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一支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到徐州,他们此次到访的目的并非游览名胜古迹,而是为了访问三个中国村庄,探究一个曾让他们久久思考的问题......

这三个村庄,分别是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它们和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村庄毫无二致,但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中却有着璀璨的一笔。

几十年前,一支拥有80万兵力,装备有美国战机、坦克、大炮的军队曾在这一地区遭到惨败,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给世界各国军事专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

要解开这一历史之谜,就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略有了解。

在中国历史上,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至黄海、西达陕西潼关的这一广大区域被称为中原。

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陆路、水路交通便利。只要掌握了这片土地,就可以左右南北局势,掌控中国的腹地。


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能给人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中,中原就是国家、社稷、王朝和政权的代名词。历史上无法控制中原的政权,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衰落。

蒋介石尽管屡战屡败,但只要占住中原,就仍有希望扭转乾坤。因此,他把70%的兵力都部署到了长江以北。

对于蒋介石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丢,唯独中原不能丢。

正因为如此,这片有着400多次战争历史的土地,在20世纪40年代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参战人数达到了140万。

双方的统帅,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得中原者得天下。”

1948年夏天,南京的蒋介石和西柏坡的毛泽东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中原大战筹划,希望能够把对手置于死地。

全面内战爆发的第二年,毛泽东受到《西游记》中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的启发,指挥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先后进入中原,深入蒋军统治区的腹地。


这三路大军经过鏖战,成功实现了毛泽东预定的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人统治中心的战略目标。

然而,这三支大军面临着无后方作战的极大困难,人员和装备都损失不少,战斗力大幅下降。毛泽东一直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变中原战局的策略。

毛泽东在山沟里考虑着南京城里的蒋介石,而南京城里的蒋介石也在日夜考虑着山沟里的毛泽东。

1948年夏,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为了扼制我军的运动战,蒋介石将原本分散部署的198万正规军组成11个强大的进剿兵团和若干负责守备的绥靖区。

其中,7个精锐兵团驻扎在中原地区,。

这些兵团采用合成军编制,全部机械化装备,实现机动作战,以动打动,逼使我军做出决战的战略策略。

可以说,蒋介石开始“用毛泽东的方法来对付毛泽东”。

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毛泽东似乎退了一步。他说,蒋介石在中原组织了许多机动兵团,企图同解放军决战。”


“但我们偏不急于同他决战,只要求华野、中野密切协同,歼敌约40个旅,等到条件成熟再做打算。

一位美国记者曾有趣地描述蒋介石和毛泽东:蒋介石像一根铁棍子,坚硬而又有些僵化,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军人;

而毛泽东则像一根湖南湘竹,柔韧又有些飘逸,可以说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

两人性格上的特点也反映到了军事指挥上,蒋介石用兵保守,战法单一;毛泽东则富于创造,多有巧思。

早在1948年1月,为了夺取中原作战的主动权,毛泽东曾想出一个奇策:

由常胜将军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十万人渡长江南进,深入蒋介石心腹地带作战,迫使敌人20至30个旅撤回长江以南,使中原我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将敌军分而歼之。

然而,两个月后,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却以个人的名义发出了一封使毛泽东大感意外的电报。

电报中,粟裕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理由是十万大军远征敌占区,总兵力至少损失一半,无法对敌形成大的威胁。

而如果以5万减员的代价在中原作战,至少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


毛泽东意志坚定,从不轻易改变决策。他电令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来当面汇报。

心情紧张的粟裕在城南庄里并没有看到他所担心的情况。毛泽东打破了会见下级时从不出屋门的惯例,大步走出门外,握住粟裕的手摇了又摇。

从那天起,我军放弃了毛泽东“虎穴掏心”的计划,而采纳了粟裕“断其右臂”的战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毛泽东最赏识的将领往往是那些敢于向他“叫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粟裕不愿过江,必须用行动证明江北有大仗可打。他率部狂飙卷豫东,铁拳砸济南,4个月内歼敌23万。

济南城头硝烟未散,那封历史上很有名的电报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1948年9月24日,粟裕建议乘胜打淮海。


在1948年秋天,淮海战役的计划初具雏形,其目标是攻占淮阴、淮安和海州地区,并歼灭蒋军黄百韬兵团,战役名称由此而来。

在这场战役中,毛泽东要求华野投入全部兵力,并要求中原野战军给予密切协同。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扼中原地区的南北要冲。

