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众多开国将领中，莫文骅与毛主席之间的接触可谓是最多的，从长征到抗战，他一直不离毛主席左右，是毛主席精心培养的年轻干部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与毛主席关系密切，接触频繁的年轻将领，从初闻毛主席的名字到与毛主席见面，历经了10年时间。

还记得莫文骅第一次听说毛主席的名字，是在1926年的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他的家乡广西南宁正值风雨飘摇之际，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遗风影响很大，农民对革命的要求十分强烈，一时间，民变迭起。

图 | 莫文骅

那一年的12月，莫文骅在梁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地从事学生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了窃取革命果实，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莫文骅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关押在一个暗无天日，散发着恶臭气味的监狱中。在狱中，他不仅要面对肮脏的环境，还要随时忍受敌人的摧残，这些都没有让他屈服，他坚持本心，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狱中的生活是苦痛的，但莫文骅的心态却是乐观的。有一次，他的母亲前去探监，莫文骅说自己想吃粽子，母亲听到后直皱眉，坚决不允许地说：“粽子是用绳子捆的，你现在就被捆在这里，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吃这不吉利的东西。”

莫文骅听到后，笑着对母亲说：“粽子的绳子，终究还是要解开的。”是啊，就像莫文骅一样，国民党的绳子，是不能将他困住的，终有一天，他会离开这座监狱，向着更加广阔的天空飞翔。

1928年2月，敌人还是没有抓住莫文骅的任何把柄，只能无奈地将他释放出狱。出狱后，莫文骅从二姐夫那里得知，共产党现在有军队了，叫做红军。

这是莫文骅第一次听说红军，他十分高兴，回顾以前的革命斗争中，他切身感觉到，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毫无疑问，毛主席走的这条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那时候，莫文骅非常想去见见红军，见见毛主席。但是，因为长期在狱中受到摧残，他的身体变得虚弱，同时还生了一场大病。

家里人不忍心看到莫文骅再去遭罪，于是便盘算着给他娶一个媳妇，让他收收心。但是莫文骅志不在此，他耐心地劝说父亲，让父亲明白当今形势，经过一番努力后，父亲终于妥协，就这样，莫文骅来到了广州夏令馆补习功课。

然而，因为身体的原因，莫文骅在广州的学习并不顺利，他只学习了短短一个月，便再也撑不住病倒了。没有办法，病重的莫文骅只好又回到家中。

1929年的夏天，广西形势发生了转变，国民党左派军人李明瑞回桂担任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担任广西省主席。

他们二人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更加倾向于共产党，并且和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自从掌握政权以后，便察觉到自己实力匮乏，于是就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李、俞二人主动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而身在广西的莫文骅，也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到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莫文骅接触到了军事，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莫文骅就在第七军军部担任机要参谋。

当时，在百色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迅速与朱德，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会合。”1931年4月，历经千辛万苦，红七军终于到达了湘赣苏区，并与该区的红军胜利会师。

在湘赣苏区，所有的一切都让莫文骅耳目一新，整个苏区的建设和军队的建设都被搞得有声有色，他越发觉得毛主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为了提高学识，进步自己，莫文骅利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他学到了毛主席的军队建设思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高超的游击战术。

通过认真努力地学习，莫文骅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学识，还开阔了眼界。

1934年10月的一天，那是一个傍晚，莫文骅刚从火线回到宿营地，便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发来的特急电报。

在电报上，组织命令他两天内赶到古龙岗镇，在那里与红八军会合，并就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值得注意到是，改电报还特意在末尾处加了一句：如迟到了，就跟不上队伍。

看着这封特急电报，莫文骅皱起了眉头，他从最后一句话中意识到：红军主力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中央苏区了。

假如自己没有按时赶到古龙岗镇和红八军会合，也就不能跟上主力部队转移。这样想着，莫文骅赶紧拿出了地图，发现自己所在的宿营地，距离古龙岗镇还有二百多里地，要在两天内赶到，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情急之下，他只好立刻起程，骑上快马，直奔古龙岗。一路上，莫文骅心急如焚，恨不能插上翅膀，直接飞过去。

经过连续两天的长途跋涉，莫文骅身下的马已经累倒在地，不能再走了，但此时的他，依旧没能赶到古龙岗镇。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队伍离开吗？莫文骅摇了摇头，他并没有放弃，捡起身边的一根树枝，打算徒步走向古龙岗镇。

第三天黄昏，太阳逐渐落下，莫文骅终于来到了古龙岗镇，当时红八军团已经开拔，只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留在驻地焦急地等待。

