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已经“靠边站”将近二十年的黄克诚大将在一些老同志的推荐下逐步恢复工作,出任中央军委顾问。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黄克诚就以耿直敢言,实事求是闻名,因此几起几落,长征时期他屡次直言提出不同意见,从红三军团四师政委一路被降为普通战士,直到长征结束后才重新被起用。
在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会带兵打仗的不少,但论战略眼光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黄克诚,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最早给中央写信,建议立即派得力干部和队伍挺进东北的人之一。
黄克诚不仅上书中央提出建议,而且后来亲自带领所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万多人进入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
陈毅元帅深知黄克诚的远见卓识,他曾经对新四军三师的战士们说:“你们的师长眼睛虽然近视,可他看事情是千里眼啊!”
新四军七个师的八位师长,每一个都是文武兼备的英雄豪杰,除了彭雪枫英年早逝之外,粟裕、张云逸、黄克诚是1955年的开国大将,谭震林、张鼎丞、张爱萍都担任过副国级的领导职务,还有一位李先念同志后来成了国家主席。
解放后毛主席和黄克诚曾讨论过四平保卫战的对错问题,毛主席说:“四平保卫战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也是气度非凡,回应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1977年时黄克诚75岁,身体已不太好,但在那个关键时期中央需要老资格的领导同志出来“镇场子”,因此在次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兼中纪委常务书记。
当时,中纪委的“一把手”是陈云,而黄克诚实际负责主持工作,二人是当年东北时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
一开始黄克诚本不愿“出山”,推辞说自己又老又瞎,实在干不了这个差事。
但是了解他性格的陈云使了“激将法”,直言中纪委书记是得罪人的工作,他如果怕得罪人的话就在家安心养老吧。
陈云这样一说,黄克诚反而不让了,他就算这把老骨头拼碎了,也要把党的纪律和原则坚持到底。
在上任之初黄克诚特地问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只回答了3个字:“抓党风!”
有这三个字就够了。
针对彼时一部分国家高级干部搞特殊,给自己随意提高生活待遇,用公款吃喝的情况,黄克诚毫不客气地主持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
高级干部只能有一处住房,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设特座,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规定》出台之后不久,黄克诚就听说实际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用公款请客,给刚来总参的副总长张震接风,给李达和张才千两位副总长送行的事。
钱花得是不多,就400块,但黄克诚却毫不姑息地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四位副总长做梦也想不到,一次小小的请客居然在中纪委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谁都知道黄克诚铁面无私,惹怒了他是不好办的,最后杨勇向黄克诚做了检讨并补交了饭钱。
张震将军回忆说:那时大家都劝解,说请客的钱四个人平摊算了,但黄老始终坚持必须请客的杨勇自己承担,以做到小惩大诫。
李达、杨勇都是老资格的开国上将,战功赫赫,李达曾任二野参谋长、杨勇曾任二野五兵团司令员,张才千曾任中野12纵司令员,并长期主持总参工作。
这都是为革命事业流过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说句实在话,革命战争年代从长征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活下来的能有几个?
何况79年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杨、李、张几位将军居中调度,功劳也不小。
就这样的老革命,喝几杯酒怎么了?更何况,他们都是二野的老人,黄克诚明知这一点却坚持严肃处理此事,真正体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黄克诚深知此风一开就再难控制,因此绝不可长,他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领导中纪委对几件小事雷厉风行予以严肃处理,使得党内风气肃然,违规违纪情况显著减少。
随后,时任商业部部长因在丰泽园请客吃饭少付饭钱,被中纪委在党内通报批评;石油部隐瞒“渤海二号”钻探船翻沉重大事故,时任部长被免职,分管副总理被记大过;化工部某副部长因私自收礼被撤销党内职务。
被处分的相关干部都是副国、正部、副部级,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坚持要严肃处理这些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快下结论。
知道中纪委有个黄克诚以后,从各地写过来的反映材料数量不断增长,一些歪风邪气很快得到了整顿处理。
这天,黄克诚又收到了中纪委办公室反映上来的情况,有三封信件,估计是涉及的事情比较重大,所以封皮上还专门写了请黄克诚批示的字样。
黄克诚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来信是反映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问题,果然非同小可,难怪要送到他这里来。
这三封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件事,一是华国锋同志年初到江苏省视察工作时,有关部门早早地就把道路两边给管控起来了,而且不许其他车辆通行,导致部分职工上班迟到。
第二封信写了听到有人把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坐过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第三封信则说的是华国锋同志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修葺了他的故居,并开始建造一座纪念馆,这样做未免有搞个人崇拜的嫌疑,也不利于党内风气。
黄克诚收到相关信件之后并没有轻率决定,他认真思考之后,觉得要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华国锋同志当年在湖南省先后担任过湘阴县和湘潭县的县委书记,而那时黄克诚正好是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算是华国锋同志的直属上级,所以对华国锋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这么多年来自己所见所闻的华国锋同志的言行,他为人做事光明磊落,并不是喜欢搞个人崇拜的人,所以最好还是先沟通再处理。
所以他亲自提笔修书一封,向华国锋同志说明了具体情况,并解释了中纪委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按照中纪委的基本规定,此事应当派人下去调查之后再决定处理意见。
同时,他又鼓励准备前往三地去了解情况的纪委同志说:“你们要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毕竟华国锋同志那时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纪委下去调查不可能没有压力,如果黄克诚不表态,下去的同志难免束手束脚,无所作为。
让黄克诚意想不到的是,调查组的人员还没有出发,华国锋同志的回信就已经到了中纪委。
华国锋会怎么回应中纪委的问题呢?这让黄克诚终究有些忐忑,但他打开信纸后定睛一看,心里便即释然了。
原来这封信对中纪委提到的三件事一一作了回应:第一,这三件事他都已经听说了,并且做了处理。
第二,他已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批评了事先“清道”的做法,要求省委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三,他也跟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联系过,让他们马上把正在“陈列”的那把椅子撤下来,以后不能搞这种特殊化。
第四,他在交城的故居早就拆掉了,为此他和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同志了解过,交城县修的不是他的房子,而是他哥哥的房子,尽管如此也应当马上停工,至于纪念馆更是不要再修了,以免劳民伤财。
华国锋同志光明磊落的行事作风让黄克诚深为感佩,他打电话给中纪委的调查组,让他们不用再出发了。
随后,在黄克诚的提议下,华国锋同志的回信被刊登在了中纪委主办的《党风党纪》刊物上,供全党同志学习借鉴。
到了1980年7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停止修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同时,对要少宣传领导同志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
并且要求:报刊杂志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工、农、商、兵、知识分子为四化奋斗的成就。
在华国锋同志的嘱咐下,主要媒体减少了对他个人活动的报道,也撤掉了他的大部分题词。
华国锋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之后的20多年里,一直深居简出,鲜少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始终以种菜、种果自娱,保持着他来自人民,简单朴素的本色。
黄克诚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他的革命历程相始终,在80年代初期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当中,他的意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他发表的关于毛主席的讲话稿整理发布时,他特意叮嘱总政治部的同志:“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
黄克诚在中纪委常务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将近7年时间,直到1985年9月因为病重而卸任,此时他已经双目完全失明,并住进了医院。
1986年12月底,黄克诚逝世,享年84岁,他在世时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身后二子二女无人出国移民,无人当官经商,都从事着比较低调的专业工作。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在他的追悼会上所说的:
“黄克诚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讲原则、讲党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