两千年前的汉末年间,刘邦和项羽在此之战,最终决定了天下一统。而1948年,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展开。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之前十分自信。他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进行过四次中原大战:北伐战争、蒋冯阎大战、中日台儿庄会战,均以胜利告终。

但他身上的包袱很重,注定让他处处受制。一方面,他希望以攻为守,放弃老套路的死守大城市策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过早放弃城市,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导致美国放弃援助。

他在军事指挥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令不少蒋军将领备受其痛。 蒋介石办公室电话班班长王正元晚年回忆:


“蒋介石有一种朝令夕改的脾气。他下达命令后,很快又改变主意,等过一会儿再重新考虑,又直接打电话,导致在同一件事上,至少打给5个人。”

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的淮海战役也将在这里展开。

然而,蒋介石在军事指挥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令不少蒋军将领备感不适。

为了倾全力与解放军作战,蒋介石将“华中剿总”与“徐州剿总”合并,并试图让比较能打仗的白崇禧出马统一指挥,但由于双方矛盾很深,白崇禧推脱不就。

最终,蒋介石只好仍让刘峙镇守徐州。

刘峙是蒋军二级陆军上将,出生于江西吉安,早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战术教官,唯一的特长是对蒋介石处处紧跟。

他常说,我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尽管他在指挥作战方面并不擅长,但在蒋介石的官场里,他却连连高升,被称为“福将”。

然而,蒋介石深知打仗不是儿戏,因此决定让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

杜聿明是一个注重实际的将领,为了夺回中原战场的主动权,他一上任就拟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佯攻济宁,夺回济南,打通津浦路。

然而,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因为东北战局紧张,卫立煌拒不执行蒋介石的东进方针,蒋介石只好想起杜聿明。

1948年10月,蒋介石乘坐飞机经过徐州,让杜聿明和刘峙上飞机看他,一上飞机后就不让杜聿明回来。

这使得刘峙感到十分迷茫,数十万蒋军待在原地毫无动作,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

相比之下,我军方面则筹划了40多天,毛泽东与前线将领来往上百封电报,最终确定了作战计划:


华野出动35万人,以15万人围歼黄百韬兵团,20万人引诱邱清泉、李弥兵团,伺机围歼;中野则在邱李兵团离开徐州后,攻占蚌埠、宿县。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正式下达了发起淮海战役的攻击命令。然而,直到这一天,负责指挥东北作战的蒋介石已经累得吐血,才匆匆忙忙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赶到徐州部署会战。

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等兵团司令面临撤守淮河和守卫徐州两个方案,认为敌前撤退已为时过晚,不如毅然决定死战。

最终,大家达成了退守备战,集中兵力于徐州一带实行攻势防御的方案。

此时,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已开始从山东、河南向前进攻,华野直逼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中野则瞄准了徐州刘峙集团的退路——宿县。

但是,毛泽东和将军们没有预料到按计划攻击的目标——黄百韬的第7兵团会迅速撤出新安镇,向徐州集结。


中国有个谚语,叫“开门红”,但这场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只是得到了一座空城。

更加危险的是,如果黄百韬的第7兵团与第2、第13、第16兵团在徐州汇合,他们将在与我军的大规模战斗中形成绝对的优势兵力。

一个前进,一个后退,根据双方的装备和行程,华野攻击部队本应处处击空,但黄百韬的兵团却丢失了生死攸关的3天时间。

战场的每一刻都是千钧一发,而这3天决定了一支15万大军的命运。

在战役开始之前,毛泽东将粟裕的作战计划中的战斗发起时间改了4个字,要求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同时开始战斗,而不是一先一后。

“一先一后”改为“同时发起”带来的效果是,让蒋军的部队同时受到攻击,蒋介石一时摸不清我们到底是先攻哪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哪里。

这一策略在准备淮海战役时显得相当重要,竟然让蒋军的数十万大军在4天内迷失方向。

战役发起4天后,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紧急电报,一片茫然,摸不清解放军究竟先攻击哪里,也不知道毛泽东的主要目标是哪里。


粟裕建国后在撰写回忆文章时,曾赞叹:“主席这4个字真是神来之笔。”

