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14日，周恩来和王幼平陪同来中国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乘坐专车去南京、杭州进行考察。在此行中，周恩来和王幼平聊了很多，谈到长征、西安事变等革命岁月。

当王幼平说到东北军将领高福源时，周总理一愣，问：“你怎么也认识他？”王幼平说：“我当然认识，当年根据党的指示，高福源被俘虏期间的工作是我做的。”接着，王幼平说起了当时的经历。

总理听后非常感动，说：“此人的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就是从他开始的……”当说到他牺牲的经过时，总理为他感到惋惜，当即指示王幼平：“了解一下高福源的家属情况，是否还有遗属，应予以照顾！”

考察结束后，王幼平立即着手寻找高福源家属的工作。事隔这么多年，东北军官兵死的死、散得散，很多知情人士已经不在。再者，时过境迁，世态变化，给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王幼平

王幼平没有放弃，动用自己一切的关系寻找，他先后找过公安部，还有曾经负责过东北军工作的同志，寻找工作还受到辽宁省沈阳市政府、政协的大力支持。

寻找工作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80年，终于有了结果。

高福源是谁？周总理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和关心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经历？

高福源，1901年出生在辽宁省营口，生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高玉麟曾在保定武备堂学习过，而且军事成绩优秀，毕业后在袁世凯的手下当一名奇兵营长。

高福源有着一个动荡的童年，因为父亲是一名军人，要频繁地调动，所以高福源总是跟着父亲到处辗转飘荡，在无形之中受到父亲的影响。

12岁时，高福源被父亲送到北京一所有名的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辅仁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高福源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亲眼目睹日本帝国在东北的暴行，他萌发出弃笔从戎报效祖国的想法。

1923年，高福源得知东北讲武堂招生，他果断放弃北京辅仁大学的学业，考进了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在学习期间，高福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认真学习和研究军事知识，不断增长自己的军事才能，成绩优秀，成为一名高材生，得到张学良的欣赏，毕业后就被张学良纳入了自己的账下。

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而高福源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华和军事高素养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负责训练工作。

高福源治军严明，他的部队是东北军中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张学良对他十分信任和重视，不久后被调入张学良卫队工作，担任卫队营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高福源被调任为中校团副，参与商讨抗日大计，他认为，不能坐视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他人，愿意率一旅之师打回东北。

张学良说：“我父亲是被日本炸死的，杀父之仇我一定会报，但蒋委员命令‘攘外必先安内’，等我们打败红军后，再回东北消灭日军。”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高福源十分气愤，但尽管内心痛苦，最终还是服从命令，因此，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

1933年，东北军王以哲奉命改编67军，高福源任上校参谋长，深受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和倚重，之后，又改任为106师619团团长。

1934年，高福源跟随张学良去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11月，他奉命率军尾追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红15军进入陕西，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率军驻守在榆林桥，并增派620团的一个营供他指挥。

10月25日，红15军向榆林桥发起猛烈攻击，高福源利用有利地形，指挥四个营抵抗六个小时，最后打到弹尽粮绝，而援军却迟迟不到，结果被红军攻破防线。高福源肩部中弹负伤，被红军被俘。

榆林桥及其附近原东北军高福源的驻地遗址

高福源极其苦闷，想不通，他们的东北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竟然被打败了，之后，他又看到一批东北军俘虏来到，得知是东北军 109 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东北军悍将、师长牛元峰也阵亡，他感到深深的悲伤。

被俘后，高福源心想自己不能活命了，没想到红军医生还为他治伤，给他们好窑洞住，陕北的天气很冷，红军大多数战士们都穿着单薄的衣服，而给东北军穿得却是厚厚的棉衣，红军吃得都是杂粮，而东北军不仅吃得都是细粮，且还能吃得饱，这让高福源大为震惊，改变以往对红军的想法。

为了让东北军俘虏官兵提高思想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对他们进行正面教育和抗日宣传。

在统计被俘的东北军时，红军发现了高福源的身份，并让时任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支部委员王幼平负责做高福源的工作，经常找他谈话，并安排他在学习班当班长。在学习班里，高福源还听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军

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高福源经常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他的思想也慢慢转变，意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深信联共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高福源找到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说：“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你们能否相信我？”李克农也非常诚恳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随后，李克农向组织汇报了高福源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称赞他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最后，他们商量决定，让高福源回去先联系老上级67军军长王以哲，再想办法接近张学良。

1936年1月，红军派人护送高福源回到王以哲的驻地洛川，见到军长王以哲后，他叙述自己被俘后的经历，也提到红军愿意帮助他们打回东北的想法，他提出要面见少帅张学良，希望张学良能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军长王以哲听后非常激动，非常愿意帮助他去见张学良。

在王以哲的帮助下，高福源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终于见到张学良，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非常激动，用立正姿势向他说：“报告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很多重要的话要向司令报告……”

