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药物 ，其实早就存在，但是安乐死合法化，却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英国在1936年就成立第一个安乐死的协会，但直到1969年，英国国会才第一次讨论安乐死立法的问题，最终也没讨论出个明确的定论，就不了了之。

2001年，荷兰通过了议案，将安乐死合法化，并在2002年4月1日愚人节这天 ，正式生效。

此后，比利时、卢森堡、瑞士，也将安乐死合法化。

在我国，对于安乐死一直很有争议，没有上升到立法的层面。

其实 ，从1994年 ，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会收到呼吁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但因为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法律、伦理、道德、家庭内部关系等等复杂的因素，所以一直就搁在那里。

在中国，安乐死是不合法的，即使是患者极力请求，也不允许医院执行。

不过，1986年，陕西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关于“安乐死 ”的案件。

那么，当时医生为什么给患者执行了安乐死 ？他为何敢这么做 ？ 事后执行医生的状况如何？

1984年10月，陕西一个叫夏素文的妇女被送到汉中医院住院。

夏素文的丈夫去世得早，她一人吃尽了苦头，含辛茹苦地将4个子女拉扯大。

既要解决一家人的生计，又要忙各种繁重的家务活，常年吃饭不定时，营养不够，加上劳累过度，夏素文病倒了。

被送到医院时，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腹水”。

正常人是没有腹水的,肝硬化腹水是由于肝细胞变性、坏死、再生，促使纤维组织增生和瘢痕收缩，致使肝脏质地变硬形成肝硬化，引起门静脉高压、肝功能损害，导致腹水生成。

肝硬化腹水会导致腹胀、大便次数多,腹水量多,肠道浸泡在腹水中,导致肠黏膜通透性增加,产生自发性腹膜炎,如果控制不好,感染加重,会危及患者生命。

总之，这种病很难治，而且患者自身也很痛苦。

另外，需要长期护理，给病人家属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到了 1986年6月 ，夏素文的病情陡然加重 ，因为天气炎热，长期卧床的她出现了褥疮，这让她更加 苦不堪言。

而且腹部肿胀、下肢水肿，大小便也失禁，她也被折磨不成人样。

一天，她清醒时，看见 儿子王明成守在旁边，她对儿子说：

“儿啊，我好痛苦，你要是是在心疼我，就让我赶快死吧，

死了也就解脱了！”

说完，她痛苦地呻吟着。

第一次听母亲这么说时，王明成还安慰母亲坚强一些，说熬过去就好了。

但是过了好几天 ，母亲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更加严重了 ，母亲经常疼得睡不着觉。

吃也吃不下什么，只能吃流食，睡也无法睡。夏素文再次恳求儿子：

“儿啊，这病治了2年了，要能好，早就好了 。

我实在太痛苦了，活着受罪，有什么意义？ 还白花钱。”

她握着儿子的手说：“你让我痛快地死吧，妈求你了！”

看着母亲瘦得脱相，痛苦的表情，王明成决定帮帮母亲。

当时，夏素文的主治医生是肝炎科主任蒲连升。

王明成和妹妹王晓琳一起来到蒲连升的办公室，向他询问母亲的病情是否还有救。

蒲连升如实相告，说再继续治疗也只能延缓个把月的生命，这要靠病人的意志力，治疗无望。

然后，王明成然后恳求蒲连升：

"蒲主任，我母亲实在是痛苦了，她几次恳求让她痛快点死去。

请问有这样的药物吗？”

蒲连升作为一个医生，他如实告诉王明成，医学上的确有安乐死的药物，但这个不能随便用，他拒绝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蒲连升知道安乐死在我国还没有立法，贸然实施，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问题。

王明成见蒲连生拒绝了，只好回到了母亲的病房。

但是过了几天，6月28日的上午，王明成又来求蒲连生，希望能让母亲 安乐死。

蒲连升起初也是拒绝的：

“你们不愿治疗的话，可以把病人接回家。”

没想到，这话一说，只听到咚的一声，王明成双膝落地，给他下跪了，一边跪着，一边哭泣，求蒲连升给母亲执行安乐死，他说一切责任由他承担。

当时，一个大男人，直接跪在蒲连升的面前，触及了他内心深处。

蒲连升也指导病人很痛苦，这几天夏素文一天到晚都痛苦地呻吟，尿拉不出来，生了褥疮，非常痛苦。

如果能救，能减轻病人 的痛苦，蒲连升作为主治医生，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在王明成的一再恳求、再三保证下 ，蒲连升最终同意给夏素文执行“安乐死”。

