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饮冰室主人梁任公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中华书局是任公著作的坚定出版者，从一九一六年《饮冰室全集》到一九二六年《饮冰室文集》，再到一九三六年《饮冰室合集》，一百馀年来，持之以恒。近年陆续推出《梁启超文集》校订单行本，也受到读者好评。
今年七月十四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百岁手教已新华邦——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先生手稿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图书与手稿互为参看，可以为我们还原梁氏著作的撰写过程与刊行情况。
一九二二年秋，梁任公先生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其中《中国政治思想中之三大特色与四大潮流》经学生记录后连载于《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记录者曾介绍说：“吾校敦请任公先生来校担任讲学，亲炙教泽。时近半载，凡任公先生之口讲指画，均耳濡而目染，致令廓然无我之脑海，涵容古今来之政治真理，心领神会，兴味盎然。爰撮举其思想中之三大特色与四大潮流，以供诸同学耽研政治者之参考云尔。”
现选登《中国政治思想中之三大特色与四大潮流》一篇（收入中华书局《先秦政治思想史》），让我们共同阅读梁任公先生精深生动的论述，一起感受先生授课时的风采。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文集），梁启超 著 俞国林 校
中国对于全世界人类文化之最大贡献，究为何种学术？试再四图维，厥唯政治哲理。何以故？中国古来之大哲学家与大文学家，即为古来之大政治家。政治为人类进化之枢纽，亦为文化演进之中心点。吾国政治家绞脑汁耗心血，殚毕身精神而研究之，往往有独到之处，其智慧实有超越白晳人种之上者。故中国人种创造之能力与白晳人种相颉颃，毫无愧色也。 彼白晳人种，在希腊时代，以城市社会生活为发展人类一切文化之集合体，亦含有最高之政治理想。凡政治、经济、实业、教育、文学、艺术与哲学探讨、体育比赛、戏剧排演，以及一切公共会场之辩论，无不包括靡遗。此种城市社会之生活与行动，实为近代国家之起源与政治组织之导线，可断言者。 回溯吾国古昔社会，虽有狩、渔、畜、牧、农业之别，但构成国家要素，实以游牧民族为最。故古人名郡县之长为牧，而孟子常称国君为民牧。考牧字从牛，而义、善等字均从羊，此即为中华民族正义公道基本观念之表现。况牛与羊均为游牧时代主要产业，亦为统治民族之要点。观此吾国初民社会在西历纪元二千年以前，即播文明佳种，以施行牧民政策，缔成最高统治权之团体，而为吾民族光矣。 欧洲哲学，鲜有参杂政治思想；而吾国大哲学家如孔、孟、老、庄以及韩非、申、商之流，往往基于哲学而归束于政治思想。兹胪述其政治思想中之三大特色于次： 欧洲自十三世纪以还，国家主义日渐膨胀，探厥其因，实由两种社会扩大之结果。 （甲）市府社会 希腊城市兀踞于小山之中央，而环绕于平原山谷之间，故为人类固定栖息之优美沃壤，依天然势力，本人民觉心，而发展其政治活动之精神。吾人欲追溯西洋现代进化之本源，希腊当年社会生活，实占过去历史中之重要部分。至罗马亦为城市国家之一，□造成世界帝国之后，常依城市精神而统治，城市情形而组织。若论及欧洲近代具有城市国家之形式者，以意大利（Italy）威匿思（Venice）、詹罗亚（Genoa）、佛罗伦斯（Florence）、海西亚联盟（Hanseatie League）〔按，一般译作“汉萨联盟”。其后有脱文。〕 （乙）堡聚社会 意大利值中世纪之间，有一种堡聚社会，为团聚民族之所。彼俄罗斯京城，即为堡聚之一。吾人游历莱因河旁，见堡聚累累，已成为莱因河风景之点缀品矣。按堡聚性质，与吾国封建时代之采邑相似。唯欧洲封建与吾国略异：吾国封建由王侯分封而成；欧洲封建国家，非由市府放大而成，即由堡聚扩大而来。故一切政治设施，均根据市府与堡聚社会情形而演进。其根本精神有二：
此两种精神，始酿成为牢不可破之国家主义。凡欲鼓励国民爱国之冲动热忱，即揭此旗帜以相号召，时时运用其欺骗国民之手腕，仇视外人，遂致德人中其毒，日人被其蛊惑而不之悟。譬之种树然：欧人在十七世纪时，经营培植；至十九世纪，枝叶畅茂，美丽夺目；迄二十世纪欧战告终，此树方为群斧所斫而倒。彼提倡国家主义者，可憬然悟矣。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左四为张君劢）。
