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房地产市场偏冷，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流动性收紧等风险，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下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依旧保持高位运行，2013-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022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万亿元，较上季末减少8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3%，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当前导致资产质量压力的宏观经济因素依然存在，银行不良资产仍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在此形势下，夯实现有不良处置成果，持续探索新的不良处置模式，进一步高效化解存量不良资产，防控新发不良大规模增长，仍然是商业银行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国中小银行由于先天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风险逐渐积聚和显现。银保监会在2022年工作会议中指出，持续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支持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也指出需稳妥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大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核销力度，分类施策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意味着加快推进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改善资产质量，提高中小银行风险化解能力，将是我国监管部门的重要关注点，也是中小银行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效处置不良资产问题，对中国金融业稳定以及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意义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上出现过两次不良资产规模大幅上升问题。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受金融危机和国企改制双重影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剧增。为此我国专门成立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商业银行以及国开行不良贷款。此次不良处置中，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彻底地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2001年开始稳步下降，资产质量大为改善，并在成功股改上市后，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金融业迎来了稳定发展的黄金十年。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我国政府在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推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计划”，短时间内避免了中国经济衰退，但由于信贷增长过快，且信贷投资项目普遍投向房地产、钢铁、煤炭等拉动经济增长较快，但库存高企、产能过剩的行业，叠加经济上行期银行信贷业务迅速扩张，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逐年迅速攀升。当前我国仍处于第二次不良资产问题的延续期，在连续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持续下行，银行资产质量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在不良资产处置进程中，国际与国内金融机构、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提出多种效应理论，为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其中，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且行夕有效的理论有“冰棍效应”“苹果效应”“轮胎效应”“文物效应”。
“冰棍效应”是将不良资产比作手中的冰棍，时间越长，融化程度越大。即绝大多数不良资产在银行留滞时间越长，回收所获得的价值越低。这就要求银行尽早对不良资产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抓住最佳处置期，最大程度地保障回收不良资产，实现最大效益。
“苹果效应”指的是一筐苹果中，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如果先挑差的吃，由于苹果会不断地腐烂，那么最后吃到的都是差的。正确的吃法是先分类，把坏苹果择出来，卖掉好苹果。即烂资产提取，好资产包装优化。对于形成时间比较短、单项额度比较大、贷款分类比较准确等整体资产质量比较好的优质不良资产，投资者如果能够恰当运作该类资产，则有可能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轮胎效应”就如同收购的一辆二手车，缺少了一个轮胎，如果更换一个好轮胎后出售，就可以卖更高的价格。同理，对一些不良资产适当投资，提升了价值后再进行变卖，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在实际业务中，一些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而其经营能力与前景尚可，则可选择引进投资进行重组，提升企业价值，恢复其资信。
“文物效应”是在冰棍效应基础上延伸出来的理论，冰棍放在太阳下必然会快速融化，应当尽快处理，但对于有重组价值的资产可以进行暂时的封存，实现保值增值的效果，也可以通过经营运作，提高价值回报，例如银行可以对抵债收回的房地产、土地等资产进行有效经营，提升资产价值。
四个方法论揭示了各类不良资产处置的不同逻辑规则，在当前中小银行实际不良资产处置活动中，应“一户一策”“一企一策”逐个分析，精准分类，并对应参照上述理论，制定专属处置方案。例如，对于时间差大概率会带来资产贬值的资产，应归类为“冰棍效应”属性资产，在管理中应抢先抓早，及时处置；而有一定概率能够通过重组、运作、市场化投资等方式提升其价值的资产，则应重点考虑“车轮效应”，加大重组等处置方式的探索力度。
