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所写的诗很多，他不似清朝皇帝乾隆一口气写了一千多首，而是有感而发，每首诗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化用的典故也与背景相得益彰。
在1961年，毛泽东收到了三位湖南友人的礼物，这让他非常感动。
尤其是其中来自九嶷山的斑竹，其背后带着的蕴意，令毛泽东诗兴大发，于是写下《七律·答友人》这首著名的诗词。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解释，这“友人”指的是周世钊。
那么，这位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友谊是如何产生的？这位友人又缘何值得毛泽东将其奉为一生“知己”？
五年同窗情、志向亦相通
周世钊出生在湖南宁乡，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韶山相邻，而两人初次见面则是在中学阶段。
毛泽东年少好学，在母亲文七妹的支持下一直顶着父亲的压力学习。
他好学、聪明，在初中时考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而周世钊与他大同小异，也考进了这所学校，两人同班、同寝。
后来，省立第四师范被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徐特立、杨昌济等民主教师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周世钊两人。
他们两人学习成绩非常出色，毛泽东素有远大志向，他希望通过学识，找到一条改变国人的路。
而这一点也与周世钊不谋而合，他们两人经常谈论学术，讨论国家时事。
他们上课在同一个教室，睡觉在同一个宿舍，就连自习也坐在一张桌子上，正因如此，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同学们的眼中，毛泽东是“智囊”“怪才”，而在老师们的眼中，毛泽东则又是“异才”“伟器”。
而周世钊也同样如此，他为人敦厚、性格温和，是同学们眼中君子的典范，尤其是在诗词、文学思想上的成就，更是为同学们津津乐道。
从1913年入学到1918年秋毕业，两人度过了求知欲最盛的年纪，也是两人“风华正茂”的年纪。
这样年少结下的情谊，让毛泽东在日后常年革命中依旧铭记，怀念。
他在晚年时曾与警卫说：
“人在晚年的时候，总喜欢怀念旧事，回忆旧人，因为在人的心中，这段回忆是那么美好。”
在一师毕业之后，毛泽东就踏上赴北京学习的路，他此行的主要工作是筹办赴法勤工俭学，此外就是应杨昌济之邀到北大去旁听学习。
而周世钊则到了长沙修业小学教书，与毛泽东选择革命道路救国不同，他笃信教育救国，并为此可谓奋斗一生。
后来，毛泽东回到长沙，周世钊还为他谋了个小学历史教员的差事。
虽然毛泽东在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创办《湘江评论》报刊上，可周世钊的支持，是毛泽东一无所有时的巨大助力。
后来，周世钊又见证了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的爱情。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准备到武昌去。
临别时，他特地找到周世钊，两人如当年读书时那样畅谈。
毛泽东让杨开慧去买了许多东西招待周世钊，两人分析时事，毛泽东还希望周世钊可以在长沙坚持革命斗争，以民主人士的身份。
周世钊告诉他：
“润之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顶得住，也立得稳！”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次一别，居然是23年才再次相见，而杨开慧却又在不久之后遭到反动军阀的残忍杀害。
23年后再会、周世钊写下《从毛泽东登岳麓山至岳麓宫》
风雨飘摇的年代，毛泽东始终在外进行革命运动，而周世钊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着教育工作。
周世钊知道毛泽东这位友人革命的不易，在毛泽东刚上井冈的时候，周世钊就曾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给毛泽东传递书信。
后来毛泽东带领红军从井冈山到延安实现大转移，周世钊得知后发自内心为好友的胜利感到高兴。
可毛泽东事务繁忙，而周世钊一直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两人之间只剩下书信交流，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1949年解放军来到长沙市外面，当时周世钊已经是省立一师的代理校长，他想到反动派可能在撤退时强夺学生的财产，于是他组织学生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学校财产。
顺利解放后，周世钊与众多员工和校友会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
1949年10月1日，在湖南的周世钊也听到了毛泽东那句“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他由衷地为好友取得的丰功伟绩而自豪。
他又如以往一样，给自己这位二十多年不见的老友写去贺信。毛泽东收到信件后，在百忙之中写了封回信。
在信中，他充分肯定了周世钊的教育事业，并说：
“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但教育却是有益于人民。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
当时毛泽东事务繁忙，因此他只能委托周世钊代为照顾师长、朋友。而两人的再次见面，却是在1950年的国庆期间。
当时毛泽东邀请了周世钊北上，在途中周世钊下车寻找曹操遗迹而不得，感慨之余他写下《五律·过许昌》，在诗中他写道：
“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这次见面，两人交谈不见生疏，这份友情有增无减，时光的流逝更让这份友情弥足珍贵。
1955年，毛泽东南下到长沙调研，周世钊于是赶来作陪。
两人游了湘江，后又去了岳麓山。虽然毛泽东已年过半百，可却不见虚弱，他与周世钊闲聊，一路跑到了岳麓宫。
周世钊见毛泽东不见颓势，心中也非常高兴，他知道如今之盛世，离不开眼前这位谈笑风生的友人。
他笑着对毛泽东说：
“润之，你的锐气不减当年啊！”
毛泽东听到这话对他说道：
“对一个人来说，暮气不可有，锐气不可减啊！”
感慨之余，周世钊再次诗兴大发，他写下一首《七律·从毛泽东登岳麓山至岳麓宫》，并将之夹在信中，寄给了毛泽东。
在信中，他写道：
