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杨立三

1980年1月，洪学智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洪学智曾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抗美援朝时期又担任过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洪学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奠基人。

可如果要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在洪学智之前还有一位老前辈，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就从事后勤工作。

而这个人就是杨立三。

杨立三是建国后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从朝鲜战场归来后，于1954年2月担任了总后勤部副部长，成为杨立三的副手。

遗憾的是，杨立三于1954年11月28日因脑癌病逝于苏联，享年只有54岁。

杨立三去世以后，黄克诚担任了短暂的2年时间的总后勤部部长。

一直到1956年2月，洪学智才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红军大管家

杨立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创始人，这话绝对不是溢美之词。

1900年，杨立三出生于长沙郊区一个佃农家庭，曾在小学教过书，过过一段时间半耕半读的生活，1920年，杨立三参加湘军，在湘军中当过文书，从事过军需官的工作。

1927年1月，杨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尽管杨立三从事军需官的工作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他在后勤保障这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

当年9月，杨立三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杨立三担任了副官兼经理处处长，就此承担起了主管后勤的重担。

就在大会上，毛主席还对杨立三说：

“立三同志，我们吃饭靠你喽。”

虽然困难，但杨立三却承担起了这份历史重担，一干便是一辈子。

图|毛主席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在给彭德怀介绍杨立三时，曾风趣幽默地说：

“他是省城上山的，是我们的“粮草官”“

井冈山上，除了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原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军，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队伍，红军一下子多了上万张嘴，那时的人民军队，才初步草创，一切的制度尚未成型，但部队打仗，每一名战士都要张嘴吃饭，都要穿衣服，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无疑相当困难。

可杨立三并没有埋怨叫苦，而是竭尽全力解决部队困难，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创造了奇迹。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彭德怀曾当众夸赞杨立三：

“3万多人，隐蔽待机25天，粮食消耗量极大，全靠杨立三负责筹措，其功劳之大可想而知！第二次反‘围剿’，让我认识到杨立三同志对于我们红军的重要性！”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杨立三担任了总供给部部长。

要知道这个担子并不轻。

杨立三迎面碰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队衣服的问题。

图|秋收起义

1931年冬至1932年夏，杨立三领导战士们修建了宿舍和食堂，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但是战士们身上的棉服却迟迟换不下来。

当时的瑞金，红军不仅没有自己的被服厂，就连当地民间本身也没有被服厂，老百姓缝补衣物，全都是自己买来布，自己染色、自己缝制。

杨立三最初想得也比较简单，就是给每个战士发钱，让他们自己买布做衣服，结果钱是发下去了，后来却出了问题。很快司务长朱达就向杨立三反应，发的钱不够做衣服。

“瑞金城里的布料价格至少是四毛一分钱，你给每个人发了三毛五分，还差6分钱，连买布料的钱都不够。”

杨立三一下子傻眼了，后来他跑到市面上亲自去调查了一番，果然如朱达所说。

这可怎么办呢？

钱是不可能再多了，战士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杨立三恨不得将一分钱当成两分来花，他给战士们三毛五分钱自己做衣服，还是精打细算算出来的。

就为了几分钱，杨立三成了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图|彭德怀

不过需要明确一点的是，那时的红军分散在各处，各个队伍的后勤保障都有自己的一套模式，而杨立三主要承担中央红军的后勤工作，他也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模式。

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红军整个后勤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局限于战争年代环境下，杨立三只能尽量地节省，这种习惯一直贯穿了杨立三整个工作生涯。

另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杨立三让战士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没有衣服，他就发钱给战士们自己去做，没有住的地方，就发动战士们自己去建造，而没有粮食，就发动战士们自己种粮种菜。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

杨立三作为八路军后勤部部长，负责了全军的后勤工作，那时八路军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枪支弹药，另外一个就是军费粮草。

事实上按照国共方面的协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辖，蒋介石应当整体承担八路军物资供应，而且国共协商时，蒋介石确实答应按照编制来给八路军军费。

图|苏区妇女为红军编的草鞋

可蒋介石为了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不仅仅在军费补给上限制，到了抗战后期还派兵封锁根据地，加上日军在后方扫荡，八路军普遍面临补给困难的情况。而且因为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物价也是水涨船高。

