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人”（mass man）是什么，在《大众的反叛》（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中，奥尔特加为我们做了充分且明确的界定。

奥尔特加在谈到“大众人”时，并非指无产阶级，他并不打算让我们去思考任何社会阶级。对他而言，“大众人”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类型。法庭上的律师、法官席上的法官、俯身麻醉病人的外科医生、国际银行家、科学界人士、私人飞机上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们受过教育，拥有财富或权力，但他们几乎都是大众人，与电视维修工、陆海军商店的职员、市政消防检查员或者酒吧招待没有重要的区别。奥尔特加认为，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种平庸者的独裁统治（a dictatorship of the commonplace）之下。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使人口的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并且随着新的人群的出现，文明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因为在奥尔特加看来，革命不仅仅是对现存制度的反叛，而且还要建立一个与传统秩序截然对立的新秩序。现代革命为普通人（the average man）、为其当今所属的巨大社会集团创造了一种与旧时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公共生活已被彻底颠覆。不受任何资格限制的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属于拥有最高主权的大众。在考察这一拥有最高主权之大众的集体假设的基础上，奥尔特加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文明的，但它的居民却是野蛮人。奥尔特加认为野蛮是由规范的缺乏来界定的，“如果没有可以诉诸的法律原则，就无所谓文化”。在大众社会里，哲学和艺术有着与法律传统相同的命运。

奥尔特加的“大众人”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他无法在自然的与人为的之间做出区分。廉价且丰富的商品和服务，包装好的面包、地铁和蓝色牛仔裤，自来水和一触即亮的电子设备，这些科技包围着他，就像自然世界的延伸一样，已经深入到他的脑海当中。他认为这里有空气可以呼吸，有阳光能够照射。他也预期电梯会上升、公交车会把他带到目的地。他分辨人造物与有机体的能力渐渐消失。他对神奇的大自然与技术天才视而不见，认为二者都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在奥尔特加的大众社会里，底层民众已经胜利了，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关心文明，而只关心机械化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大众社会的精神要求它无拘无束且唯我独尊；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并且在原则上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优越——奥尔特加认为，这就是“大众人”的信条。相比之下，“精英”（select man）只要服务于一个超验的目的，就会明白他必须接受一种奴役。“随心所欲”，歌德说，“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由此可知，大众人缺乏严肃性。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全部都是可替换的。一切事物之于他都是暂时的。他可能偶尔在悲剧中扮演角色，但普遍的情绪却仅仅是一场闹剧，大众人喜欢笑话。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要求娱乐并且喜欢耍性子，缺乏形式以及只有紧要之事才能引发的不可或缺的紧张。他的唯一诫命是“你应该期待便利”（Thou shalt expect convenience），“人们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自己真实的命运”。

并且，在奥尔特加看来，什么才是野蛮人的命运？对平庸之人来说，开放的生活世界使得他封闭了他的心灵。大众的反叛建立在普通民众心灵闭锁的基础之上，这反过来又“构成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灵魂对此如何做出反应，或者它是否会做出反应，奥尔特加在本书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其他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人与民族》（Man and People）一书中，他论述了个体本身的心灵斗争以及作为形成真实观念前提之一的“内在自我”（being inside oneself）的必要性，因为没有那些原始的、创造性行动的孕育，社会就会消亡。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而大众的反叛与这种增长就是一回事。但是，同一个现象的另一面却是可怕的，它不是别的，而是人类道德的彻底沦丧。”这是奥尔特加最悲观的看法。诚然，他说，就普通人而言，西方所达到的生活水平比过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但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就会有理由担心它既不能保持这一水平，也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极有可能倒退，跌落至更低的水平线”。在政治领域，他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大众是通过国家来行动的，并且在大众统治之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粉碎个体的独立性。

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战争和更新换代的速度，以及大众人逐渐意识到世界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人的信心被极大地动摇。此外，大众终究无法控制国家。不能说高水平的警察国家表达了他们大众的意志，也不能说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了被宠坏的孩子的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反映大众的支配，相反，它们展示了那些形成公共舆论和公众品味之魔术师们的技巧。普通人不可能想到他能理解或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坚定地相信他所看到的画面。20世纪80年代的平庸并不像五十年前那样自信，种种危机使其大为收敛。如果说人类在今天意志消沉，那么，其原因或许并不在于大众的反叛，而在于大众社会遭受的挫折，在于其太过现实主义之恐惧的越来越浓厚的阴影，尤其在于被困扰、被损害——如果说还没有完全被毁灭——之灵魂所感受到的痛苦。

可以肯定的是，奥尔特加有他的前辈。包括尼采在内的早期作家，曾经强烈地谴责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的出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将其称为“最后的人”），但奥尔特加绝非一个缺乏独创性的思想家。奥尔特加的“大众人”是19世纪艺术家所见到的中产阶级的后代——司汤达的小商人和外省政治人物、福楼拜的郝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巴力崇拜者。这些作家都是奥尔特加的前辈，并且某种程度上，他借助他们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一种被贬损的、面目全非的人类类型，一种世界上拥有数亿人的新生力量，正在支配着现代文明。

任何人只需读上一页奥尔特加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属于他自己。他博览群书，却不模仿任何人。法国作家马塔（David Mata）最近在《邂逅》（Encounter）中提到，奥尔特加是“一个源头，一个源泉。他是如此无学究气，如此朴实无华，以至于他根本不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家：他似乎如此透明，以至于他没有什么，只有光亮。对于他所思考的任何主题……他都散发出正午的光辉，偏见、部族偶像、各种实体形式在这里统统消失殆尽”。尽管他是一个文明的欧洲人，一个伟大的欧洲人（un grand Européen），但他的光辉却是独一无二的西班牙风格。

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犹太裔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发言人，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品有《奥吉·马奇历险记》《洪堡的礼物》《赫索格》《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