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国在中印边界与印度进行过一场短时间、低烈度的军事冲突，是为“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是我国完胜，并且发扬风度主动退出战斗。
彼时的印度在美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占尽便宜，纸面军事实力看似强大，故而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而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打破了印度“世界第三”的神话，让其颜面扫地，也让中国收获了“专打世界第三”的美名。
鲜有人知的是，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前，我国与印度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蜜月期，而印度的开国总统尼赫鲁在国际上甚至一度和伟人毛泽东并称。
尼赫鲁1889年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婆罗门贵族家庭，从小在英国接受教育，长期追随甘地。印度独立担任开国总理，并一直连任总理直到1964年去世。
尼赫鲁对中国文化很“着迷”，他常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文明。”为此，1939年、1954年，他曾两度访华；1949年年底，他领导下的印度又率先承认新中国；而且，他和周恩来总理一起提出国际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圣雄甘地的忠实信徒，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倡导者之一，同毛泽东一样，尼赫鲁在本国国内同样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声望。作为在世界屋脊一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毛泽东同尼赫鲁之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却又起伏跌宕的交往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独立运动高涨。经过不懈的英勇斗争，终于迫使英国在1947年宣布印度独立。印度独立后，由国大党的尼赫鲁出任了印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几乎与此同时，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也最终于1949年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刚刚独立的中国和印度，有着许多共同点：两国都是世界闻名古国，在古代都有光耀全球的灿烂文化；在近代，两国也都遭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之苦。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两国又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并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末先后赢得独立；新国家成立后，又都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等艰巨的历史任务。
如此多的共同点，决定了中印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是有基础的。
对中国而言，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东边沿海的主要威胁，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就需要发展良好的中印关系，从而稳定中国的西南边疆。
对印度而言，它也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现实考虑：首先，独立之初的印度的经济落后，迫切要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其次，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国际格局。这一事实，印度十分清楚。1949年12月，在分析中国形势时，尼赫鲁就指出：“不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稳定，足够强大而又受人民拥护的政府。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政府。”
再则，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政策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许多共通一致的地方。
基于这几个原因，尼赫鲁积极主张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而且在他的大力推动下，1950年4月1日印度即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新中国在外交上困难重重。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对尼赫鲁在发展对华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态度和战略眼光高度重视。
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多次高度评价了尼赫鲁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致答谢词时说：
“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1951年1月26日，他又亲自出席印度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印关系。他说：“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在这一友好氛围下，当1950一1951年印度发生饥荒时，应印度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迅即提供了66.65万吨粮食援助。在此期间，尼赫鲁也表达了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1950年，在致信各邦首席部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时他说道：“中国是我最敬佩的国家。那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当然应该向他们学习。”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和尼赫鲁的共同努力和共同推动下，中印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为解决西藏问题，中印于1953年12月在北京举行谈判。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中印间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印方同意以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
经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两国最终于1954年4月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印度放弃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并将它在中国西藏地方经营的邮电企业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都折价移交给中国。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协定还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了进去，并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互相合作、互相支持。
中国从一开始就声援印度收复葡属殖民地果阿的斗争；印度则反对两个中国，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为此，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还专门写信给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认为这样便可以与美苏一道就朝鲜问题求得一项永久性的解决办法。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则通过印度向美国发出警告。
1951年2月，印度又在第六届联大投票，反对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基于对印度的信任，中国则建议由印度担任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印之间还频繁进行磋商、协调彼此立场。而且，应尼赫鲁的邀请，利用日内瓦会议的间歇，1954年6月周恩来还对印度进行了三天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总理第一次到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正式访问，意义十分重大。