杨立三为此开动脑筋。

为了保障人们的生活，杨立三一改过去以货币发放津贴的方式，而是改用实物为单位，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杨立三选择用“小米”作为单位，所有的费用都用小米的数量来计算，比如原来津贴是1.5元，改发小米12两；菜金每人每日小米3两，后来从部队到地方，都采用了这种以小米为计量单位的方式。

后来杨立三还自己发明了一个计量单位——“饻”。

一“饻”折合下来，包括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食油5钱，盐5钱，中等家用煤1斤半。

为了确保每个人领取到的津贴合理，杨立三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研，然后依据市场行情，计算“饻”的值，然后再折合成实物发出。

事实上这种以实物作为货币单位的方式，不仅仅有效缓解了后勤困难的难题，还奠定了根据地在战时的经济制度，事实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50年初，北方地区还采用的是以粮本位为主的经济政策，一直到经济稳定下来以后才作废。

不过要从现实的角度衡量，杨立三在战时为我军创造的后勤体系，在建国后便有些落伍了，因为国家建立以后，后勤保障不再是一城一地，而是要放眼全国来衡量，而且随着现代化军事的发展，后勤保障也越来越不适用于战士的方略。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各个野战军处于各地，事实上当时的中央军委，只是保留了总后勤部的部门，各大展区以及野战军都是采取自行供给的方式。

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杨立三对我军后勤工作的突出贡献。

图|正在编草鞋的八路军战士

1952年10月，杨立三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为志愿军后勤保障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事实上依托于过去后勤工作的经验，杨立三是会有很大的作为，但不幸的是他因劳累过度，不幸早逝，搁下了未尽之事业。

至死不愿意多花国家一分钱

长期忘我的工作，导致杨立三的身体状况始终不是很好。

1950年夏，杨立三劳累过度病倒，随即被送往医院，尽管后来痊愈出院，但他的身体情况却每况愈下起来。

秘书处的同志见杨立三身体依然很虚弱，决定每天给他加一点水果，以补充营养。杨立三早上来到办公室，看见摆放的水果，不仅予以拒绝，反而还写信批评秘书处：

秘书处：

我从医院回来三天了，不知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新制度，每天配给水果了。第一天送来水果以为是偶然的事，第二天我有点怀疑了，但今天仍然又送来了，这就不是偶然的，而是成为规矩了。查我们是吃小灶的，小灶规定是两个菜一个汤，并没有规定有水果。现在不知不觉来了水果，这完全是超制度的了，超制度就是违法。我既从未享受过此待遇，上级也未规定有，又何必使我们违法呢？

杨立三

七月十五日晚

杨立三的许多习惯，依然还是沿袭战争时候的标准。

图|《杨立三传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立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每天都被大量的工作所占据，按照国家对于干部的标准，杨立三是可以享有警卫、通信员、炊事员等等数人的工作团队，但杨立三长期以来自己操劳惯了，对身边突然出现的这么多勤务人员很不适应，于是主动辞掉了通讯员以及炊事员，并让警卫员兼领通讯员的工作。

“后勤就是服务工作，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怎么能叫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浪费革命力量。”

杨立三担任后勤部长、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长期接触大量的物资，管理着很多军需被服厂以及食品厂，这些工厂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让领导来试用工厂生产的服装以及食品，变相的享用国家资源，杨立三很反感试穿、试吃，不仅自己拒绝，针对这种情况，杨立三还做出严格规定：

“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

军委后勤部在石家庄期间，杨立三带着工作人员，利用闲暇时间开荒种地，一如当年在红都瑞金时候的习惯，后来这批菜丰收以后，秘书将这批种植的蔬菜按照人头分成几分，并分给杨立三一部分，杨立三却拒绝要，理由是自己经常出差，劳动时间短、出力少。为此还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秘书处：

镇江 文清：

基于下面两点理由，把分给我的钱退回去：

一、无功不受禄。

二、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谓之剥削。

古语今云，其义一也。

杨立三

九（月）四（日）

杨立三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有时甚至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图|杨立三给中央秘书处的信札

建国初期，苏联派出了许多顾问来到中国，包括总后勤部以及后勤部隶属的各个业务部门，隶属于总后的苏联顾问，是50多岁的苏联上校莫洛霍夫，霍夫斯基是1922年参加的苏联红军，从一名伙夫成长为一个方面军后勤部长。

