身体不适去看了医生，本以为只是学业压力导致的劳累，没成想经过诊断，医生告知他患上的是“再生性功能贫血”。

这是一种少见的血液病，因为骨髓造血功能出现问题，病人需要长期的输血和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即使这样也很难治愈。

生病的那一年，王国祥在学校和医院两边跑，为了治病几乎散尽家财，可治疗效果还是不好。

血液类疾病一般都伴随凝血功能障碍和血小板过低，任何伤口止血都会很困难，没办法，王国祥只能先从学校退学，每月到医院输血治疗，每次至少要输500cc起。

那段时间，王国祥的牙龈也常常血流不止，眼睛里也总是有血块，看上去红得吓人。

在得知王国祥患病后，白先勇心急如焚，四处打听其他的治疗手段，王国祥也是个不服输的倔脾气，凭借坚强的意志，他一直在和病魔作斗争。

后来，白先勇的亲戚推荐了一个江南名医，有治愈这类病症的经验，他带王国祥去看过后，通过服用特制的中药，王国祥好转起来，终于不用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了。

20岁那年，白先勇大学毕业，挚友病情得到控制，自己也正是青春大好，意气风发的年华，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的时候，他却从家里听到噩耗：母亲马佩璋病故。

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坚强勇敢的母亲一直是他心里的支柱，她的离去让白先勇痛彻肺腑，体会到了命运的无情和残忍。

本来计划毕业后去美国读书的白先勇，推迟了四十多天才平复悲伤，坐上求学的飞机去往异国。

到美国后，他两年无法动笔写作，直到1964年才写下在美国的第一篇小说，所幸，在那些灰暗低落的日子里，王国祥都陪伴在他左右。

1973年春，白先勇和王国祥先后在美国定居，一个在圣芭芭拉当讲师，一个在东岸宾州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后。

白先勇居住的地方叫做“隐谷”，大有隐匿于市的韵味，但搬进来的第一天，白先勇就看到了院子里的景象：杂草丛生，藤蔓纵横，真是一片破败。

这让白先勇动了修剪花园的念头，但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他一个人肯定无法完成，于是他想到了王国祥。

得知白先勇准备重新改造居住地，王国祥立即过来当帮手，两人马上做起了园艺工作，清理出来几大卡车的杂草和灌木，屋子前边的花园才得以显现出本来的样貌。

都是和书本打交道的读书人，之前从没有这样劳作过，但有彼此陪伴，愣是每天都扎在院子里忙得腰酸背痛，用了三十天的时间完成了改造。

白先勇和王国祥还买来三棵意大利柏树苗种下，就像种下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干活的间隙，他们会拿出自己酿的杏子酒，坐在门廊前相互对饮，仰面着还有些温度的晚风，望着夏季的天空被夕阳的余晖染成漂亮的金色。

那时王国祥刚被录用，白先勇则拿到了终身教职，小说《台北人》刚刚成功出版，以后的日子就像这辽阔的天际，充满着无限的美好和希望。

转眼，平淡安稳的十年过去了，种下的树苗长成了三棵大树，俨然成了他们院子里的地标，加上另外一棵山茶花，远看非常显眼。

在这期间，白先勇写完了后来轰动台湾的《孽子》，这也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

书中描写了一群在台北街头仿徨的年轻人们，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大陆撤到台湾的军人，而他们却是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群体。

保守的父亲，“离经叛道”的儿子，感人至深的同性之恋，《孽子》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更是华语文坛首部同志文学作品，可谓开山鼻祖。

曾经有记者问白先勇，是否曾和父亲白崇禧谈过自己的性取向？

白先勇说没有，但父亲会看他写的书，看完后从不主动说什么，这在白先勇看来无疑是一种理解。

父亲的心愿一直是“希望子女幸福”，他也尽力做到了，对于儿子的性取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尊重和包容。

天人永隔

王国祥因为工作的关系总是在外面出差，有时去德国，有时候飞加拿大，但只有有空都会去白先勇家里小住，看看他们共同种下的花和树。

1989年，白先勇发现院里三棵原本青葱的柏树，其中一棵有点异样，有不少叶子变得焦黄，轻轻一碰就会掉落，这让他心中有隐隐的不安。

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国祥旧病复发，且发展迅速，之前的药方失效，眼见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住进了医院。

本以为病魔早已远离，却不知在身体里潜伏了二十年！

如今来势汹汹，此时的王国祥已经50多岁，身体不如当年，情况很不乐观。

即使如此，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忍耐力惊人，因为长期输液，手臂上的静脉都淤青红肿了，也不会喊一声痛。

可在与疾病抗争的日日夜夜，谁的内心都会被沉重和恐惧所占据，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

白先勇能做的就是时刻陪伴着王国祥，这是场艰巨的“战斗”，白先勇也要振作起来，用信心和意志力和爱人共渡难关。

有时从医院出来后，白先勇就带着王国祥去吃广东菜，点一份地道的广味炒蟹，这是王国祥最爱吃的佳肴。

接着两人去看电影，或者租些录影带回家一起煲剧、看访谈···用尽方法去短暂地远离疾病和痛苦。

就这样过去了三年，1992年8月，回到家的白先勇发现王国祥出现呼吸困难，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住院两天后王国祥精神恢复了不少。

白先勇一直陪护到了第二天下午，晚上王国祥让白先勇先回去吃饭，白先勇点点头，觉得王国祥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便说明早再来接他，殊不知这成为了两人最后一场对话。

第二天早上，万国祥出现心跳骤停，那几天白先勇都守在加护病房外，直到8月17日这天，心脏显示器上的波动变成了直线。

王国祥才刚刚过完55岁生日便离开了人世，白先勇陪着他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的旅途，接下来白先勇将独自面对失去爱人的生活。

把王国祥的骨灰带回台湾安置好后，白先勇就回到了美国的家，因为多日无人照料，花园里又多了些杂草和灌木，加上那年的圣芭芭拉出现旱情，草坪几乎枯死。

这让白先勇想起了刚到美国的那一天，可两人患难与共，相知相守的回忆还在，那个相伴38年的人却不在了，

这座花园一如他现在忧郁的心情，荒芜失色，沉浸在无尽思念中的白先勇再次搁笔，没有写作。

第二年，白先勇辞掉在圣芭芭拉加州大学分院的教职，开始研究《红楼梦》、重新编排推广昆曲《牡丹亭》。

他对世界的“无常”之感，从很小的时候便扎根了，随着身边亲友的离世，他越发感到人世之间，没有什么不会凋零和毁灭。

不管是有胆有识的名门闺秀、自己所敬爱的母亲马佩璋，还是身为桂系军阀领袖的父亲白崇禧，亦或是温润如玉的挚友王国祥，这些让他的生命发光发热的人，最终都离他而去。

1998年，王国祥去世六年后，白先勇写下悼文《树犹如此》，从17岁到55岁，从青葱到知命，他和王国祥的故事都通过这篇文章娓娓道来。

白先勇曾说，他和王国祥的关系是恋人，但远不止是恋人，他们的情谊超出了恋人和手足的定义，或许应该被称为“生死之交”。

2012年5月，白先勇回到了桂林，重新踏上了这片阔别将近六十年的故乡的土地，而当年兄弟姐妹总共十人，现在回到故土的只有他。

在榕湖宾馆开完会后，白先勇走在桂林的街头，前方迎来一群孩童，他们不知眼前的老爷爷是谁，叽叽喳喳地围了上来。

问了几个孩子的年龄，正和当年白先勇同家人们离开桂林时一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