他给夏素文开了一张处方：

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

处方上标注：家属要求安乐死。

为了慎重期间，他还让王明成与妹妹王晓琳同时在处方上签字。

6月29日凌晨，蒲连升让手下的实习生给夏素文注射了复方冬眠灵，不久，夏素文平静地离开人世。

蒲连升为什么让实习生负责注射呢？

按一般药物的流程，是应该让护士注射。

但是护士并不归医生管，而是归护士长管，医院护士都知道安乐死没有立法，她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也就不敢接这活。

那么，蒲连升为什么不自己负责注射药物呢 ？

这是因为他自己常年负责看病，他也不懂如何注射这个药物。

后来，他让手下的实习生注射的，当时那个实习生也不太愿意注射，但是碍于蒲连升主任医生的职务，加上他对医院的规定了解不深，所以就照办了。

所以，并不是蒲连升害怕承担责任，才让别人去完成注射。

本来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但是，后来这件事节外生枝，变得复杂了。

原因是王明成还有2个姐姐，她们将事情搅和得异常复杂。

1986年7月初，王明成的大姐、二姐，以医院治死了母亲，要医院赔偿母亲的医疗费和安葬费。医院当然拒绝这种无理要求。

但是，这两个姐姐 ，居然向公安局报了案，控告蒲连升故意杀人。

而王明成和妹妹王晓琳很清楚，当初是自己请求蒲连升这么做的，而且还保证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他们一致要求两个姐姐撤诉。

但是，这个案件有些特殊，无法撤诉。7月3日，法院正式开始立案调查。

后来，蒲连升医生被逮捕，和他一起逮捕的还有另外一个医生。另外，王明成和王晓琳也被逮捕。

这个案子传出后，一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一些市民了解情况后，纷纷为蒲连升求情。

但另外一些人，觉得医生无权这么做，即使是家属请求安乐死，医生也不能做不合法的事情。

总之，舆论意见也是两极化，各有各的理由。

法院在判决时，也着实为难了好一阵子，因为这是全国首个关于安乐死的案件，没有先例可以参考。

法院讲究证据，法院也是多方收集证据。

就这样，蒲连升在看守所里呆了492个日日夜夜。从受人尊敬的医生，沦为阶下囚，可以说，蒲连升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 。

他本来是好心，反倒害自己遭受牢狱之灾，他真的百口莫辩。

1991年4月，该案件经过审理，最终认定蒲连升为无罪，不存在故意杀人。

其他几人也被无罪释放。

王明成本来是一片孝心，希望母亲少受点罪，没想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王明成本来在西安第三印染厂上班，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单位。

因为母亲病重，他请假从单位回来，帮忙照顾住院的母亲。

出狱后，王明天回到了原单位上班，但1998年他就下岗了 ，此时他的儿子还在上高中。

下岗后，他只能领到一点点生活保障金，此时他的妻子工资也不到400元，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赚钱，王明成选择外出打工。仅仅两年后，也许是压力过大，太过劳累，王明成被查出胃癌，胃部充满了癌细胞。