“南巡喜见生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七律·答友人》、毛泽东的“乡愁”
九嶷山位于湖南宁远县，在周世钊老家附近，毛泽东一直听说九嶷山的故事，却不曾亲自前往。
在一次见面中，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周世钊说：
“九嶷山上有斑竹，我很喜欢，我虽然是湖南人，可我却不曾到过九嶷山。”
毛泽东的话，周世钊记了下来，于是在1961年与乐天宇、李达相聚时，三人做伴去游了九嶷山。
故友重逢，自然不免谈及过往，周世钊向两位友人说起了毛泽东的“九嶷山”之憾，两位好友听说后，于是商定给毛泽东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
周世钊记得毛泽东说过喜欢斑竹，于是他特地在九嶷山上寻到一杆斑竹，并将之截成四段，一段送给了毛泽东，一段送给李维汉，自己则留下了两段。
除了斑竹，周世钊还送了东汉文学奖蔡邕文章的墨刻，乐天宇两人又写了几首诗词送给毛泽东。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收到这些礼物，泛起浓厚的乡愁，他诗意盎然，于是写下了《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
后来毛泽东的诗词要出版，郭沫若征得毛泽东同意，随即把名字改为《七律·答友人》。
在诗中，他写道：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辉。”
收到这首诗，周世钊一下子就体会到毛泽东那浓浓的乡愁，作为多年之交，他知道毛泽东这是怀念以前了。
诗中的“红霞”，其实指的就是杨开慧，在毛泽东晚年的语录中，他一直有把杨开慧称为“霞姑”的习惯，而“芙蓉国”则是湖南曾经的古称。
毛泽东以诗寓意，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怀念与对友人深厚的感情。
而周世钊能成为毛泽东的知己，绝对不仅仅因为少时友谊，还因为两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是一样的。
那是在建国之初，当时还是无党派人士的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要入党，以便为这个国家建设做贡献。
毛泽东得知后劝他说：
“如今建国之初，入党的要求甚高，党员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成为党员可能反而不便于你工作。依我看，你最好不要入党，作为民主人士，反而更有利于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当时虽然共产党夺得了天下，但民主党派人士自孙中山时期就有，更是国共两党几次合作的黏合剂，因此建国后党中央对党派的方针一直都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因为毛泽东的建议，周世钊于是加入了民盟，还在1958年担任了民盟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副省长，肩负教育事业。
“文官”死谏、对毛泽东的劝谏
古代有“文官死谏，武官死战”的说法，一个文官，他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在对君主谏言的时候。
素有文人封风骨的周世钊也是如此。
他当了副省长的官以后，就遇到了许多时期。
那时候虽然党中央的主张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也让民主人士在政府中任职，不过由于我党执政不久，很多事情都是揽在自己身上。
这一幕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周世钊这位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上任许久，可从不见相关文书和人员汇报工作。
他一番了解，才知道自己“有职无权”，于是他找到毛泽东说起这件事，他还直言不讳地说：
“共产党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长期，是多长？”
毛泽东专门用心解答了这个问他，他说：
“马克思主义曾说，当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完全实现的时候，任何党派都失去存在的意义，自然而然消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这个应该说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在得知周世钊“有职无权”后，他专门过问这件事，把每个政府人员应该拥有的权力都赋予。
那段时间如果说周世钊是信任毛泽东的胸襟，那么在特殊时期的劝谏，则是抱着“被批斗”的决心。
60年代起，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空前，到了1972年，毛泽东已经失去与基层群众直接联系的渠道。
而这时的“文革”势头愈演愈烈，失去逐渐失控。
周世钊见学生热衷于批斗，连书都不读，又见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被批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更加着急这个国家的未来。
于是他专门上了北京，找到毛泽东，当着毛泽东的面谏陈3个多小时。
要知道，这个时期人人自危，生怕被反动派抓住把柄，而周世钊尽管是毛泽东的友人，但就连刘少奇、邓小平等都遭到批斗，更何况他这位民主人士？
毛泽东对友人的劝谏非常重视，在临别之际，他多次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为上”。
然而，毛泽东没想到这已经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在那之后，周世钊也失去与毛泽东直接见面的机会。
1976年4月，周世钊病危，毛泽东得知后专门派了自己的保卫医生前去治疗，但已经是回天乏术。
4月20日，周世钊病逝于湖南，而仅过了四个多月，毛泽东也在北京逝世。
小结：
周世钊与毛泽东这位友人，他们在信仰上并不重合，可在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上却无异。
他们此生的交流其实并不多，早年求学的五年光阴，是两人深厚友谊的根本。
如今两人都已逝世多年，或许他们两人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促膝长谈，吟诗唱和，享受着亘古不朽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