吾国祖若宗，夙不以国家为人数最高团体，而提倡超国家主义，目政治为一切人类行动之对象。其最高团体，以天下为目标。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以家为政治统治之起点，天下为政治统治之极则。其最高统治权，不以一部分利益而存在，以全体人类利益而存在，实为产生世界主义之肇端。观孔子对于国家与政府夙抱有最高尚之政治理想，其载于《礼运》之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吾国民族，日夕受大同思想之薰染与世界主义之浸渍，致令对外抵抗观念薄弱，对内团结力亦不坚强。披览二千年来之史乘，被他民族所蹂躏者屡，即为超国家主义之结果。虽满族为吾族所同化，反足以令河山增色。然以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与彼国家主义之民族相遇，往往一败涂地，甚至疮钜痛深，饮恨于心坎间而不能忘。将咎吾祖若宗流传主义之不当乎？抑为华会告终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主义为增进人类文化唯一之元素？
近代欧洲政治思想，以平等与自由为之鹄。吾国夙称数千年专制之邦，然人类平等自由之精神，则流行于天壤间。读“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句，吾国民族无特殊阶级为平等自由之障者，可见一斑。前清科举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数见不鲜。 此种平民主义之表现，即法国民族掷如许头颅、流如许赤血而购得之平民精神，亦不过尔尔。论及中国元首，毫无特权之可享，故“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语几成为社会父老之口头禅。彼英、日人民承认国王有先天特权，俨若天经地义而不可变者。吾国民族发达为最早，非无因也。遥瞻欧洲白晳人种，悉为阶级所支配，故贵族与平民之争，势成两橛。彼美国林肯之放黑奴，亚力山大之放农奴，法国经数载革命之流血，此非阶级战争而何？人民欲享自由平等之幸福，须出自由平等之代价。贵族之势焰虽大，而群众反抗之心愈烈。凡争之愈烈者，则得之也维艰；得之愈艰，故爱护之也惟恐不周。中华民族素无阶级制度观念，在不识不知中，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故爱护之心也轻且薄。譬之古懂，得之艰者宝之愈甚，传之子孙，则宝不宝矣。况中国既无贵族，又无资本家，其与争者谁乎？ 虽然，中华民族富有革命精神者也。汤放桀，武王伐纣。桀、纣为残贼之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此为孔孟提倡平民革命之思想，亦即为民本主义之表现。此种主义，既入吾国人民之脑海中也深且久，一遇暴君污吏，即怒发而不可遏。故吾国由君主专制，一跃而为共和国者，实由国民涵育民本主义已根深蒂固。种民本主义之因于前，食民本主义之果于后也亦宜。 社会主义之思想，欧洲自十八世纪即胎生而出。一时风起浪涌，鼓荡于新旧大陆之间，政治家与经济家往往以社会主义为思想之出发点。吾国哲学兼政治学家如孔孟辈，不教民以富，即教民树墙下以桑，其经济思想之出发点，亦含有社会主义在。彼欧洲经济家之鼻祖，如亚当·司密斯之生产论、马克斯之分配论，而尤以亚氏之价值论为世界言经济学者不祧之宗。然其研究经济学说之线索，均以社会为之先导。吾国地旷人稀，物产丰富，分配较生产为尤要。《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欲将一国经济上之富源，须平均分配于全国之民，方合经济原则。此与经济学中均产主义相似：人民有享受均产之利益，则垄断者无所施其技俩。此为社会主义之唯一要素。乃纵览吾国载籍，由唐迄周，二千馀年，重农主义，盛于一时。降及春秋、战国之际，卫文公之通商惠工，管子之重商，墨子之重工，白圭、计然、范蠡之善货殖，均带有社会主义之色彩；若许行则为绝对之无政府主义，孔孟为极端之社会主义。其根本精神，均以裁抑豪强兼并为第一要义。彼欧洲民族，鲜有能享受经济平等之机会，吾国民族则反是，此实受社会主义之赐也。