对比我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不良资产问题的化解方式，第一次不良处置政府主要采取了政策性处置策略。而针对本轮大规模不良，从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与实施举措来看，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利一学引导实现“市场化处置”。可见，未来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处置不良资产将成为必然趋势。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处置方式，因应用市场化定价与运作机制，符合市场化发展规律，同时能够发挥更好的批量处置与规模处置效应，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更符合当前银行业快速化解大量存量不良的任务需求。在市场化不良处置发展的总体趋势下，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不良资产处置新的突破点。
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具有操作简单、期限短等优点，且一次性处置规模大，可快速缓解银行不良压力，降低处置成本。2021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试点开展对公单户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涉及六家大型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2022年前三季度，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业务规模达231亿元，项目单数136单。其中，批量个人业务规模111.7亿元，项目数为45单;单户对公业务规模119.4亿元，项目数为引单。2021年初至今，第一批试点已经历两年时间，在政策需求、操作流程以及合理定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随着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市场机制与操作流程将进一步规范。2022年12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原试点机构范围基础上，试点机构范围进一步下沉，多个省份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行等机构纳入试点机构范围。随着第二批试点范围扩大，市场参与者增多，业务规模、成交率将大幅提高，成交价格也将逐步持续趋向科学化、合理化，未来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潜力巨大。
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经通过实施“债转股”为国有企业脱困解围，取得了良好效果。自2016年实施以来，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开展效果显著，债转股企业的财务杠杆明显下降。然而，银行在通过债转股预期能够实现全部债权权益的同时，也面临承担风险的可能。一是股权定价与股权市场退出风险，债转股股价的合理定价是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及其他利益方的权益博弈，股权定价越低，对商业银行今后市场退出越有利。当前商业银行债转股遵循市场定价机制，而近年来市场环境变化较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债转股准确定价的难度较高。在退出时间的选择上，由于市场环境变化较快，如不能准确预测市场价格波动趋势，商业银行可能承担股权退出的时间风险，可能要做长时间持有的准备。而债转股退出时间和实现股权价值的不确定会进一步造成商业银行资金占用，增加银行现金流压力，一定程度上形成经营风险。
针对债转股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商业银行应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措施:一是严格审核企业主体资格，审核信贷企业困境原因以及资金压力恢复后扭亏为盈的可能性，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二是结合自身资本储备与经营情况，合理控制债转股项目规模，避免长期持股引发经营风险；三是测算退出价格，设定保底退出时间，密切监控市场价格，防范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在股权持有期间通过专门机构及人员有效行使股东权利的同时，银行可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双赢。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盘活存量的重要工具。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与其他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比，优势较为显著。一是优化银行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证券化一次性将不良资产大规模出表，能直观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显著优化财务数据；二是银行可以提前收回现金，相比于债转股、现金催收等方式，资产证券化方式使得原始权益人提前收回现金，缩短了资金回收期；三是满足众多投资需求，资产证券化作为标准化的投资工具，拉近了银行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保障银行信贷流动性的同时，丰富投资工具，扩大投资渠道；四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处置成本低，潜在收益高。与其他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相比，不良资产证券化处置成本固定，当处置金额较大时，处置成本会显著降低。据相关数据报告，2022年共发行不良ABS产品69单，规模共计320.12亿元，已连续3年保持增长。发行机构仍以国有大行为主，股份制银行发行量近年来增速明显，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动力强劲，市场规模或将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在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推动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身风险化解水平，持续加快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并取得明显进展。2022年前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2.14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处置1,929亿元。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更易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且资产处置能力普遍较弱。现阶段，中小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普遍面临以下困境：
