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出现了五种刑法，被称作五刑，除了砍头的大辟以外，还有“墨、劓、剕、宫”，分别对应着刺字、割鼻、断足和阉割，这就仿佛是印章一样，让民众们知道并远离这些有过前科的人。
随着时间的发展，又出现了囚服，同样，其他阶层也出现了属于自己的标志，最常见的便是清代时期官员胸口的补子图案、头顶上的花翎等。
可有这么一个阶层的标志，不仅数量多，包含的深意还很复杂，没错，这就是士兵胸前的标志，总共分为“兵、丁、卒、勇”四个类型，有趣的是，明明都没有什么职级，却有四种不同的标志，这是什么原因呢？
作为少数民族开创的朝代，清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掌权时期一样，对于外族人始终抱着怀疑和忌惮，这点对于汉族尤为明显。
在满族入关之前，其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为八旗兵，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等八种旗帜为标志。
八旗各有旗主，而且是世袭的爵位，旗兵都是私有制，这是因为满族各部落统一之后，为了方便管理，给各个部落首领最大的权限，然而等到明清之争时，八旗损耗过大，导致入关之后战力逐渐跟不上。
于是清太宗又设置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以及绿营兵，通过其他民族补充自己的战力，用来统一天下。
在这个期间，八旗、绿营身份较高，由清政府开销供给，可随着大局已定，天下逐渐平稳，八旗和绿营子弟的繁衍生息给清政府造成许多负担，原本的兵饷根本不够这些兵户开销，又因为是兵户，这些人也没有办法从事其他行业，从而致使他们生活窘迫。
绿营都还好，毕竟都是些汉人，稍加抚慰也不敢掀起多大浪，可是这旗人就不一样，怎么说也是从东北跟着皇帝一路打下来的，照顾不好难免要遭闲话。
为了缓解矛盾，清政府不得不扩大兵额，让旗人有一定的自救能力，那就是不管老少，都在兵籍挂上名字，这样一来，每家每户能吃到兵饷的人多了，可惜质量却急转直下，到了康熙年间，八旗士兵早就没了往日的骁勇，纪律涣散且不堪一击。
不过无论怎样，朝廷还是给了八旗与绿营相应的称号，这就是我们从影视作品上所熟知的胸口上有“兵”字的那些士兵，可以说，这些人是入了兵籍的正规军，相当于公务员，吃喝由政府管着。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扩大兵额的恶性循环，清廷再度要面对昔日入关的问题，那就是战力不够，没办法应对国内国外的矛盾与冲突。
前面说过，康熙年间应对三藩之乱时，八旗的弊端已经展现。
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犯上作乱时，绿营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这一下子两个主要战力都不行了，那就得重新找一个出路，不过在找出路之前，要思考为什么八旗和绿营战力陨落的如此之快。
曾国藩想到了，其他人也找到了原因，于是，在面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创办了湘勇，也就是招募制度，之前八旗和绿营都有自己的的固定分区，就像是军区一样，只负责守护自己脚下的土地。
湘勇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世袭的体制，也没有固定的土地，哪里有战乱，就要去哪里作战，从最开始的“战时募集，事毕解散”，到曾国藩细订制度后，这些没有编制的乡勇百姓异军突起，勇营制度就此诞生。
这群走南闯北的“临时工”待遇属实没有正式工好，根据《清史稿》记载，勇营“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
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细化制度之前，勇营的人数不一，兵器有好有坏，甚至练兵饷也没有固定的数额，可即便如此，他们发挥的作用完全凌驾于正式工之上，这些临时工胸口也有自己的标志——“勇”。
就是这么一群不起眼、不被重视的“杂兵”，一度被视为是清廷正规军的附庸，曾国藩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商鞅变法中获得的灵感，给勇营的士兵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本就没有固定收入的勇营群情高涨，从江南到新疆，以一己之力将大清的国祚硬生生延长了许久。
这种制度无疑成为清朝晚期保卫国家的中坚力量，清政府决定按照湘军的编制练军，勇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谁知道甲午海战之后，兵制再怎么优化，也很难抵挡洋枪洋炮的冲击，清政府又开始改革，希望能拥有一支掌握西方先进兵器的新军。
