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可能因为身份高贵而受到一定优待，但是毕竟是蹲监，商纣又是暴君，也并非是优哉游哉，毫发无损，按传言，至少他的长子伯邑考死于那段时间。
《太公金匮》载“文王问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音绰）予。’”姬昌亲口说伯邑考为帝辛驾车，后来帝辛无故煮了伯邑考，还把自己囚禁到羑里，送给儿子做成的羹汤让自己喝。《帝王世纪》认为商纣不仅囚禁了姬昌，又将伯邑考作为人质留在朝廷为帝辛驾车，帝辛把伯邑考做成羹汤赐给姬昌，称“圣人应该不会喝用他儿子做成的羹汤”，但是姬昌却喝了，帝辛说“谁说西伯是圣人，吃了他儿子的肉尚且不知。”《封神演义》发挥小说的想象力，称伯邑考作为太子亲自去商都营救父王，不料妲己爱上了他长相俊美，欲与之欢娱，不过伯邑考是正经人，义正言辞予以拒绝还羞辱妲己一番。妲己恼羞成怒，哭哭啼啼诬告伯邑考于纣王。纣王大怒，将其做成肉饼。
伯邑考事迹完全不可考。《史记·管蔡世家》认为太姒十子中“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文王死后武王继位时“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但是并没有说何时、为何早死，而且“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连其后人如何也不知道。《太公金匮》《帝王世纪》所谓则是后世传言，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不过，不论按照《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杀梅伯而遗其醢，还是按照《太公金匮》《帝王世纪》杀伯邑考遗其醢，姬昌可能真的吃人肉了。《楚辞·天问》载“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估计吃完之后感觉罪孽深重，祈祷上天宽宥。
可能就是因为监狱风云异常凶险，姬昌才在在监狱里玩卦以专心致志于一件事而转移注意力、排解恐惧。而监狱外的姬发、闳夭、散宜生等人都急坏了。
后来闳夭、散宜生、吕尚集齐了七龙宝珠——“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等稀世珍品通过费仲进贡给帝辛赎罪。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伐骊戎”指晋献公伐骊戎国，《国语·晋语一》还称出伐之前，晋献公让卜人占卜，得到的结果是“胜而不吉”。晋打败骊戎，骊戎之君把骊姬进献给晋献公，骊姬生子之后干政，意欲晋献公废太子立其子，引起晋国一场腥风血雨，后来晋文公重耳继位，才平息乱政，其本人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一说骊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一说在今山西省析城﹑王屋两山之间。春秋初期，晋国应不可能跑大老远用兵西安，那时的骊戎当在晋国附近，则可能就在今晋、豫交界处的析城山﹑王屋山一带。《史记·秦本纪》则载申侯先祖为郦山之女，秦国祖先曾娶郦山之女。更早时，骊戎可能是在西部，或是骊山女部族的一支，后来曾东迁。《汉书·律历志》载“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可能她们部族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是神话中黎山老母的原型？如此，“骊戎之文马”可能来自于陕西之西。
他们集齐了“七龙宝珠”后为什么通过费仲给帝辛呢？
可见，大概姬昌他们或许就是故意满足费仲的贪财心理，“成人之恶”，让他骄傲自满，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帝辛，使他们君臣在荒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姬周请费仲帮忙从中斡旋，也要送去不少礼物，不然费仲未必帮忙。
费仲带着姬周的人把宝物献给商纣，纣王见到如此多的好物件高兴坏了，说：“这其中一件就足够释放周昌了”，还顺便出卖了告密者——“说你的坏话的人是崇侯虎！”
《周本纪》所载周人营救姬昌也见于《尚书大传》，还是分头行动：“太公之羑里见文王”，散宜生西至犬戎、西海之滨、东至有参（一作莘）氏、南至江淮之浦寻找美女宝物，“陈于纣庭，纣悦，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四子遂见西伯于羑里，献宝以免文王”；“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
按《尚书大传》，四友营救姬昌时还能在羑里见面，可见推测姬昌在监狱受到优待果然是真的（见第一处链接）。
姬昌被囚，周氏国设法营救符合人之常情。根据《战国策·赵策三》“昔者文王之拘于羡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及《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首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传达出一个消息是姬发曾在帝辛的朝廷受辱，但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如果此事确真的话，很可能是武王曾去求见帝辛。或许帝辛没有重视姬发，害得他在王宫门口徘徊许久。
帝辛释放姬昌，除了周人通过搜索宝物贿赂商纣等办法营救外，也有其他说法。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是诸侯们都要与姬昌共同坐牢，帝辛害怕坏了，不得不放了他。《逸周书·程典解》也载“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商纣因听信谗言（似乎指崇侯虎告密），大为震怒，因此囚禁姬昌，而诸侯们都不高兴了，前去迎接文王。这简直就是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营救宋江的母版。
《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认为姬昌觉悟高，在监狱表现好，获得减刑：“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姬昌无罪被囚，还心心念念的忠心于商纣，声称即便君上对我不好，我作为臣怎敢抱怨？我难道就因为君上教训我一顿我就不再忠心了吗？这话说得多动听，商纣王当然也受用，被感动了，所以就释放了他。
出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国竹简《容成氏》记载纣释放姬昌也有姬昌忠心的成分，另外还因为帝辛有求于他：帝辛奢侈残暴，丰、镐、郍、邘、鹿、耆、崇、密须氏九邦叛商，“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即在他国叛变之时，姬昌虽然身受囹圄，依然满怀忠君热情，又会说好话，帝辛便命他帮助自己平乱。