张学良大怒，拍案而起，气愤地说：“你好大胆子，当了俘虏还要回来当说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说完，拿出手枪对着他的脑袋。高福源没想过自己会被枪毙，但他也不怕死，说：“张司令枪毙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你可别忘了，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了，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现在共产党提出抗日，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打回老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东北军再继续打下去就要消灭完了！”说完，高福源大哭起来。

张学良被高福源的真诚所触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蒋介石让他“剿共”，实际上是想借共产党的力量来消灭东北军，实施他排除异己的阴谋。张学良也是在试探高福源的胆量，说：“你回来得正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想法，你休息几天，就到苏区去，请红军派出代表来具体谈一谈。”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把自己和张学良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希望红军派出代表谈判的想法做了详细地介绍，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前去洛川会谈。

4月9日，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全权代表，和李克农一起去和张学良会晤，在会谈中，双方就联合抗日事宜进行商讨，张学良看清了中华民族抗日胜利的前途，更加坚定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决心。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高福源作出了一件正确的，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一年，经过中央批准，由李克农介绍，高福源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高福源既高兴又激动。经过谈判后，蒋介石终于答应枪口对外，联共抗日，事后，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却被蒋介石无端扣押。

此时东北军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为了救回张学良，东北军中出现两个派，一派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主战派，另一派是主张和平谈判的主和派，两派矛盾十分尖锐，日益恶化。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带领部下将王以哲杀害，缪澄流军长曾派人抓捕孙铭九，可惜没能成功。东北军105师刘多荃与王以哲两人关系非常亲密，得知消息后，将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连长密令杀死。

孙铭九

不久后，刘多荃又听说，王以哲的死是高福源指使的，决心将他除掉。2月5日，也就是王以哲牺牲三天后，刘多荃给高福源发去电报，让他到师部驻守的西安开会，当经过渭南时，受到三旅二团团长葛宴春的招待。

在午餐期间，葛宴春突然接到刘多荃的密令，将高福源立即抓捕，就地处决，葛宴春立即将高福源绑到院内，开枪将其打死。

但事实是，高福源和王以哲关系亲信友好，不可能指使杀害他，就这样，高福源被冤杀，当时只有35岁，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真是令人悲痛。

高福源牺牲后，北平的国民党在报纸上刊登了“处决高福源的消息”。高福源的妻子许芝瑶得知消息后泣不成声，第二天，在堂弟高福洪的陪同下，全家奔赴西安。

刘多荃

许芝瑶找到西安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却被说成他们是“叛徒”家属，不让他们进去，许芝瑶跪在大楼前，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走出来一个副官，看她如此大哭大闹，放出狠话，再继续这样，就对她们不客气，然后指示一个小兵带许芝瑶他们来到一个残破不堪的旧庙。许芝瑶急忙走进去，发现一口旧棺材，打开后，躺在里面的就是高福源，许芝瑶哭得更加厉害，旁边的人怎么劝都不行。

这时，有一个军官悄悄地走进来，他说自己曾是高福源的副官，恳切地劝慰她说：埋葬高福源的遗体要紧，并尽快离开西安。

因为当时有一伙人对高福源非常仇视，害怕他们会毁尸泄愤，如果被他们发现高福源的家属，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最后，在那个副官的帮助下，他们将高福源的尸体偷运出来，埋在了西安市东城外的城墙根下。

为了方便以后寻找，他们在坟上放了一个长条石块，第二天上午，他们全家返回了北平。由于生活和战乱所迫，许芝瑶带着全家四处奔波，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东北。

因为高福源的事情太突然，许芝瑶也不清楚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真是太意外，太凄惨，太不公平。1964年9月，许芝瑶抱憾去世，临终前嘱咐儿子：“你父亲是个好人，他是爱国的，他的照片只剩下穿便服的这一张了，不要烧掉了，留着做纪念吧！”

高福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高本荣，曾在国民党空军当驾驶员，在抗日期间牺牲；二儿子是高本堂，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报务员，解放后在长春第三货运公司当工人。

1980年3月的一天，沈阳市政协派王建华来到长春第三货运公司，在公司领导的配合下，找到了高本堂，王建华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高本堂同志，终于找到你了！”。

见高本堂有些惊讶和迷惑，王建华从皮夹里拿出了一张报纸递给他，这份报纸是1980年1月的《人民日报》，并指着上面一片文章，说：“你先看看这个吧！”高本堂看到了一篇标题为《怀念周总理》的文章。

文中说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被俘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还详细地介绍了高福源的功绩，文章的最后说，周恩来和邓大姐多次打听他的家属和子女的情况，但一直没有找到，非常遗憾……

读到这里，高本堂抑制不住，双手不停地颤抖，眼泪模糊了双眼，没想到父亲竟然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这么大的贡献。

1981年，高福源的遗骸被找到，并追认为革命烈士，给高本堂颁发烈士证书，并按照烈士家属予以优待。1983年，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为高福源烈士举行了庄严的骨灰安放仪式。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如今的和平年代，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向英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