杨立三对苏联顾问，既满怀着尊重，同时又限制他们各种逾越制度的需求。

莫洛霍夫来中国以后，先是住在北京饭店，每天乘车前往到位于东单大街内务部街5号总后勤部上班，那时的中国，在生活条件上还很艰苦，按照需求，总后每个月给苏联顾问定量的60加仑汽油，可莫洛霍夫本人并不太注意这一点，一个月才过十几天，就把一个月的份额用光了。

那时中国对于苏联顾问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都会满足，霍夫斯基向翻译提出多给一些汽油，翻译感觉不大好意思，找到杨立三，希望能争取一下，结果被杨立三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给他的汽油已经很多了，搞后勤的人要坚决执行规定。”

翻译试探地问了一句：“能不能这个月多给一些，下个月让他注意一下”，结果杨立三毫不通融，严词拒绝。

莫洛霍夫只好每天早起步行去上班，尽管如此莫洛霍夫也没有为难杨立三，对他反而愈发的尊重。

1953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总后勤部财务部，改为中央军委财务部，并让杨立三兼任财务部长，杨立三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图|李达给杨立三写的信札

1954年5月，杨立三总是感觉头昏脑涨，左耳下起了一个疙瘩，导致左脸麻木，夫人李琴硬催着他到医院看看，可杨立三总是借口工作忙碌，不肯去看病，还是李琴借口感冒，硬拉着丈夫一起到医院治疗。

结果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初步诊断是患了癌症，但局限于医疗条件，没办法确诊，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决定送他到苏联治疗。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杨立三依然拒绝：

“去苏联治病，花钱太多，还要花国家的外汇，还是留在国内想办法治吧。”

杨立三自己就是干后勤的，管理着国家财产，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擅自动用这些财产，还是在中央的劝说下，杨立三才同意赴苏联治疗。

九位元帅出席葬礼

杨立三自己低估了自己的病情，苏联经过一番检查后，确认杨立三是患上了恶性脑瘤晚期。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立三依旧不愿意因为自己的问题麻烦国家。

在苏联治疗期间，医院给杨立三提供的是西餐，但杨立三自己吃不惯，胃口很差，可他的病情又十分严重，营养必须跟上，以便增强抵抗力，杨立三的夫人李琴一开始想求助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是跟丈夫商量：“吃饭时能不能到大使馆去吃。”

杨立三一听，犹豫了一下便摇了摇头：“那太麻烦了，还是不去了，也许会慢慢习惯的。”

图|张闻天、刘英夫妇

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是张闻天，他的夫人刘英到医院探望杨立三，这才知道他吃不惯西餐，于是主动说服他，每天由大使馆为他提供一道中餐，打回医院吃，杨立三这才勉强同意，但妻子李琴在打餐时，杨立三还不忘嘱咐：“每天到大使馆打餐，一定要记得付款，不要占国家便宜。”

杨立三的病情恶化很快，从1954年5月发现，到他去世，总共也不过只有半年的时间，一直到临终之前，杨立三想的还是工作的事情。

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在莫斯科去世，享年50岁。

消息传回国内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痛心疾首，执意要为杨立三抬棺：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杨立三同志的救命之恩，我必须要送他一程，不然就是死人都会说话的。”

图|周恩来

周总理提到杨立三的救命之恩，指的是长征时期，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患上了恶性肝脓疡，几乎是九死一生，病情好转后，周恩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虚弱，鉴于这样的情况，彭德怀立即找来了肖劲光，商量组建担架队的事情，时任干部团团长的陈赓要求担任担架队队长，杨立三也坚持要求加入担架队。

那时杨立三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陈赓也劝说他不要参加担架队，但杨立三坚持要求加入其中。

之后连续几天几夜的行军，杨立三几乎寸步不离周恩来，小心翼翼地照顾，直至将周恩来抬出草地，结果周恩来身体刚好，杨立三就病倒了。

尽管已经是时隔多年，但周恩来始终没忘记这份恩情。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亲自担任杨立三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成员包括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肖劲光、刘亚楼等20人。

杨立三的骨灰送回国内后，1954年12月5日、6日，国防部为杨立三举行了吊唁仪式，12月7日上午召开追悼会，周恩来亲自出席追悼会，并做了长篇讲话。

运送杨立三的灵柩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途中，周恩来、彭真以及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徐特立、吴玉章执绋引棺送灵，而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帅则是在左面执绋，一路将杨立三送到北京八宝山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