商纣不仅释放姬昌，还“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周礼·春官》“九命为伯”，伯含有大、长（张）的意思。周朝时，天子赏赐诸侯弓矢斧钺，以至高礼仪封其为霸主，令其得“专征伐权”。商纣封赐姬昌，从此姬昌成为西部方伯即西伯，就是西部的带头大哥。周原甲骨刻辞有“册周方伯”，大概就是指册封姬昌为方伯。姬昌可谓是因祸得福。
西伯昌可是一位心怀天下的人，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还要为被商纣残害的百姓着想，他当即表示要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帝辛废除炮烙之刑。帝辛得到一大片土地，就答应了。
姬昌被封为西伯及请求废除炮烙之刑还有一种说法。《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称“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 即因为姬昌侍奉帝辛很用心，帝辛高兴，赏赐他千里之地。但是姬昌不肯接受土地赏赐，而是希望帝辛能除去炮烙之刑。还评论说姬昌不是不喜欢千里之地，而是希望得到民心，所以姬昌非常智慧。
《竹书纪年》还载，商纣“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次年“西伯率诸侯入贡”，想必商纣释放姬昌后，姬昌更加忠心，也得到了老领导商纣的高度认可。
后世艳称“文王受命”：《尚书·召诰》“惟(文)王受命”，《无逸》“文王受命……”，《君奭》“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诗经·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逸周书·文传解》“惟文王受命之九年……”
但是，姬昌到底怎么“受命”，受得谁的命，却一直说不清道不明。
一说文王被帝辛封为西伯，有专征伐权，因此是“受命”，受当时天子帝辛的君命。
一说是“断虞芮之讼”而受命。
姬昌被释放，又为百姓废除了炮烙之刑，便回老家了，开始“阴修德行善”（《殷本纪》）、“阴行善”（《周本纪》）、“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齐太公世家》）。
《周本纪》称因为西伯暗地里修德行善，获得拥戴，“诸侯皆来决平”，于是发生了虞芮争讼及姬昌断虞芮之讼的事件。
《诗经·大雅·绵》载“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根据《毛传》、《孔子家语·好生》《周本纪》等，附近的虞、芮两国因国界问题发生争执，久而不平，连年不决，听说姬昌是仁人相与约定不如去找西伯评理吧。
两人刚到周国，就见耕地的人互相把田界相让（农民种地，家家之间有一个陇作为地界，有的人喜欢占便宜，故意把田界往外翻，时间长了，田界就被他推出去很多，因此引发邻里矛盾。至今有些农民依然如此），路上的行人也互相礼让；到了城中，男女在路边分开走，老年人没有背着东西走的；到了朝廷，士大夫卿也互相礼让。两人惭愧的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我们真是小人呀，不可以到君子的家里去。我们所争的，却是周国所耻辱的，我们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于是又相约回去了。
而且这两人回去后反而不觉得耻辱了，到处乱说，以至于被人记下来，到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两国君主的挫事。当然那时知道的更多，《毛传》甚至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司马迁认为姬昌断虞芮之讼标志着他受命之始：《周本纪》“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刘敬叔孙通传》“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
姬昌能够断虞芮之讼，就是以地方盟主的身份，解决小弟国的纠纷，实际意思是姬周有了实力治理诸侯，相当于是与商分庭抗礼的帝王，所以是受命了。
另一说则是上天通过一件奇异的事，传授姬昌天命。
《逸周书·程寤解》载，姬昌老婆太姒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商王的庭院里长满荆棘，而姬发把周国庭院的梓树带到商廷，顷刻间生产出各种木材。古代荆棘是荒野常见的小灌木，这事寓意着商朝廷宗庙成了荒野即商朝灭亡。而姬发又把周的木头带到商廷，寓意着姬发或周将带周而兴。合起来的意思是，太姒梦见周将代商，而最终做成此事的人是姬发。太姒赶紧把这事告诉老公，姬昌立刻组织巫师与太姒、姬发一起占卜，结果显示为“吉”：“受商命于皇上帝”。出土文献《清华简》有一篇内容与此几乎完全相同，也被学者定名为《程寤》。《逸周书·大开武解》便称“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即上天在程邑降梦，这是因为商将要灭亡。
另外：《墨子·非攻下》载“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认为某一年发生了一件赤鸟事件，姬昌便受天命了。
《尚书·无逸》周公说“文王受命惟中身”，总之，文王在中年时“受命”了。
其实所谓“受命”就是受到统治天下的大命成为帝王，还要进行一定的改制，如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周本纪》谓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帝王世纪》称“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
但是儒家说姬昌讲道德，是忠臣，便不能光明正大的说他当时就僭越称王了，而且姬昌确曾有“受命”这件事，周又灭商，还得以“受命”来说明周取代商的正义性、合法性。但是儒家一边吹嘘姬昌道德，一边又要树立法统，这么一翻操作，便把大家搞糊涂了。
而周人本身却不回避、忌讳这件事，《尚书》说得很直白,《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音意，义杀）戎殷”，《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人家就大大方方的说文王受命伐商并取而代之，《诗经·鲁颂·閟宫》甚至声称公亶父迁周时便“实始翦商”。后世司马迁、皇普谧写《史记》《帝王世纪》时就给指出来了，就是他姬昌当时称王了。
简单来说就是，姬昌从商都回来后，便自称“受命”，有了灭商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