中小银行由于机构辐射范围有限，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业务规模普遍较小，主动消化风险能力较弱。随着利率市场化发展，银行息差空间不断压缩，中小银行盈利能力进一步下降。资产质量方面，中小银行主要信贷投向为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信贷，受近年来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影响更为明显，小微企业经营困难，中小银行面临较大违约风险。而个人信用贷款由于前些年经济上行期所积累的风险不断释放，中小银行不良资产质量风险不断加大，中小银行普遍大幅提高了拨备计提，进一步挤压利润i间。2020年疫情开始，政府鼓励银行业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中小银行相继出台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一系列助力措施，资产增长进一步放缓。因此，当前形势下，中小银行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从外源性融资情况来看，中小银行资本收益吸引力不足，且后续分红压力大。中小银行分红次数少、分红比例低，且无公开交易市场，股权流动性低，对投资者吸引力不足。永续债和二级债发行手续简单、成本较低，在函需填补资本缺口、提升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是较多中小银行的理想选择，但仍有很多中小银行不符合发行条件或者存在发行困难的问题。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较为被动，不良资产价值发现与资产运营能力较弱。在组织架构安排上，多数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管理部门与其他业务管理部门平行，在人员配备、费用投入等方面，中小银行并未给予更多资源倾斜，导致不良资产处置成效不高；在不良处置理念上，中小银行普遍较为被动。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曾表示“以往，中小银行不愿处置不良资产，一旦处置就代表风险暴露，会影响经营业绩和利润等多项指标”。由于银行对于不良资产的被动处置心态，缺乏不良资产处置积极性，使“冰棍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资产价格进一步降低。二是中小银行自身评估体系不健全，难以有效评估资产真实价值。进行转让的资产定价过分依赖外部评估机构，银行内部难以对企业资产进行合理定价，增加了不良资产处置隐性成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小微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性，使银行难以及时规避风险。四是中小银行利一技投入较低，自身研发能力有限，因此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普遍不够完善，风险预警有效性普遍不高。
在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日趋丰富的今天，部分中小银行仍然更加青睐于自主清收、债权转让、呆账核销等最传统的清收方式，清收手段较为单一、固定。中小银行资产运营能力有限、市场化处置模式探索能力较弱，进一步阻碍了不良资产创新模式研究与应用。任何一种清收处置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随着近年来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不良资产问题日趋复杂。从外部条件来看，不良资产处置时，所牵涉的主体增加，程序更加复杂，难度也随之增加，传统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滞后性、高耗性等现实问题突出。单纯依靠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不能满足当前中小银行快速有效地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的需求，函须改进。
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工作不仅需要处置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操作经验，还需要法律、财务等多方面的知识补充。如果资产处置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处置方案有漏洞，则可能给银行资产带来进一步损失。例如，部分银行开展不良资产清收的项目调查和论证不足，缺乏经验，对市场信息敏感度不够，在经济环境变化引起抵押物市场波动时，未及时采取保全措施，进一步引发不良损失。目前，中小银行普遍存在专业资产处置储备人员不足，专业能力较弱的情况。很多中小银行的清收处置人员由本行的客户经理转岗而来，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与经验，且部分人员“带病清收”，学习研究能力与意愿不足，队伍的能力函待改善。
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出现三年来最重要的调整，总体方向是引导社会经济生活回归常态。随着居民消费复苏，实体经济将逐步回暖，可预见未来经济增长动能也将随之增强。然而，在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最根本的不良形成因素并未消灭，银行业不良处置压力仍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在这场持续严峻的考验中，中小银行唯有弥补自身不足，不断提高风险化解能力与管理水平，尽快突围解困，才能在市场化处置机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不良资产处置是银行信贷经营链的末梢，各种矛盾和问题交叉作用、积累、汇聚于此。解决问题常常既需要综合法律、信贷、财务、信息系统等专业知识，又需要兼具管理水平、工作经验、协调协作、社会资源等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组建强大的专业化团队，统筹协调全行相关资源，形成不良资产的有效管理机制，成为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例如，平安银行对存量特殊资产采取成立独立的特管事业部，“一行两制”“正向激励”和“反向考核”三大项措施。平安银行的重点管控资产从2017年事业部成立时的1700亿，4年后压降到300亿，逾期不良指标和拨备覆盖率也得到全面优化;哈尔滨银行成立理债业务总部，定位为副行级单位，下设六个总行一级部门，组建专业化团队，统筹协调全行问题资产处置和盘活。