骨瘦如柴的王明成

住院后，医生将他四分之三 的胃被切除了，本来出院后，要继续化疗和放疗，但是因为 家庭经济拮据，他没有坚持做化疗和放疗。

最终，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危及多个脏器。

2003年1月，王明成被送到医院住院，他自己本来不想再继续治疗：

一是癌症晚期，自身很痛苦，也知道难以治愈，

二是他不希望给妻儿增加经济压力。

他看病，早已将家里的积蓄消耗一空，而且还欠下了债。

在医院煎熬了5个月 ，到了 6月份，王明成已经骨瘦如柴，每天要吃很多止痛药，但癌细胞攻击到骨头里去，那种钻心的疼，是无法用止疼药止住的。

他简直生不如死，他向主治医生提出希望执行安乐死。

他觉得自己的母亲 当初安乐死，最终法院宣判是无罪的，既然有此先例，可以参考。

不过，医院此时变得非常谨慎，拒绝了他的请求。

最终，2003年8月3日，在经历了一段极度痛苦的时光后，他离开了人世。

蒲连升被无罪释放后，他的事业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失去了升职提干的机会。

医院的同事们也开始疏远他，避免与他有过多的交流。

和他一同进入医院的同龄人，早已获得升迁，而他是混得最差的，过得也比别人差。

以前的一些朋友，也开始不再和他来往。

家人，对他也颇多微词，觉得他自毁大好前程，导致收入大减。

因为一直没有提干，他曾一度在医院办公室卖拖鞋、衣服，以补贴收入。

后来有央视记者采访他，谈及那段往事，蒲连升不无感慨：

“想起这些事情，肯定是非常后悔的。

以后即使病人跪下求我，哪怕给100万,我也绝不会再干！

在采访的最后，蒲连升还提醒很多同行医生：

“我奉劝和我一样的医生，在我们国家没有立法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

免得和我一样，重蹈覆辙，代价实在太大了！”

蒲连升内心其实是个充满责任感的医生，对同行也是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

看来，他自己对于自己当年帮病人实施安乐死，是非常的后悔。

尽管很多人怎么为他求情，但他当时的做法，是法律不允许的 。

蒲连升没有像一些医生，私下里接受贿赂，偷偷地给无法救治的病人以安乐死，说明他的内心一片坦荡。

如果不是患者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将医院告上法院，要求医院赔偿医药费和安葬费，那么，实施安乐死的事就不会被曝光在公众面前，蒲连升也不会被关在看守所。

可见 ，是患者4个子女之间，对于母亲是否执行安乐死，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或者说有人后来是借这个事，来让医院赔偿。

王明成应该在此前与大姐和二姐沟通过此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

至于他的大姐和二姐后来为何反戈，估计背后是经济利益在作怪。毕竟，大姐和二姐后面又是另外两个家族。

人心，有时不忍直视。

蒲连升本来是一片仁心，觉得患者治疗无望，而子女刚好都恳求安乐死，他最后还是同意了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但没想这个简单的决定，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国人对安乐死的讨论，也越发的关注。

毕竟有些病人，从医学角度看无法救治，只是在做最后的煎熬，等待生命的终结。

病人在最后的时间里非常痛苦。

蒲连升尽管因为安乐死案件，人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他本人对安乐死 依然是保持中立的态度：

“安乐死是一种平静、毫无痛苦的死亡方式，”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假如身体感到很痛苦，我也会选择安乐死。”

但何时能合法化，因为涉及的层面太多 ，很难立法，尤其是在讲究孝道的中国，要将安乐死立法，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瑞士，对于安乐立法后，还推出了更加便捷的方式。

2022年，瑞士批准了一款“安乐死”机器SARCO，并将在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这款“神器”的外形酷似太空舱或胶囊，可以在30秒内帮助使用者结束生命。一键“躺板板”，无痛离开.

SARCO与以往的安乐死方式不同，它没有使用药物，而是在机器启动后瞬间抽走舱内的氧气，再放出大量氮气。使用者会无痛去世，甚至会在最后一刻感到兴奋。

2001年荷兰将安乐死合法化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曾反映强烈。世界各地有热烈赞扬的，也有游行抗议的，直到现在，社会各界对安乐死的争议也依然没有停止。

总之 ，这个世界 变得越来越复杂 。

据统计，从2002年起，英国有超过250个人到瑞士寻求安乐死，平均花费7000英镑，折合人民币约6万元。

如果再加上火化、运作骨灰的服务，则需要花费1万英镑（约8万人民币）。

台湾的体育主播博达仁，因患胰腺癌非常痛苦，他拿出了毕生积蓄30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60万元，才得以在瑞士申请安乐死。

但放眼全球这么多国家，目前仍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许多人觉得：

即使是身患重病痛苦至极，很多人觉得只要存有一线希望，就值得将生命延续下去，

万一救活了呢？

但另外一部分人秉承这样的理念：既然患者如此痛苦，救治无望，不如让患者有尊严、无痛苦地死去。

总之，对于安乐死，目前还有很多争议，即使是在合法化的国家，也存在操作层面的很多难题。

罗曼·罗兰曾说过的一句名言：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生命不得不终止前，热爱生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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