而刘峙则真的上了钩,把本该交替掩护的撤退变成了乱七八 糟的大溃退。

黄百韬兵团本来集结于距徐州只有百余公里的新安镇。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6日开始撤退,4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地抵达徐州。

然而,刘峙却电令他原地等待从海州撤退的44军,使他耽误了两天的路程。而黄百韬身后的李弥兵团却提前撤走,在徐州和新安镇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地带。

黄百韬曾在军阀李纯手下当过传令兵,一生三易其主,最后投靠了蒋介石,与我军作战时曾以中将之身率队冲锋,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黄百韬认为国共之争,近似于历史上项羽、刘邦在徐州附近的垓下一决雌雄的味道。

面对这场生死之战,这位曾被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动得涕泪交加的将军,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在50年前那个阴冷的夜晚,他叫醒蒋介石派来的战场视察官李以劻,向这位老同学一诉衷肠:

“请你记着告诉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不会对不起他,我会拿这条命来报答。”

然而战争赋予将军的任务决不仅仅是以死尽忠,黄百韬在苦苦等待的两天中,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忘了在他撤退的必经之路京杭大运河上架桥。

当时京杭大运河在邳县一带只有一座铁路桥。7日开始向徐州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发现,他的15万大军与大批随队西撤的商人、地主、学生和职员的小轿车、大卡车、箱笼行李挤成了一团,排起了逶迤几十里的长蛇阵。

黄百韬在感受到危机后,紧急命令其部队的100军架浮桥过河,让第63军转至窑湾镇渡河。

然而,对于防守方来说,运河原本应该是阻碍敌军进攻的有力武器,但黄百韬却让运河成为了阻碍自己的屏障。

他过河后,作为兵团司令官的他竟然没有布置炸桥,这种普通军事常识的失误最终成为他日后悲剧的导火线。


当黄百韬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向西撤退70公里到达碾庄时,华野攻击部队刚刚从山东进入江苏,为了给黄百韬一个到达徐州的顺利机会,他们“慷慨”地留给了他一天时间。

然而,正当黄百韬庆幸自己准备逃出生天时,贾汪起义的发生使情势发生了逆转。

驻守在台儿庄和贾汪一带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洋带领3个半师的2.3万余人宣布起义,徐州的北门顿时洞开,我军可以直接攻向徐州,并且拦截正在西撤的黄百韬。

11月9日成为了淮海战场上一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黄百韬兵团在贾汪起义的冲击下处境十分危急。

而蒋介石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得不向他并不喜欢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要求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发表一个支援国民政府的坚定声明。

然而,这一天,毛泽东也发出了特急电报,要求粟裕和张震“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勿使南窜”。


在这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下达在徐蚌地区与80万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命令。

因为中原战局与东北战局不同,而东北战局我军兵力、装备、态势均占优势,所以全歼敌军的决心在大战开始的半年前就已下定决心。

中原战场的敌我形势完全相反,就像是一锅夹生饭,让人很难吃下。

直到11月9日,粟裕报告敌人出现了总体后撤的迹象后,毛泽东认为主动权已经转向我方,最终下定决心进行战略决战,将敌人就地全部歼灭。

正是在这一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得知贾汪起义的消息后,担心解放军趁机进攻徐州。

他无视蒋介石让他支援黄百韬的命令,下令李弥和邱清泉的部队迅速集结徐州,在黄百韬周围留下了一片空白地带。

同样在这一天,黄百韬却突然停留在距离徐州不到50公里的碾庄,让一直担心赶不上他的粟裕兴高采烈。


原来,黄百韬得知自己的先头部队已经与解放军交火时,决定让各个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整顿,越过碾庄进攻到曹八集和大许家,以消灭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在战场指挥上,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却遭到了64军军长刘镇湘的反对。

刘镇湘是黄百韬的主力将领,自负且爱讲条件。他说他的阵地已经构筑好了,没有必要而走,这太可惜了。

而且他所负责防守的土山镇是关羽曾经投降曹操的地方,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黄百韬的四个军长陷入了争执,此时他们接到了国防部的命令,命令黄百韬自行决定行动,必要时可以在碾庄击退敌人后再行撤退。