一看见莫文骅进来，罗荣桓激动地起身迎接，嘴里高兴地说道：“你终于来了，部队昨天就走了，我特意留下来等你。”

图 | 罗荣桓

此时此刻，听到战友关心的话语，莫文骅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地。在古龙岗镇休息了一夜后，第二天一大早，他俩就一同踏上了著名的长征之路。

那个时候，莫文骅因为脚伤不便走路，而红八军团又是刚刚成立不久，队伍里没有多余的马匹，于是他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路。

一天早上，莫文骅正在吃饭，罗荣桓走了过来，他笑着说道：“莫部长，有个好消息，党代表刘少奇同志打算送你一匹马，你快去看看。”

莫文骅听到后很激动，但是转念一想：“现在队伍才刚刚起步，哪里来的马呢？”带着一丝不解，他找到了党代表刘少奇同志。

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整理行装，一看见莫文骅走过来，便亲切地问道：“莫部长，你的脚怎么样了？这几天我看你走路越来越不对劲，肯定是伤势加重了。”

莫文骅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无大碍。这个时候，刘少奇指了指身边的一匹马，又说：“对了，你不是没有马吗？我这里刚好有一匹老马，你拿去用吧，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你脚受了伤，实在不方便赶路。”

莫文骅看着眼前的这匹马，思绪万千，他问道：“党代表，这匹马给我了，你怎么办？” 刘少奇听到后微微一笑，说：“昨天晚上，部队打土豪的时候，缴获了一匹大骡子，组织将它送给了我，我可以用它来驮东西，这匹马就送给你吧。”

莫文骅本想拒接，但刘少奇一再坚持，最后他还是满怀感激地牵走了这匹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刘少奇的举动无疑是雪中送炭，这匹马，是团结的见状，是战友情的见证。

图 | 刘少奇

整个长征期间，刘少奇送马，是莫文骅最感动，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当然，还有一件事也让他格外开心，那就是见到了毛主席。

1935年元月，遵义会议后的一天，莫文骅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毛主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整整10年时间，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激动之情甚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自从这次和毛主席见面以后，莫文骅就被分配到红军干部团担任政治处主任的职务，他可以经常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学习。

1935年的冬天，部队到达瓦窑堡后不久，组织决定把中央红军随营学校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莫文骅担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

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必须大量培养干部”的决议。1936年1月，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学校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还是由莫文骅担任政治部主任。

那个时候，毛主席非常关心西北红军大学的办学情况，隔三差五就要过来询问一次。有一天，毛主席把莫文骅叫到了自己的住处，他们谈了很多有关培训干部和学校招生的问题。

当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指着身边一位体格健壮的年轻战士说：“我这里有一名战士，是经历了长征考验的好同志，我想把他送到你那里学习，好吗？”

莫文骅听到后连忙点头说：“欢迎，欢迎。”

这个时候，毛主席又郑重地说道：“他叫陈昌奉，是我的警卫员，已经跟了我五六年，一直没有得到长期学习的机会，现在，我们的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到时候需要大量的干部，我把他送到你那里学习，出来后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

图 | 毛主席

说完这句后，毛主席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再三叮嘱道：“对红军的干部战士，要好好地培养，第一点就是要提高其文化水平，不识字的更要从识字学起。”

几天后，陈昌奉来到学校报到，手里拿着毛主席赠送的两本笔记本，开始在西北红军大学学习文化。

那时候的西北红军大学刚刚成立，有很多工作需要处理，莫文骅把夜晚当成白天用，根据毛主席的办学指示，制定出一份教育计划，并在第一时间呈报上去。

毛主席看完这份教育计划后，亲自写信批复，他说：“文化教育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一个学生掌握了看书写作的本领，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可以用得上的基础工具。”

这封批复信，为莫文骅指明了方向，他和学校的几个领导一起，在西北红军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文化教育，让每个学员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1936年5 月，国内形势变化很快，组织为了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决定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筹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那年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在瓦窑堡旧庙堂前召开。毛主席在典礼上进行了重要的讲话，既明确了办学目的，又鼓舞了战士们好学的积极性，整个瓦窑堡都沉浸在一片学习的氛围之中。

当时，莫文骅趁着学校改编之际，想提高一下自己的军事文化水平，于是便向组织提出申请，到红大一科当学员，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然而，正当学校学风浓厚的时候，国民党对瓦窑堡进行了偷袭，没有办法，中央只好将红大迁往了保安县。

1936年7月2日，红大学员来到保安县城东南面的山边石洞驻下，大家共同携手，克服困难，红大终于在不久后又重新开课了。

开课的当天，毛主席，张闻天，徐特立等人来到一科驻地，在同学们的热情掌声下走进教室。毛主席先是摆摆手，让大家坐下，然后介绍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了几位教员，有洋的，有土的，我就是一个土的。”