想法固然是好的，只是思想没有改变，就算给蚂蚁一颗原子弹，它仍旧会被无情的碾死，清朝政府的这次改革，给自己埋下了覆灭的祸患，一手培养起来的新军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就成为终结满清统治的第一股有生力量。
除去军制的标志，很多影视作品里，还有不少身着“丁”和“卒”的工作人员，他们又是什么人呢？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吏”的演变。
正所谓“官吏”，官是官，吏是吏，县官管理着一个县城的政务，手下的“吏”有收税的、看管牢房的、统计支出的等，这些辅助县官处理政务的帮手，统称为“吏”，根据朝代不同，有些“吏”是可以世袭的，有些则需要县官自己养着。
比如明朝时期，各地的县官都是流动的，考中了科举就被安排到各个基层当干部，但当地的胥吏却是扎根地方的，就出现了“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胥吏”这种情况，胥吏不敢不听长官的，不过作为“地头蛇”，阳奉阴违也足以让长官焦头烂额。
到了清朝时期，明代许多恶习仍旧延续了下来，每个衙门里都有不少当地的胥吏，他们与乡绅之间互相勾结，老百姓见不到地方长官，能直接接触到的，只有这些处理具体政务的胥吏。
在他们的手中，握着长官命令的“最终解释权”，什么丈量田地增减一些、工程克扣一些等情况层出不穷，长官自有上升的渠道，也不愿多管这些地头蛇，导致地方上乌烟瘴气，老百姓对待胥吏的态度几近厌恶。
“卒”就是吏的一种，它的意义并不是“兵卒”，跟兵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其工作职能就是监管犯人，只不过从之前称呼的“狱吏”变成了“狱卒”。
这些人身上充斥着自古以来狱吏都有的恶习，光明正大的索要贿赂，熟悉《水浒传》的朋友们都知道，梁山好汉只要有入狱的，定会上下打点，让狱吏好生照看，到了之后的几个朝代也是如此，不论犯了什么罪，其家人都想让其在监牢里不要吃那么多苦头。
只是等着收钱就够了吗？显然不够，前面说过，地方官是流动的，任期满了或者政绩够了，自然有上升的渠道，可对于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再有能力和知识都改变不了命运，还不如舒舒服服的守着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们还会虐待犯人，或是明着暗示犯人的家属，用来索要钱财，没什么大事，就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舒适惬意。
除了“卒”，电视剧中还经常出现胸口顶着“丁”字的演员，这些人同样没有什么正式编制，就像服徭役一样，朝廷需要，你就得上去帮忙，“丁”主要由汉人组成，干的就是些苦力工作，帮忙押送粮草、运输物资等。
表面上似乎这些人不需要上战场上搏命，可谁都知道，打仗除了拼实力和计谋之外，拼的就是后勤，后勤跟不上，这些人就要掉脑袋，而且熟悉兵法的都知道，瓦解一支军队的最好方式，就是先劫了对方的粮草，断了对方的粮道。
因此，“丁”的工作安全系数也没有那么高，更何况“卒”还能捞一些油水，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押送粮草可没什么油水可以捞，这是关乎三军的重任，不仅累，还要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府一直采用着压制汉族的政策，他们最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想通过“满汉一家亲”的说辞稳住天下的读书人，另一方面又担心汉族再度崛起，可到了紧急关头，又不得不动用汉人保护清朝的社稷。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许多少数民族都选择了主动融合，不论是北魏还是辽国，他们都以正统自居，却毫不忌讳百姓，甚至就连蒙元，对于汉人的压迫也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
清政府一边想做华夏的主人，一边又没办法端平这碗水，导致清朝百余年间民间起义不断，从来无法根治。
华夏民族从来不是通过血统甄别，而是对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把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也从来不是什么强权，而是对于文化的尊重和彼此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