同年12月，尼赫鲁又支持缅甸、印尼等国总理的意见，明确表示同意中国参加第一届亚非会议。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印两国又相互配合、相互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典范。
对于中印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毛泽东和尼赫鲁均给予了高度肯定。
基于两国的友好关系，这一时期尼赫鲁还特别对中国理应获得的国际地位给予了充分关注。他曾直言：“没有中国，联合国是不完善的，如果没有中国，那就没有来自将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观点。”
鉴于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1954年10月18日—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访华。
毛泽东高度重视此次尼赫鲁访华。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北京的机关单位和工厂学校全部放假，
特地组织了百万人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
除表示热烈欢迎、周密安排尼赫鲁访华事宜的同时，毛泽东还同他举行了四次坦诚而友好的深入会谈。这些周密细致、坦诚相待的举措，给尼赫鲁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4年10月18日，尼赫鲁同其女儿——后来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飞抵广州。19日，尼赫鲁一行抵京。抵京当日，毛泽东即在勤政殿会见了尼赫鲁。
时值秋日，秋高气爽。当尼赫鲁走进中南海勤政殿时，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尼赫鲁的手说：“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陪同会见的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陈云副总理也都起立恭迎。
尼赫鲁笑容可掬地说：“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
在尼赫鲁访华期间，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他，两人无所不谈，从历史聊到哲学，又从外交政策聊到可能到来的战争，最后两人达成共识：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然而事实证明，尼赫鲁违背了承诺，他不仅没有防止战争，反而主动挑起了争端。这与他的出身是息息相关的。
尼赫鲁出身于印度的婆罗门种姓，是印度的名门望族，他自幼受到婆罗门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同印度大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他一方面有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有着进行领土扩张的野心。
这一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自传中便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尼赫鲁提出了所谓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并说：“我个人对于未来愿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兰、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在这一野心的驱使下，印度独立之后，便一心想继承英国在南亚和西藏的衣钵。
1954年尼赫鲁成功访华，中印关系随即进入了最佳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在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前后，中印之间的分歧渐趋扩大。
在此背景下，印度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印度外交部还批准散发所谓的“达赖声明”，攻击中国政府；尼赫鲁也发表了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并把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说成是“悲剧”，对所谓的“西藏人民自治愿望”表示同情。
印度此举，名为“同情”达赖集团，实则觊觎我国西藏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毛泽东决定反击。他说：“过去我们一直对外国主要是印度方面的攻击采取克制的态度，现在可以利用评论所谓达赖喇嘛声明为由头，名批评印度扩张主义，但暂不点尼赫鲁的名。”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边而不在西面。为了西南边疆的安宁，他主张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纠纷。
遗憾的是，印方不仅不理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无视中国的警告，还得寸进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尼赫鲁甚至公开声称要“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
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和印度边界纠纷闹了好多年了，我们不想打仗。原来想通过谈判解决，可是尼赫鲁不愿谈，现在看来不打是不行了。中印两国打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今天我们打仗，我看有两条。一要打胜，把尼赫鲁打到谈判桌上来，二是要有理有利有节。”
1962年10月、11月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在作战中，印度军队一败涂地；中国军队则在全部收复失地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
此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建议，但均被尼赫鲁拒绝。
印军败北之后，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使尼赫鲁的地位发生动摇。目空一切的他实在是想不通己方在占据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为何会一败涂地。
越想越羞恼，身体也在巨大的压力下每况愈下，终于在1964年5月27日撒手人寰。
基于中印两国之间悠久的传统友谊和近代以来十分相以的民族命运，对于尼赫鲁本人，毛泽东始终怀着深厚感情。
在得知尼赫鲁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亲自拟定唁电，在唁电里他说道：“尽管我们两国之间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种不幸的情况终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尼赫鲁总统是朋友，不是敌人。”
并且他还指示周恩来亲自到印度使馆吊唁尼赫鲁。
明明已经近乎撕破脸皮，毛泽东为何还强调尼赫鲁是友非敌呢？这里最能体现出伟人的政治智慧。
尼赫鲁出身婆罗门家族，被赫鲁晓夫评价为“资产阶级分子”，而资产阶级分子具有目空一切，高傲自负的特点，这一点从印度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就可以看出。但同时资产阶级分子又最是拈轻怕重，知难而退。这种软弱性同样在尼赫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大概一个半月后，尼赫鲁不远千里去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国际大学主持毕业典礼。这所大学是著名诗人泰戈尔所建，有专门的中国学院，院长是有着“现代玄奘”之称的谭云山教授。
当时，人们预料尼赫鲁会发表一篇措辞激烈的反华演讲。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却表达了出人意料的善意。
他说，“你们这所大学有中国学院，有著名的中国学者（指谭云山）领导。这会使你们经常记住，你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与伟大的中国开战。你们对中国人民不会产生恶感，如果你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它那数亿人民是你们的敌人，那就不对了。”
尼赫鲁当时已经抱病在身，他专门选了这所有中国学院又有中国教授的学校演讲，表达善意，想必是希望在场的谭云山教授能将这种善意转达给合适的人。
很明显，毛泽东收到了尼赫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善意，所以才会在唁电里专门指出：尼赫鲁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