黄百韬发现各个军都已疲惫不堪,且自己损失了两万余人,只有64军还相对完整。

他想到未来还要继续作战,所以迁就了刘镇湘,决定在碾庄坚守,等待援助。

粟裕看到机会来了,立即指挥各支部队向前猛攻。华野的第1纵队和第9纵队终于在窑湾一带追上了黄百韬的第63军,并将其包围。


由于京杭大运河桥堵塞,63军无法过河,只能强渡运河,但解放军快速赶到,两军展开了两昼夜的激战,最终63军全军覆没,军长陈章腹部中弹后跳河自杀。

在黄百韬停留的那一天,华野的第7纵队和第13纵队利用贾汪起义军开辟的道路,从北面直奔曹八集和大许家,消灭了黄百韬兵团的先头部队44师,并于11月10日迎面拦截了黄百韬兵团。

蒋军统帅部在此时才清醒过来,蒋介石再次想到了杜聿明。11月10日下午,正在指挥东北战场10万蒋军从葫芦岛撤离的杜聿明被紧急召回南京,出席了紧急军事会议。

杜聿明准确判断出我军不是要攻取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包围歼灭黄百韬的兵团。他还预测到,中原野战军主力可能南下阻击前往增援黄百韬的徐州兵团。

蒋介石认识到情势的危急,迅速命令杜聿明当晚赶赴徐州,挽救战局。

杜聿明一到徐州,立即提出反击策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向南击破中野主力纵队,然后快速返回解救黄百韬之围。


这一手策略非常毒辣,由邱李两个兵团从北面,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从南面,以超过30万的优势兵力夹击中原野战军,使得我军处境危急,同时华野也不得不分兵前去支援。

刘峙并不认同杜聿明的计划,因为他觉得这并不符合校长的想法,所以坚定反对该方案。最终决定让邱清泉和李弥两个主力兵团向东正面突击,解救黄百韬。

在完成对黄百韬的战略包围后,粟裕按照事先的计划,将部队分成阻援和攻坚两个集团。

8个纵队负责正面和侧翼阻止敌人增援,4、6、8、9和13纵等5个纵队在特纵的配合下,不分昼夜地发动攻击。

但是,战斗的困难程度超出了预期。黄百韬的第7兵团并不是普通的部队,装备着美国武器,训练有素,在战斗中表现相当顽强。

华野主力之一的8纵两个团进攻一个村庄,仅歼灭64军两个营,而自身则伤亡1500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华野的攻击部队遭受了全面挫败。


11月12日,刘峙和杜聿明亲自率领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20万人增援部队从40公里外赶来。

按照杜聿明的计划,蒋军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李弥的第13兵团全力增援黄百韬,同时命令黄维的第12兵团向徐州急进。

他下令在11月13日,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全线发动攻击。一场在热兵器时代比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还要激烈数倍的中原大战已全面展开。

粟裕按照战前计划,将3个纵队放在正面拦截,将5个纵队放在敌侧后打援。1948年11月13日上午9时,激烈的炮火将徐州东面的邓楼至团山一线打成了一片火海。

在战斗的第一天,杜聿明的部队前进了四至七公里,他估计一周内便可打到距碾庄不足四十公里的地方。

邱清泉更为乐观,他向黄百韬发电说“我们能于一两天之内与您会师,共同歼灭顽敌”。

粟裕没有料到已经被围困的黄百韬如此顽强,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却不惜一切代价来救援,同时黄维的兵团也在迅速向前。


优势开始转向对手一方,正在苦战的华野面临被反包围的危险。

粟裕终于认识到,他的部队从野战猛攻转向了村庄攻坚战,因此原本百试百灵的“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战术已失效。

对手利用了层层设防的阵地形成了强大的交叉火网,以静制动,扼制了华野拿手的运动战。

从15日凌晨开始,响了数天数夜的枪炮停止了,我军开始大量挖掘交通壕,向敌方慢慢前进。

眼看灾难即将降临在黄百韬头上,蒋介石十分着急。他每天都会发送三个十万火急的亲笔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务必尽快与黄百韬会师于碾庄。

杜聿明决定下令邱清泉全力以赴,增援黄百韬。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邱清泉出奇招,派出一支部队进行侧翼迂回,计划在我军侧后面进行袭击,切断我军退路。

经过孟良崮战役重新组建的74军承担了这个突袭任务,中将军长邱维达于11月15日清晨率部出发。


有着共同战争经历的军人们在战场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粟裕在11月14日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毛泽东担心邱清泉会掉头溃逃,命令华野速派韦国清兵团夜袭敌后,切断邱清泉的后路。

