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的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湘军的陆续裁撤,让清廷的压力骤减,已经消除了对曾氏兄弟的疑虑。
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将领遵王赖文光,率残部与捻军汇合,并按天国军制重组捻军。新捻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易步为骑,奔驰豫、鲁、苏之间声势浩大,逐渐发展为一支约十万余人的骑兵部队。
僧格林沁被杀后,清廷连下三道谕旨,命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曾国藩无意在上战场,上奏朝廷:“臣精力日哀,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此时湘军裁撤后仅留八千余人,兵力相差太多,曾国藩不得不奏请淮军北上助剿。
李鸿章利用上海、江苏膏腴之地,大量采购洋枪洋炮装备淮军,淮军已是装备最为精良的地方武装。
曾国藩审时度势,向清廷提出“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的剿捻方略。并实施“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的战略布置。
但因四省十三府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捻军避坚而走,在空隙间随意穿插,官军又消极避战互不策应,根本无法阻挡飘忽不定的捻军。
同治六年,捻军由鲁西而豫又至皖,徘徊于怀远、凤台、睢州一带。
曾国藩驻节周家口,亲自布置河防之策,东以运河,北以黄河,西以贾鲁河,南以淮河的自然天险为界,沿河筑起长堤和碉堡,分兵守防,形成对捻军大面积包围圈。
但因清军防备松懈,加上调度指挥不灵,捻军组织重兵先是冲破沙河防线,后突破运河防线,彻底冲出曾国藩的包围。
曾国藩筹划一年之多的,重镇设防、划河圈围的剿捻方略宣告失败,功败垂成。
遂奏请李鸿章到前线助剿,清廷却不准曾国藩的奏请,并下旨让其交卸钦差大臣关防进京陛见。
清廷此举,让曾国藩颜面扫地,上折朝廷奏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注销所封一等毅勇侯,以散员留营效力”。慈禧太后仍不准奏。
曾国藩就此连上三折,要求随营参赞,并自封朝廷颁发“两江总督和一等毅勇侯两颗关防印信”。
曾国藩只好收拾行装,黯然南下。
就此李鸿章才认识到,曾夫子的剿捻方针何等正确,重拾河防之策。于同治六年,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予以重创,至年末将东捻军彻底消灭。
捻乱平定后,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又筹措支应粮饷有功,补授武英殿大学士。
曾国藩的剿捻方略,就是现在来看也是正确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如此广袤的地区和落后通讯条件,战略部署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曾国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廷急于求成不给充足的时间;另外内部矛盾重重,地方官绅各自为政。在实行“清野查圩”等措施时,上至官绅、下至乡民无不反对,怨声载道、而不得人心。
就连曾国藩视为嫡系的淮军,也是只知李鸿章,不知有曾国藩,凡事需禀告李鸿章以后才执行。
在提出河防之策后,举朝哗然“闻者皆笑其迂”。多方掣肘,并不配合他的行动。
李鸿章讽刺河防:“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
曾国藩如此作为,应是以“自污”的方式,向清廷表明,其乃是一个“胸无大志、恋权恋栈”暮气深重的腐儒,是畏讥自抑的结果。
湘军北上剿捻功败垂成,就连曾国荃新建湘军也粒功未收,代表湘军已日暮西山,退出历史舞台!
古今无两庆封侯,北进惜乎无善谋。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