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部档案馆,有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那是1959年新中国10周年国庆之时,在国宴招待会上的前三桌贵宾座位图。

在这份图表上,谁坐在哪一桌第几号,每一个客人的姓名、身份、座位用红蓝铅笔十分清晰地勾画出来。这些标记都是周恩来总理亲笔书写。

在待人接物的标准上,周总理毫无疑问是世界天花板的等级,他对任何细节的要求,都要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不过1969年中共九大开幕之前的一次“排座”,却罕见地让周恩来总理也感到极为头疼。


主席台上的小兵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到第14天的时候,发生了一幕奇特的场景:在台下上千名代表的注视下,却有一个小兵在主席台上从左到右,再从右往左地来回奔跑。

这个小兵是东北边防战斗英雄孙玉国,当天正好轮到他做报告。听完报告的毛主席感到兴趣盎然,意犹未足,当场把他叫到主席台上询问他的年纪、军龄、籍贯等等。

末了,毛主席和蔼地伸出手,孙玉国也忍着内心的激动,壮着胆子对主席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握住主席的手,接受了这份崇高的荣誉。


握完毛主席的手,孙玉国顺势也对坐在右边的周总理伸出手去,总理却微微伸出一根手指往左边指点了一下。

毛主席左边坐着林彪元帅,东北就是他麾下的四野解放的,于情于理,孙玉国确实也应该对老首长表示敬意,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好在孙玉国脑筋灵光,一下子就转过弯来,赶紧走到左边,对林彪也敬礼握手。接下来,孙玉国以为该和坐在林彪身边的陈伯达握手了,结果林彪也用手指示意,让他回去和周总理握手。


在九大主席台上,坐了整整24人。台下的代表们只好看着孙玉国在首长指点下来回穿梭,挨个敬礼握手,最后才得以退回自己的座位。

其实九大的常委一共只有5人:毛主席、周总理、林彪、陈伯达、康生。

要说这是按照政治局人数,算上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人,也就是比主席台少了3个,但要是算上4名候补委员的话,又多了一个。

而且有不少政治局委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坐在主席台上的也有根本没进过政治局的中央委员。


更不要说,大的中央机构直到4月28日才水落石出,开会的主席台上还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员构成。

九大的这个特殊主席台,是九大秘书长周恩来亲手安排。

大家知道,党务政务会议时主席台上该坐哪些人,每个人的座次如何,和他们的地位、权力职责紧密关联,是一门十分严肃的政治礼仪。

作为世界上考虑问题最周到、安排召开过不计其数大会小会的礼仪大师,和深谙中央人事的周总理,又为何会做出这么一个让人看不懂的排列呢?


麻烦的夫人

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那就是1966年,原来的中央书记处被撤销,新成立了一个中央碰头会来取代书记处的工作。

到1969年的时候,这个由周总理主持的碰头会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列席。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了毛泽东、林彪这两位主席和副主席,这个碰头会的成员都要上九大主席台。


另外一边,既然九大新的中央机构还没选举出来,上一届八大的政治局成员们当然也应当在主席台上,除去已经在碰头会里面的,这些人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党务和政务会议,决定座次的最主要依据是职位和资历,也是最能服众,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惯例做法。

最中间的醒目位置,自然是留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两边依照和毛主席的职位资历差距摆放人员。

八大政治局这边的几位老革命们很好说,名次都是已经固定好的,周恩来只需按照原来的顺序安排,不会有任何差错。


问题就出在碰头会这一侧,当然,其中大部分也都比较好处理。比如碰头会中的温玉成,他只是一个开国中将,八大的时候还没进政治局,所以他毫无疑问只能排在碰头会的最左边,距离毛主席最远的位置。

林彪、陈伯达、康生三名碰头会成员同时也属于八大的常委,且名次没有改变,也就无需费心。至于其他人,对于周总理的周全安排也必然只能接受,根本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

实际上,整个主席团里面,周总理为之烦恼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江青。

江青在九大召开之前,没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经历,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真正地论起地位和资历来,江青还未必比得上的温玉成。


但是能就这样论资排辈地把江青放到最左边挨着一介中将吗?倒不如放到另外一边,坐在最右的好歹也是几位军功赫赫的元帅,江青能和他们同列无疑要好看得多。

可政治却不是如此简单的问题。自中央书记处撤销之后,权力就已经移交到了中央碰头会,成为中国的实际领导机构。

作为碰头会成员之一,此时江青的发言机会是要比大部分八大政治局委员要多的。

更何况,她还有一重至关重要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

虽然在毛主席的严格要求之下,江青并不能利用这个身份随意干涉政治,但也意味着没有人敢轻易得罪她。周总理本身温文儒雅的性格和顾全大局的考虑就更不允许他这么做了。


周总理十分清楚,如果江青真的被安排坐到了边缘位置,会议内外她一定会吵闹不休,趁机捣乱,到时候自己也没有什么规劝对方的好手段。

因此江青需要一个既不能太显眼到超出常理,又不能太边缘到没有焦点,必须贴着重要人物,又不能夹在他们中间的位置。而且周总理知道不管怎样安排,江青的位置绝不能在毛主席身边,这是主席自己的意思。

思来想去,最后周总理决定按照碰头会成员和八大常委两个原则,在毛主席身边安排两班人马,其中江青的位置贴着常委康生,已经是准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

最后到开会的时候,果然效果很好,没有引起任何意外,只是苦了突然被叫上台的孙玉国。


礼宾司的电话

除了九大这个开幕式的主席台,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周总理感到难以安排的座位了。

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因为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国家很少,懂得外交礼仪的人才也十分缺乏。在很长的时间里,周总理不得不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工作,像个教师一样手把手地教导培育新中国的外交人才。

甚至堂堂十大元帅中的陈毅在当上外长之前,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搬进西花厅,和周总理的秘书们一起学习总理的外交礼节。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鲁陪新在刚刚进入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时候,正值中美完成尼克松访华,关系迅速升温,尤其是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迎来了建交大高潮。


自1972年开始,外交部礼宾司人员就几乎全天候24小时地待在岗位上,忙得几乎无暇说话,必须沟通时常常只说几个关键词。

像尼克松这样的重要国宾,从日程、陪同全部流程细节都必须在周总理的完全掌握之中才能安排,至于宴会座次自然也必须过问。

鲁培新被抽调过来,主要参与欢迎宴会、晚会和告别宴会的事务性工作。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和迎宾厅之间来回奔波,确保国宴的万无一失。

尼克松回去之后,鲁培新又接到了一位重要的外国总理访问任务,当晚周总理准备了一场欢迎晚宴,他需要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公室做好座位安排工作。


中午的时候,鲁培新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机响了,这是中央领导的专用电话。

鲁培新回忆:

对方说:“是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办公室吗?”我答:“是的,请问您是哪里?”

对方说:“我是恩来。”我开始听不懂,又再问:“您是哪位?”

对方仍答道:“我是恩来。”我只辨别出对方是一个操浓重苏北口音的人。我又向对方表示:“实在抱歉,我没听出来您是哪位。”

这时对方明确回答:“我是周总理啊!”

周总理打来电话,为的是找鲁培新要安排好的宴会座次图。他一边听一边记,鲁培新刚报完不到半分钟,周总理就做好了座次调整,并专门指示鲁培新修改宴会座次图。


在那一段建交高潮时期,整个礼宾司可以说是在周总理手把手的教导下开展工作,在许多谈判和接待中的角色很吃重,一度让外宾以为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

他们哪里知道,礼宾司背后是无微不至的周总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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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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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灯书尽寻迢迢,曲阑深处明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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