于是,在中原大地上,一个奇怪的场景出现了:11月15日,在潘塘小镇东西向的同一条公路上,两支敌对的军队在加速前行。这次交锋被载入了战争史册。

11月16日凌晨3时,两支执行相同作战计划的军队在潘塘相遇,一场双方都毫无准备的遭遇战迅速打响。

开始时,双方的指挥官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们认为敌人只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敌人则认为我们只是一群溃逃的地方武装,所以双方都下令迅速通过完成突袭任务。

当两军擦肩而过,却又发现敌方的队伍无穷无尽时,才逐渐紧张起来,潘塘也打成了一锅粥。


直到天亮,双方指挥官才惊恐地发现,数十公里范围内,敌我双方的部队已经混杂在一起。

邱清泉得知消息后,立即意识到我军突袭行动与他的行动完全相符:如果潘塘失陷,他的退路将被完全切断。

在紧急情况下,邱清泉立即下令调动战斗力最强的70军96师和32师从狼山主攻方向撤出,增援74军。同时,通知徐州空军迅速派出大批飞机支援作战。

而我军的指挥员韦国清下令,苏北兵团7万将士同时加入战斗,向潘塘发起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十几万人的军队像牛皮胶一样黏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粟裕意识到,这种战斗方式行不通,用兵要看“奇”,而这次已被对手看清了底牌的突袭已经毫无意义。

他下令放弃迂回计划,全军撤退,并寻找新的战机。

18日清晨,华野后卫部队拼死阻击,挡住了追击而来的敌人。于是,这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以双方打了平手而结束。


一时间,蒋军的各大报纸上都刊登着“保卫徐州大捷”的通栏标题,令人瞩目。上级的嘉奖,各省的贺电纷至沓来,徐州市也在鞭炮声中欢庆,彩旗飘扬,上下一片欢腾。

此时,粟裕处于两难的境地。从安全角度考虑,让增援之敌离碾庄越远越安全;但是增援部队从徐州出发,如果离老窝太近,我们迂回包抄的部队就没有可穿插的空隙。

如果让敌人靠近,将敌人与徐州的距离拉远,就会有更多穿插机会;但同时离碾庄战场过近,攻击部队被包围的危险性也会成倍增加。

战场上危机与希望常常并存。粟裕决定暂停攻击碾庄的部队,并让8个纵队同时向后收缩,引诱邱李兵团向东进攻,以便在歼灭黄百韬后加以围歼。

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计划,一旦敌人利用我们的后撤之机全力进攻,撤退中的军队很可能难以抵挡。

如果敌人突破防线并与黄百韬会合,不仅煮熟的鸭子会飞走,我们自己也会成为对手案板上的肉。


然而,最大的冒险往往能将力量发挥到极限。

刘峙和杜聿明看到我们的军队在撤退,以为我们已经溃败。这时,他们激动万分,下令邱清泉、李弥、孙玉良和、黄百韬4个兵团同时出击,击破当面之敌,夹击华野。

杜聿明的部队于17日攻占了大许家,距离碾庄不到20公里。在这次战斗中,华野部分官兵被敌军俘虏。

蒋军空军也向统帅部报告,共军昨晚有数百辆卡车向东开,碾庄地区整夜没有战斗,解放军数万人成队向东进发。

蒋军统帅部根据这些情报判断,解放军已经全面溃退的可能性很大。

刘峙越来越兴奋,向蒋介石和各省发电报捷,声称碾庄阵前有数万共军伏尸遍野,血流成河,共军被歼20万人。

此时的蒋介石深有感触。由于蒋军一连串的失利,已让美国政府失去信心。

这次“潘塘大捷”的消息对蒋介石来说是太及时了,他要利用它编织一个美好的未来来说服美国人,蒋军有能力战胜共产党,今天的军援不久就会有振奋人心的回报。

因此,蒋介石在庆祝大会上宣布,特别授予邱清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百韬将军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刘峙全军上下奖金100万元。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做出了表态。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军事援助款项将尽快拨付。

毛泽东在西柏坡失眠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期,而乐观的计划已经超出了华野的承受能力。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的房间通宵亮灯,为了随时听取战报,甚至一整天都不离开房间。

