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寿

1985年5月13日，在北京某医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临终前抓着自己老伴的手，动情叮嘱道：“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淮安，在我老家后院，埋在小时种过菜的地方，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这位老人名叫周恩寿，是周恩来总理的三弟，别名“周同宇”、“小黑子”。

由于周母过世得早，家中仅靠着周父一人，是无法维持四口人生活的。因此，周恩寿那腿脚不便的八叔周贻奎，和体弱多病的八婶杨氏，也曾艰难地接济过周家三兄弟一段时间。

周恩寿一家

在这期间，周恩寿在八叔和哥哥们的教导下，学习了一点文书和珠算。

后来因八叔家经济拮据，揭不开锅，兄弟三人便被寄养到了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四伯父周曼青家中。

周曼青的工资虽算不得高，但勉强能供养一个人读书，便送了三兄弟中的老大周恩来去上学。

周恩来考入南开后就开始勤工俭学靠自己生活了。

有了兄长这样的珠玉在前，周恩寿也备受激励，不甘落于窠臼。

在他随着四伯父来到天津上学后，便十分用功，常因成绩好而接连跳级，深得师长们的喜爱。

周恩来在南开时的留影

周恩寿后来顺利考入南开中学，并且受到学校进步思潮影响，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周恩来创建的“觉悟社”的一名交通员。

同年冬天，他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5年，应组织要求，周恩寿以在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借口，于北平市秘密展开党的地下交通与宣传工作。

期间一直与兄长们保持着紧密联系，还认识了未来的嫂子邓颖超。

当时两人还未结婚，周恩寿称其为“姐姐”，对她十分敬重，而邓颖超也将这个小弟视为家人，十分关心。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后来年迈的周恩寿回忆起那段岁月，总会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棉鞋。”

1926年北伐战争揭开序幕，当时刚好完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任务的周恩寿被临危受命，出任了国民革命总政治部宣传员，于最危险的前线工作。

枪炮向来无眼，在周恩寿进行一次火线上的采访时，不幸被炸伤了右脚，抢救多时才得以脱险。

伤愈之后，工作严谨的周恩寿被稍加提职，继续奋斗在北伐宣传的岗位上。

周恩寿在黄埔就读时的留影

但在后续的工作中，一向认真谨慎的周恩寿也犯了错误。

当时他有一个恋爱对象，两人关系很好，周恩寿在工作时听闻对方涉险，顿时失了分寸，短暂地离了工作队伍去寻她。

尽管离队时间很短，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但此事传到周恩来耳中后却让他十分生气。

周恩来认为革命队伍纪律必须严明，对于三弟这样的行为，他半点不姑息，给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的重大处分。

当时的周恩寿不过二十出头，正值年轻气盛，见哥哥如此惩罚自己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心里也难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年后向周恩来提出自己要离开革命队伍去外地念书的想法。

周恩来、周恩寿（后排右一）和家人合影

周恩来对此很是震惊，与邓颖超一起先后劝阻周恩寿，但都未果。只得放任他自行脱党去往了四伯父居住的吉林，做了吉海铁路局的一名科员。

后来有人提起此事，周恩来也觉得是自己对三弟太过严厉，内疚地表示：“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

即便如此，兄弟之情是割舍不断的，在周恩来身陷险境时，周恩寿依旧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乘船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船经过青岛时，被日本侦察兵盯上了，并一路跟踪他们到了大连。

周恩来夫妇与周恩寿的三个孩子

周恩来察觉这一情况后便紧急在吉林落脚，入住了一家旅馆，以自己乳名给四伯父写了封简信：“问舅父好。”

对哥哥甚为了解的周恩寿一见信上周恩来将惯常用的称谓“四伯父”改成了“舅父”就意识到他们定是有了情况，急忙去旅馆接回了哥嫂，助他们暂时脱险。

因当时东北被日本人掌控，为掩人耳目，周恩来便独自先行，启程去了哈尔滨的二弟家。

翌日，邓颖超再由周恩寿陪同，与之会合，几经辗转才得以安全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与周恩寿女儿周秉德

由这件事不难看出，周恩寿虽脱离了党，但心中依旧有党性，且周恩来对他的品性为人也是十分了解与信任。

周恩来晚年重病时回忆起从前，也会对周恩寿的孩子们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此后，周恩寿就一直活动在吉林与哈尔滨一带，为了谋生，税务、禁烟、证券等多个行业他都有所涉及。

他先后担任过曾任松江绥化税务局科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等职位。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周恩寿经兄长周恩来的同学的介绍，认识了满族姑娘王士琴，两人相恋几年，结为连理。

王士琴与周恩寿

那个年代，时值乱世且交通不便，亲人之间一别多年不见是常有的事。自打1928年匆匆一别，周恩寿就多年未再见到大哥。

1931年，四伯父周曼青病逝，当时的周恩来正率领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暂时无从得知这一噩耗，即便知道了也无暇奔丧。

周恩寿便做主料理四伯父的丧事，还不忘在讣告上署上了周恩来的小名，以代他尽孝。

1943年，周恩寿举家搬到天津，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即便如此兄弟二人也依旧没能团聚。

直到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周恩寿知道周恩来在重庆后，便主动给兄嫂写了封信。

周曼青，又名周贻赓

周恩来接到消息，连忙让助手发了电报，约周恩寿于北平一聚。

至此，时隔十八年，分别的兄弟俩终于聚首。

在与周恩来重逢后，周恩寿提出了想继续参与革命的想法，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为了避嫌并没有管理此事，而是让周恩寿自己去找组织代表叶剑英。