资本是中小银行稳定经营的根本，夯实资本、提高资本补充能力对于提高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防控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政府与监管部门持续推动中小银行资本工具创新，拓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当下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攀升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强化资本管理，提高资本补充能力，在确保稳定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不良资产化解能力。一是做好资本规划，提前制定资本补充计划，在有效统筹、协调和规划下有序开展资本管理。二是探索中小银行资本金补充的渠道，一方面有效利用政策支持，积极推进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本补充工具使用；另一方面寻找探索适合银行自身发展的战略投资者，引进战略投资，加强资本补充。三是提高银行资本管理水平，建立专业的资本补充团队，加强资本补充预期管理，持续创新和完善资本补充工具，降低银行资本获取难度，提高银行资本充实度。
伴随金融业市场化发展进程，以及近年来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日趋综合化、复杂化。中小银行应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新模式，拓宽不良处置渠道。一是探索尝试不良资产批量转让。2022年12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参与试点银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其他新型处置模式相比，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操作简单，易于切入。中小银行可以此为契机，加强新型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探索，提高不良处置能力与自身银行专业研究水平；二是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不良资产置换，将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优质资产进行置换，在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同时，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三是加强与不良资产管理公司(AMC)、资产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外部机构合作，发挥不良处置协同效应。有效整合第三方合作机构资源，打造信息互通共享“生态圈”。通过增加资产方、资金方、服务方、交易方等参与主体交叉赋能，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提升资产处置效率和效益。
降低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一方面要减少不良贷款存量，另一方面还要控制不良贷款增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去经济上行期，银行过度扩张信贷业务易忽视风险管控，导致经济下行期风险集中暴露。伴随近年来国内疫情反复的现状，中小银行应重视把握业务前端风险。一是强化准入把关，加强行业限额管理，对过剩产能行业严格限制准入，建立客户白名单，严格限制行业新增贷款数量；二是强化业务合规管理，结合服务区域行业发展实际情况，优化完善风控模型与业务流程，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及时开展贷后管理，优化信贷业务担保结构；三是加强合规培训与问责管理，银行应加大业务风险监督，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加强合规管理与培训，持续落实综合检查、专项治理，加强员工行为监管，同时加大问责力度，防范操作风险，有效降低风险；四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优化风险政策和审批流程，避免同质同类问题再次出现。
金融科技时代，系统化、线上化业务操作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有效降低人为判断的主观性所造成的决策误差。银行应加快不良资产管理平台建设，不断优化丰富系统功能，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一是搭建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全流程系统，功能覆盖不良处置日常管理各项业务流程，有效整合业务模块系统功能，提高业务操作便捷性与规范性。例如，尽职调查管理、诉讼进展管理等功能模块，通过引入案件，自动生成调查报告及诉讼文书，提高材料文书规范性;二是强化数据支持，提高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内部与外部信息数据端接入，丰富数据信息来源，经过系统分析处理，形成客户全景视图、财产线索等，加强客户信息管理，提高不良处置效率；三是开发处置决策智能模块，在众多资产类估值模型及处置方案的基础上，实现资产估值与不良资产处置方案推荐，提高资产处置决策准确性;四是构建不良资产处置系统“生态圈”，整合律所、资产评估公司、司法拍卖网站等第三方平台信息资源，根据需求自动匹配相应资源。例如，根据案件诉讼阶段、管辖法院、委律需求等，通过AI算法实现系统智能匹配律所、推荐律师等。
随着近年来不良资产处置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更加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渠道和策略化解，这对不良资产处置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具有基本信贷经验和实操经历的基础上，还应具备丰富的法律、财务、信息系统等专业水平与经验。而对于银行不同的业务领域，人才需求特点也有所不同，银行应针对不同领域业务特点，匹配相应的专业人才。例如，银行对公业务与零售业务两大领域，其中对公业务通过司法解决问题的概率较大，至少以诉促谈，更多需要法律专业和资产处置经验的人才。可考虑招募体系内下海的法官、律师和有资产处置、重组等经验的人员；相比之下，零售业务通过司法解决的概率较小，法律背景人员有作用但是没有对公业务突出，更多需要沟通、协调、谈判能力强的人员，能够有效协调对接催收公司、律所等外部合作机构。可考虑招募有丰富催收业务经验、思路清晰、表达能力较强的资产业务客户经理等。人才是银行长远发展的根基，在根据实际业务特点，引进专业人才的基础上，中小银行还应注重团队的建设与培养。一方面要制定长期人才培养计划，加强人才梯队培养，通过加强培训、同业交流等方式，强化团队素质培养；另一方面，注重团队发展规划，打通团队、条线晋升路径并设定相应退出机制，保持团队积极性与活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