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长明灯》创作于1925年2月28日,最初连载于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刊》中,后收录于小说集《彷徨》中。这篇小说是继《狂人日记》之后的又一篇揭露专制社会“吃人”本质的篇章。对整个专制制度和压迫阶级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长明灯》中的“疯子”如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一样,都是当时黑暗社会中的反抗专制的战士,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受到了来自专制统治者和愚昧无知民众的的围剿与扼杀。
故事中的“疯子”继承了其父亲的不安分,想要冲破保古势力的囹圄。他的反叛行动就是要熄灭吉光屯的那盏从梁武帝时就一直燃着的长明灯。这盏灯被吉光屯的屯民奉为神明,他们认为“那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要变泥鳅。”
但在“疯子”看来,这盏灯却是种种灾难(如蝗虫、猪嘴瘟等)的根源。他发出了“熄掉他罢”的强烈呼声,并且在受到周围人的瞒与骗的伎俩时,他更是提出“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当“疯子”的反抗行为遭到阻挠而不能得以实施时,他又喊出了“我放火!”的彻底的战斗宣言。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蝗虫、猪嘴瘟等,灯“熄了也还在”,但他还是坚持“我只能姑且这么办”。
其实,“疯子”明白别人是靠不住的,长明灯只能自己去熄;他还明白,温和地说服民众是空想,唯有直接放火,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余孽。然而,孤独的启蒙者是无法被众人理解的,他只能承受着守旧者们的悲悯、轻蔑、恐慌和敌视,被安上“疯子”的污名,最终被扼杀在旧势力之下。
更悲哀的是,儿童——未来的希望,还在拿启蒙者的口号作戏谑的歌谣,就像愚昧的民众还在拿革命者的鲜血做药引。何以如此?
长期的专制暴政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惯性。统治上的奴役、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控制以及社会治理上的野蛮、任性、武断、暴力,长期侵袭着民众的灵魂,从而形成一种奴性的守旧的历史惯性,挥不去的专制一直萦绕在麻木无知的民众心头。
鲁迅写这篇小说的背景是“溥仪出宫事件”,这个事情让鲁迅既愤怒又迷茫。辛亥革命都过去十几年了,清王朝早已被推翻,张勋复辟的闹剧也过去很多年,但还是有人在怀念过去的社会、过去的制度、过去的人和事。
曾经我们革命的旗号不就是打倒专制、皇权、暴政,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会吗?但时至今日,为什么我们还在怀念专制?难道“专制制度”能够长生不死,如同长明灯一样永远长明?
所以说,鲁迅期望熄灭的“灯”,不是“疯子”要熄灭的社庙里那盏有形的“灯”,而是人们心中那盏专制暴政和奴性文化的“不灭之灯”。
挥之不去的专制阴影,走不出的专制命运的轮回。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以及普通民众依然表现出对皇帝的依赖、眷恋。皇帝是旧社会、旧制度的代表,是皇权专制制度的代表。
每到时局的混乱、社会的动荡的时候,老百姓就迫切希望出来一个强势人物出来力挽狂澜,荡平各路势力,给他们一个和平安稳的环境,好安稳做奴隶、奴才,“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民众奴性难改,奴性文化已经渗入到了每个人的肌肤之中。鲁迅感慨:“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以改变的么?”
觉醒的个人试图唤醒或启蒙愚昧的庸众,改造他们的意识,却往往被庸众拒绝理解与接受,并视他们为必须镇压或除去的疯子。鲁迅他们这样的人无法获得愚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也不过如此”,甚至反被他们以群体的形式打压迫害,“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
《长明灯》 中的“疯子”虽然对社会清醒的认识和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又有着强烈的叛逆思想和激进的叛逆行为。但他的反抗行为却受到来自专制统治者和愚昧无知民众的双重阻扰。专制统治者打击“疯子”这类人无非是维护其专制统治,而民众阻扰则反映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被专制制度及各种势力所吞噬、残害。可他们不但不觉悟,甚至还参与“吃人”的活动。
“疯子”要吹熄那盏长明灯,这对于屯民其实是十分有益之事。然而屯民们并不理解,他们将自己的拯救者当作仇人看待:他们训斥辱骂他,并且预备“同时同刻,大家一齐动手”打死他;甚至连小孩子都戏弄他,偷偷在他头发上粘两片稻草叶,擎着苇子对他瞄准射击。为了保护长明灯,屯民与四爷之流合谋,要置“疯子”于死地。可以透视出当时社会的保守、 愚昧、麻木和陈腐以及专制制度的强大。
令鲁迅最为痛心的是,愚昧麻木的群众成为可悲的看客,历史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又以一种强大的精神惯力腐蚀和毒害着幼小无辜的孩子,使他们变成小看客,代代相袭。
鲁迅敏锐而沉痛地发现:在“铁屋子”的时代,庸众愚钝不觉。民族生命脆弱,民族劣根性不断地被复制。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文化造就出国民不健康的灵魂和人格,而国民的觉悟又关系到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命运。为此,鲁迅激愤地呐喊:只有唤醒国民,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正常生存权利,才能实现民族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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