黄百韬兵团的命运已经成为淮海战役的转折点。

1948年11月12日,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黄百韬兵团包围圈上空,与他通话,告诉他援军已经在40公里外向这里开进。黄百韬大声表示,要奋力拼杀,为“党国”立功。

一名通讯科长带着对空联络电台跳伞下来,成功地开通了与空军和南京的热线联络。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制空权的攻击部队将面临来自空中更密集、更准确的袭击。

黄百韬对此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上天在帮助我。”

仗还没有打,黄百韬就已经占据了优势。碾庄是华中平原上一个不足200户的村庄,因为卷入战争的漩涡,竟变得与当年赵子龙的长坂坡一样著名。


这一带因历年河水泛滥,当地村庄都把地基筑高,俗称“台子”。每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村内有水塘,村外有围墙和外壕。

之前驻守碾庄的李弥利用这些地形,借鉴当年松山日军的工事,修建了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的圆周形野战防御阵地。无论攻方从哪个角度进攻,都会立即受到多个方向的火力攻击。

11月11日晚上,碾庄外围攻坚战爆发时,我们的军官和士兵果然被阻在了密集的火力网之下。

敌人的射击孔大多紧贴地面,很难发现。即使爬行前进也很容易受到伤害。有几个阵地被修成夹壁墙式,当我们军队冲过去时,敌人会向我们的军官和士兵的背后开枪。

华野官兵感到,他们面前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而此时,华野内部出现了问题。由于部队长途追击,后勤补给还没有跟上。

在激烈的战斗中,不仅弹药消耗巨大,粮食也非常短缺。战士们在空腹的情况下上阵作战。粟裕不得不下令暂停攻击,并向军委发报告:“迅速送来粮食和弹药。”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决一死战。他在14日的电报中告诉所有将领:“这场战争将是我们南线前所未有的大战争,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

这一封电报为粟裕打破了包围。华野攻势缓慢,伤亡惨重,一些指挥官开始担心牺牲过大而退缩,提出“不能再打了”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对本次战役伤亡数字的预算,让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


11月15日对蒋介石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天:他为华野的攻势停滞庆幸之余,却又在徐蚌铁路交通要道宿县城头听到了激烈的枪炮声。

宿县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徐州“剿总”以此为补给基地,积聚了大量军需物资,是刘峙集团的唯一补给线和撤退路线。

蒋介石和他的部下无法想象,解放军竟然敢在万军之中袭击宿县,企图吞噬徐州数十万守军。

这个主意是中原野战军刘邓首长在大别山进攻后提出的。宿县被攻陷,刘峙集团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由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长江以北蒋军重兵兵团与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两大主力的战略决战。

华野和中野的作战已经实际上合并成了淮海平原上的一场大决战,不仅在兵力使用、指挥关系、相互配合上必须统一行动,甚至连吃饭问题都得统筹安排。


11月16日,毛泽东告诉两大野战军,按他的推算,不仅结束战斗需要3到5个月,每天还将有60万张嘴等着吃饭。

因此,毛泽东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改变了内战初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口号,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力争决战取胜”的口号。

这时,总前委上任后第一个决定是建议毛泽东调整原先的作战计划,不再同时消灭黄百韬、邱清泉、李弥。

碾庄区域狭小,敌军密集,而我方的兵力优势也不明显,五个纵队攻击敌四个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战役进行到第16天时,原先预计3天就可以歼灭的黄百韬兵团仍然顽强地守在碾庄。


此时,我方原先设想的“出奇兵,迂回插入敌后,断敌退路”的计划也因潘塘的失败而告吹,战斗陷入了僵局。

对于火力和机动性都远远低于敌方的我军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中野部队同时还面临着敌方增援的三个兵团,完成战役命令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甚至连自身都有危险。

现实情况让华野和中野认识到原先的计划太过雄心勃勃,如果不小心反而会被敌人吃掉。

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建议,原先制定的作战计划被放弃,华野部队停止了诱歼邱清泉、李弥兵团的行动,集中兵力攻击黄百韬兵团。

中野部队则牵制敌方增援的黄维、李延年兵团,挡住他们的北上行动,暂不主动发动进攻。

最终,华野伸出的五个手指收回,攥成一个拳头,砸向碾庄。补充了弹药的华野部队重新扑向目标,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人惊心。