叶剑英觉得周恩寿是个可用之人，就依照当时形势，让他继续隐瞒身份，展开一些地下工作。

在组织的授意下，周恩寿回天津后便开了一家“民生客栈”，开始借做生意之名，暗中帮党组织运输一些稀缺的医疗药品与器械。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倒台之前垂死挣扎，搞起了轰轰烈烈的保甲连坐制度，打击共产党人。

周恩来当时已经转战陕北，却不想周恩寿却遭人告发：他是周恩来的弟弟，而因此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

狱中的日子不好过，周恩寿几乎每天都要受到严刑拷打。

但任凭敌人浑身解数使尽，周恩寿也没有泄露半点有关党组织的消息，只承认自己是周恩来的弟弟，别的一概不知。

周恩来知晓此事后，托朋友、老师、同学等人设法营救三弟。

历经六个月，由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两先生出面，才终于将周恩寿保释了出来。

1949年，南开大学学生证

遭受牢狱之灾后的周恩寿并没有因此退缩，而是仍选择了为革命奋斗，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成立新中国。

建国后，周恩寿踏入了政坛，但其职位并没有因自己的兄长是总理，而被特别优待，相反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弟弟比对旁人更为严格。

他还嘱咐过手下人周恩寿身体不好常请病假，在任用时无论是工资还是职位都尽量按最低算。

不光如此，周恩来在周恩寿涉政之初还曾当面对他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

周恩寿也确实听从了兄长的话，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修学一年后，才被分配去做了个钢铁局的科长。

建国之初的北平

由于周恩寿的薪资不高，而他又有六个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便主动承担了大侄女周秉德的生活支出，将她接到身边抚养，还送她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学习。

1963年，周恩寿的胃病越发严重，病假请得很频繁，周恩来见他左右只有一年要退休了便建议他提前退休，免得耽误工作，还嘱咐了周恩寿当时的领导曾山办理此事。

曾山一方面觉得周恩寿之前身体尚好时工作兢兢业业，一生病就让他退休不近人情；另一方面觉得周恩来或许是随口一提，便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周恩来与侄女周秉德

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见弟弟依旧在岗便主动找了两人。

他担心弟弟想不通其中关节，而影响兄弟情谊便特意和他详谈：“同宇，之所以让你提前退休，是因为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而且你也快到退休年龄了！

不能让别人在背后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请病假，快到年龄了却还不退休！你们的生活，看病钱不够的，我出。”

还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曾山：“他拿着全额的工资，却不能保证正常上班。你再不把他提前退休的事情处理好，我可就要给你处分了。”

这时曾山才充分意识到总理对家人的严格，对工作的严谨，提前一年给周恩寿办了退休手续。

周恩寿退休后，虽然薪资比起在岗差的自然不是一星半点，支付一大家子吃喝就有点不够看了。

周恩来其实心里也清楚，弟弟一直以来的捉襟见肘，早在周恩寿没退休前，他就每月都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来补贴三弟的家用。

而在周恩寿早退之后，周恩来更是将给予三弟家的补贴增到了200元，给了自己工资的一半。

于是，退休后的周恩寿就专心在家教养起了几个幼小的儿女，偶尔也和从前几个学友王光琦等人聚会闲聊，戏称他们聚会为“神仙会。”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国内进入特殊时期，周恩来被反革命集团等人盯上。

这群人为整倒周恩来，开始四处找“黑材料”自然也就找到了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身上。

为了想办法带走周恩寿，他们硬是把“神仙会”说成“反革命聚集地”，污蔑他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以此发难周恩来。

因担心周恩寿落入反革命集团手中而枉送性命，周恩来为保护三弟，不得已将他送去了北京卫戍区监禁审查，这一去就是七年。

直到1975年周恩寿才重获自由。特殊时期结束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队正式对周恩寿一案复查，洗清了他的冤屈。

接着，周恩寿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竭力为祖国和人民发挥自己的余热，后于1985年病逝。

在回顾起自己生平时，周恩寿有两件憾事：“一是没能给哥哥送别，二是没能回老家看看。”

人越上年岁就越发挂念亲人与家乡，周恩寿也不例外。

建国以后，他曾多次表示自己想回家乡看看，但都被周恩来劝服了。

一是当时内战悄然打响，他们兄弟俩若是回家，势必会被人盯上恐连累族中亲人；

二是当时苏皖一带在筹备土改，他们说是回去会增加别人工作的负担；

三则是接待方面的麻烦。

周恩来常对周恩寿说：“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之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了地方的钱财，还要耽误地方上的工作。”

周恩寿每每听完都很认同哥哥的想法，就暂且压下了回家探望的心思。

家乡虽不能回，好歹有哥哥在。但周恩寿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连周恩来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应他从前的嘱咐，大家都不准丢下工作来专程探望，所以亲属中除了邓颖超，其他人即便来医院也多是被劝返了。

周恩寿当时才出狱不久，自己也身患重病，有心无力，去探望过几次也都没能见上哥哥一面。

后来周恩来逝世，周恩寿因处于“群众监督”期还未得平反，没“资格”参加追悼会，连这最后一次见周恩来的机会也没有。

周恩寿就只能私下在家中设了灵堂，默默悼念。

周恩寿的一生，是深受哥哥影响的一生，他被生活打磨，疲于生存，却也忠于革命。

他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边际，却又在哥哥的教导下走入了浪潮中心。他一生坎坷，却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报效了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