吾国民族栖息于神州大陆之上，受各主义之浸渍与各学说之调和，而产生一种特殊之文化，以贡献于全世界之人数。欧洲人士，食而化之，扩而充之，推阐入微，以还饷我国人，此互以文化相沟通，亦互以文化相报酬者也。 儒家之鼻祖为孔子。其讲道论政，均以人生哲学为出发点，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语，即为其思想之结晶体。以同情心为结合社会之唯一元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即根据同情心而谋人数意识之扩大，本人类互让与互助精神，以尽量发展同情心于可能性的范围。至政治目的，不外于提高人格。其政治方法，即为推广教育。以人类最低限度之同情心，导引至最高限度之同情心，而达到理想之仁的社会与伦理的社会。唯同情心之扩张，有亲疏厚薄之分，“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顺亲疏厚薄之等差，以表现同情心之真结合。以德为施政之基础，以礼为施政之工具，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为儒家超权利政治之观念，亦即为儒家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提高人类优美高尚之生活。彼希腊政治思想，以养成高贵人格为目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氏以伦理国家为完成高尚人格之机关，与儒家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若合符节云。 兼爱为墨家唯一之主张。其兼以易别者，兼为全体，易为部分。墨家思想，重全体而轻部分。其同情心虽与儒家同，而差等心则绝对否认。墨子以利害心为出发点，故抱定交利主义。其交利之法：“有馀力以相劳，有馀财以相分。”与英、美实利主义，及边泌氏之以最大多数即为最大利益相似。其摩顶放踵利天下之牺牲精神，实系人生哲学上最重要之位置；而利天下之方法，均为有所为而为，与儒家无所为而为者，迥然不同。资本家则力为排斥。劳动则视为唯一之生产要素，凡有不劳动而得之利益，即视为盗窃行为，与马克斯社会主义相埒。希腊哲学家索谢马秋氏（Thrasymachus），视专制君主以整理国家产业作为己有，即为盗窃行为，与墨子谓“亏夺民衣食之财”，有何上下之别？至论其物质生活，则减至零度，洵具有东方基督教之牺牲精神。视天为有人格，故以天为其宗教运动，其政治则绝对建设于平等之上。抱民本主义而发为“君臣萌（萌即民），通约也”之言论，与欧洲十八世纪之卢梭民约论，真可后先辉扬于两半球之上。故名之曰民约主义。
道家之鼻祖为老庄。其五千言之《道德经》，即奉为金科玉律。以自然法为其出发点，恃万物之自然而莫敢为，为则败之；恃万物之自然而莫敢欲，欲则祸之。故有“无为而民自化，无欲而民自朴”之语。为则为自然之损，欲则为自然之累；其无为即无所不为，无欲则无所不欲。否则，“有嗜欲者天机浅”。视自然之道，先天地而生，亦先天地而存。其政治建设于绝对自由理想之上，使民无知无欲，老死而不相往来，以达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之的。吾故名之曰自然主义。厥后流而为杨朱之为我，倡“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之论调，冀达其“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之理想政治。此与西历纪元前三〇六年在雅典讲学之爱璧鸠鲁氏（Epicurus）之自然论（On Nature），中西如出一辙也。其结果非至实现无政府状态而不止。 法家思想，以物有准则，藉权衡尺寸，为法之工具；藉规矩方圆，为治国之要纲。法家主义，虽有术治与势治之别，而以物准为思想之出发点则一。故舍己而以物为法，即为法家思想之根本精神。人民在政府万能之下，为物准所束缚，而不能参加丝毫自由之意志，致令人数个性之特质，隐伏而不能显现。倘人民意志、自由活动于规矩绳墨范围之外，则施行其极端之严极干涉主义。《管子》谓“不为爱民亏其法”，《韩非子》谓“背法则乱”，此即法治精神之表现。故名之曰法治主义，颇为精确。
以上四种政治思想之潮流，自吾祖若宗，经数千年流传而下，日渐调和，日渐濡染，萦回吾人之脑海中，优游涵养。如饮食然，调和五味而食之，无不觉其味之美也。即有嗜好之不同，而美味之可口，则有同然焉。积四千馀年之薰染陶育，遂铸成一种酷好真理与酷爱和平之民族，而相生相养于东亚大陆之上。其眼光不为国与种族之界限所囿，故谓为全世界人数各个的人格“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之优秀民族，谁曰不宜。 选自《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文集），中华书局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