蒋军44军150师师长赵壁光回忆说:“炮火连天,火药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让人难以忍受。”

黄百韬已经被逼入绝境,没有任何好消息能够传达给他了。11月17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再次飞到碾庄上空与地面指挥官通话。

在一番鼓励之后,他对黄百韬说,由于援军被阻,无法前进,希望他们能够突围与援军会合。黄百韬听出参谋总长的话外之意:援军已经不可能到达了。

没有人知道这位每天被告知援军即将到来,但已经苦苦支撑了八天的将军,在面临死亡时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到,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扬起头看着天空,说:“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此时的黄百韬决定打到底,他对部下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最后不过一死,让黄埔同学们看看,以后不要再勾心斗角,只求私利了。”


这位已经铁了心的司令官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为即将走到尽头的蒋家王朝树立一个榜样。

华野调来了重炮和坦克,发起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攻击。而蒋军统帅部也在以每天12道令牌急催三路增援大军火速前进。

解放军对徐州敌人的战略包围堪称天才之举,但每一个战场的局部压力并没有丝毫减轻。

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朝宿县进攻。为了引诱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徐州东边的我军阻击部队撤到了大许家,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7纵和11纵的伤亡都超过了三千人,粟裕命令他们不能再后退一步,但邱清泉还是向前把我军的阵地压缩了5公里。

11月18日,敌人距离碾庄仅有15公里,看起来他们很快就会与黄百韬会合。我们三个纵队一面宣布告急,一面动用最后的力量进行反击。

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部分村庄一天之内易手10次以上。在千钧一发之际,粟裕紧急调来华野一纵支援,终于稳住了阵脚。

攻击碾庄已经进行了九天,而在粟裕的作战地图上,蒋军三路大军的箭头正逐渐逼近,就像三把锋利的利剑。


此时,每一秒的延迟都将以阻击部队官兵的生命为代价。最关键的是能否立即消灭那支还在奋力抵抗的黄百韬兵团。

西柏坡的压力让总前委焦虑不安,而关键时刻,粟裕决定在11月19日总攻碾庄。

黄百韬明白解放军30分钟的火力急袭意味着什么,他命令剩余的两个团增援前沿阵地,并下令炮兵用所有炮弹还击。

我军攻击部队在两道坪墙之间的开阔地上遭遇顽强的抵抗,甚至还不断受到反冲锋的袭击。幸运的是,我方的后续部队及时赶到,最终站稳了脚跟。

四个小时后,第二道坪墙被突破,我军终于攻入碾庄,开始与黄百韬展开巷战,对手的阵脚已经开始大乱。

粟裕没有当年诸葛亮借助东风的智慧,但他有诸葛亮所遇到的好运——连续几天的浓雾使对手的空中优势无法发挥,同时也让地面守军无法看清目标。

据点村落一个接一个地被我军突破,黄百韬也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通知64军军长刘镇湘自己突围。

此时,他遥望着徐州,曾经40公里的距离是他生的希望,但援军最终未能越过这个距离。

64军军长刘镇湘

黄昏时分,蒋军已经无法抵抗,刘镇湘和杨廷宴带着黄百韬向西突围,但遭到我军追击。黄百韬绝望地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了扳机。

一位解放军士兵发现杨廷宴在尸体旁痛哭,问他是谁。杨廷宴回答:“我只是一个伙夫,死的是我哥哥。” 这名士兵深表同情,帮忙埋葬了黄百韬的尸体。

那名战士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与一个一等功的称号擦肩而过。

幸存的杨廷宴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报告,黄百韬已经“自杀成仁”。

战斗结束后,我军立即撤出战场,但一个月后蒋军回到碾庄,并找到了黄百韬的尸体。

当黄百韬的尸体被运回南京时,蒋介石亲自率领高级将领迎接,并追封他为上将。此后,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在台湾触犯刑法,蒋介石因为黄百韬“为国捐躯”而明令减刑。


粟裕半个月几乎没合眼,当他听到黄百韬被全歼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声“哦”,然后晕了过去。

那晚,西柏坡毛泽东寝室里点了半个月的灯终于熄灭了。人们凭直觉猜测,这场战斗已经胜利了。

在这场极其艰苦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17.8万人,付出了4.9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这支部队在与强大对手的生死较量中坚持到了最后五分钟,经受住了最残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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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史说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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