接着毛主席对这些教员进行了一一介绍，随后又参观了其他教室和学生宿舍，当他看见学员们用石头做成了一件件器具时，还不忘诙谐地说道：“你们虽然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但学习的却是最先进的科学，你们都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将来一定能够下山匡扶正义。”

在毛主席诙谐的话语中，红大正式开课，也正是那个时候，莫文骅更加坚定了自己前来学习的目的，他带着满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投身到紧张的学习中去。

后来，经过六个月的学习，莫文骅从红大毕业。虽然他已不再是学员，但学习的机会并没有减少。

1938年，莫文骅担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他先后参加了毛主席组织的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的研究会。

这两个研究会，都让莫文骅学到了很多。记得在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研究会上，莫文骅和大家讨论最多，最为激烈的问题便是关于集中兵力。

每次谈论结束后，毛主席都会进行一次小结，通过这种研究会的方式，干部们能够很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倾听别人的观点。

俗话说，取长补短，每个人的见解，都有其独到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拿出来研究和学习的话题。

每次研究会，最令人期待的便是毛主席的小结，每当那个时候，莫文骅都可以学到很多，他越来越崇拜毛主席，想向毛主席多靠近一些。

1938年4月,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的初稿，他先是打印了一份，装订成册，给莫文骅送去，同时还附上了一封信，请莫文骅提出意见。

图 | 《论持久战》

从这里我们看出，毛主席对莫文骅是绝对重视的，这种重视，来源于长时间的相处，来源于莫文骅自身足够努力和优秀。

在长期和毛主席接触的过程中，莫文骅发现，毛主席有着他风趣幽默的一面，尤其是对年轻的干部 。

当时在延安，莫文骅写了一篇文章，交由毛主席亲自修改，毛主席看完后，专门派人去请莫文骅。

一进门，毛主席便笑着说：“莫文骅，你比斯大林还要高明啊！” 莫文骅听到这话后，摸不着头脑，他愣了一下，两眼直直地望着毛主席，好奇地问：“毛主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这时，毛主席拿起桌上的一篇文章，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的文章用了不到一千字，而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比斯大林还高明吗？不过，斯大林把问题讲清楚了，你却没有。”

莫文骅听到毛主席的这番话后，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写不好，请主席改。”

毛主席想了想，又问道：“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吗？写文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莫文骅回答说：“那时候的宣传部长，工作时大多用口头讲，或者只写个提纲，所以我没怎么写过文章。”

毛主席知道原因后，就耐心地教导莫文骅如何写好文章，他说：“要像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

除了从毛主席那里学到了思想，学到了如何写文章，莫文骅还学到了“深知慎处”四个字。

图 | 毛主席

那是1941年的夏天，莫文骅被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请去谈话，到了那里他才知道，原来延长的359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了冲突，并且还开了枪。针对这次事件，西北局决定将两个连排长予以枪决。

那时候，莫文骅是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所以这件事需要他来执行。

当时，莫文骅并不清楚事情的整个经过，他说这是人命关天，需要回去向萧劲光司令员和王震旅长通报。

这时，部长不允许了，说这是西北局的决定，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莫文骅仍不同意，最后这件事闹大了，传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里。

毛主席说：“你们先去调查一下，之后再作处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莫文骅和组织部长找到了当事人谈话，他们都说是对方开的枪，一时间争辩不休，不知道谁在说谎。

这个时候，细心的莫文骅看见墙上有两个枪眼，于是便拿起县大队的“七九”枪，按照他们提供的距离，打了一枪，结果发现这个枪眼的大小和原先的一模一样。

之后，莫文骅又拿起359旅连长的枪，按照相同的方式，朝着墙上开了一枪，发现这次的枪眼很小，根本就不是原先的那一种。

谁开了枪，一下子就清楚了。就这样，这次事件得到了解决，莫文骅让双方回去写检讨，并没有人被枪决。

通过这次事件，莫文骅还是觉得毛主席高明，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就要从调查入手。自那以后，“深知慎处”四个字就成了莫文骅的座右铭。

1951年5月中旬，莫文骅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路过北京的时候，他想起了毛主席，于是便给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打了一通电话，请求见见毛主席。很快，叶子龙就给出了回应，说下午四点可以到毛主席的住处等待。

图 | 叶子龙

这次见面，毛主席很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莫文骅，还留他一起吃晚饭。两人在一块谈论了延安时期的往事，红大的创办，还有在山洞里的学习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人也在慢慢变老，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真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