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作为中国培养的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他其实是个大龄学术青年。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32岁的他如愿进入复旦大学,师从历史地理学大师谭其骧先生,得其学术风范精髓,成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家——葛剑雄。

  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

  在五月初的山东大学,葛剑雄教授作了一场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与“承”》的讲座。近三小时的讲座中,他精神矍铄,从传统文化的传承,谈到新式孝道、传统史学……听众能够深刻领略他的“传承”观:让过去的文化在今天迸发新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提供独一无二的“中国智慧”,才能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来时的路获得精神给养。

  新式孝道,解决生育问题的良方

  “真正的孝道,就是长大以后及时结婚,及时生孩子,有条件的话,多生孩子。”葛剑雄的言论一出,大教室里立即一片大笑——对于象牙塔里的年轻一代而言,结婚生子尚且是陌生的事情。但葛剑雄并未被笑声打乱节奏,他不紧不慢地操着一口“沪普”,接着说,“这是一个人对家庭、宗族、民族、国家应尽的义务,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只有真正树立孝道观念,才能做到对家庭、国家负责。”

  当下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老”。2022年11月,全球人口达80亿。新纪录的背后,是人口增速的放缓。全球人口增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此后便持续下降,到2010年,增速已由2.1%回落到1%。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有研究显示,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人口萎缩。老龄化趋势加速、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多国面临的难题。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葛剑雄提出,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来解决生育问题。

  葛剑雄曾经研究中国人口史。中国人口数量14亿,目前居世界首位,回溯宋代人口突破一亿、清代突破两亿,相比同时代其他文明而言,都是相当可观的人口总数。“过去,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高,一靠物质基础,二靠精神。”这里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

  葛剑雄认为,缓解当下人口数量下降、生育意愿不足的危机,最主要的途径是弘扬孝道,对传统孝道作出新的解释,进行现代化转化。具体的转化过程,就是给孩子从小灌输孝敬父母、对家庭负责的观念。孝道,不仅仅是尊老爱幼,而且是每一个人要承担起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其中就包括成家生子。

  显然,只有口号,没有改变,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此类观念和制度,都应该随着提高生育率的目标作出调整。传统孝道中,有不少内容不合时代需要,需要摒除,对于传统孝道的继承,不应照搬全抄。

  传统孝道的本质,是孟子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看似是鼓励子女用繁衍后代的方式来尽孝,其实暗含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古代,只有儿子被视为“后”,生不出儿子,就是不孝;现代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设限,反而会抑制生育积极性。传统孝道把生育责任全部交给妇女,也是现代社会不能接受的。“男女双方都要负起责任来。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现在,男女双方应共同承担。”葛剑雄说。

  “只靠物质层面的改变,是没用的,弘扬新时代的孝道,要靠观念的改变。”他举了一个不少听众熟知的例子,一名女博士生因为怀孕提出退学,但他作为导师,给出回复:“为什么退学呢?给你一年,休学不可以吗?”后来,这位女学生果然在生完孩子后,顺利复学。大学请婚假、请产假,生个孩子,孩子长大一点再复学,目前还属于小众的行为,但这样的做法值得被社会肯定,而不是谈之色变。

  “如果中国依靠对传统孝道的现代化转化能够解决人口生育不足的问题,那应该讲,这就是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新贡献。”葛剑雄说。

  无条件地“传” 有条件地“承”

  从葛剑雄对孝道颇具时代性的解读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谈到孝道的创新性转化,支撑其延续至今的是传与承的递进逻辑。人们常说传承文化,“传承”,现在作为一个词语使用,涉及“传”和“承”两个不同的行为。这也是葛剑雄多年研究以来,形成的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系统性观点。

  传,是记录、保存、保护。不同于很多人观念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是无条件、无差别的。葛剑雄解释:“要尽可能把一种文化原汁原味地留下来,尽可能把所有无意中保存下来的文化,变为自觉的、有意识的内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过去依靠民间口口相传,一旦传承人离世,相关的文化就面临失传的危险;现在,通过建立数据库、完善非遗传承和培训机制,文化的记录和保存就从口口相传的无意,转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意。

  在葛剑雄看来,传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一些人非要找到保护某种文化的理由,强调一种文化的先进性、独特性,抑或利用价值。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要传一种文化,就因为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味地抹去落后的文化,一段历史和相对应的社会风貌就让后人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历史作为前车之鉴,将一种陋习传至今日,才能让后人铭记曾经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恶,未来不至于重蹈覆辙,“这部分文化再不记录下来的话,后面的人恐怕就不知道了。”葛剑雄说。波兰的奥斯维辛、中国的三寸金莲,作为丑陋的文化留存至今,其中蕴含的警示作用不可忽视。

  还有一些文化,产生于过去,今天依然具备先进性,“老祖宗传下来的二十四节气,一度被认为是无用的,但经过时间检验后,现在被广泛运用于农事中。如果当初没有全盘地传,就不会在今天物尽其用。”还有一些文化,由于人类的认知具有局限性,暂且无法体会其中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如果现在就因为没有现实价值而丢弃,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宽泛、更包容地把文化保存下来。”

  承与传不同,作为延续文化的一种形式,更要注重转化和创新。承是有条件的。把传统文化传下来后,并不是全盘学习和弘扬。葛剑雄认为,区别和选择是这一环节的重点。“精华的部分不仅要保留,而且要使它发挥作用;糟粕的部分,虽然要留下来让后人知道,但不鼓励当代人将它传播开来。”

  中国人自古就有各种各样的礼仪,长幼尊卑,君臣父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一个中国人保持谦卑恭敬的姿态,遵守礼法和次序,“但其中泯灭人性的谦恭是要不得的。”中国古建筑外观上看恢弘大气,内里的问题却不少,燕京大学由美国建筑师设计,外观用中国宫殿形式,里面则用上了暖气等现代设备。“所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照单全收,要取其精华,把糟粕以及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去掉。”葛剑雄说。

  另外,要承的东西太多,应该分轻重缓急。葛剑雄总结了承的顺序:兼收并蓄,本土优先。“同样是精华,某个地方最紧缺、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应该优先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些传统文化今天起的作用更大,可以优先;有些起的作用并不大,就可以晚一点。”所以,承不像传,传应该是无条件的,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

  社会基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进行创造性转化,许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就行不通。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本质是孝道,但在通讯和交通业日益发达的今天依然大谈“不远游”,只会让人感到迂腐可笑。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是要在允许子女远游的同时,教导他们与父母保持密切联系。“百善孝为先”传承至今,现在有不少小孩穿着汉服跪拜父母,背诵儒家经典,集体给父母洗脚,但这样的做法,效果可能要打个问号。“今天我们讲孝道,要根据社会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葛剑雄认为,如果不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精华就难以延续,遑论弘扬。

  中国人要愿意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寻找发展的新路径,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基础。

  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重重,为文化传承增添了紧迫性和挑战性。社会基础的变化给传统文化存续带来了危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存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专制和儒家思想。“现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传统文化就难以存续。”时过境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大多会面临适用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宗教,也造成了传承的困难。葛剑雄不认同“儒家是宗教”的观点,“孔子自己都不信神,儒家的神又是谁?宗教不接受教徒的质疑,但孔子会回答学生的各种疑问。”即使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也已经被改造得非宗教了。由此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非宗教的。

  中国传统文化不涉及宗教,与宗教国家相比,现在反而遇到了挑战。在宗教教义里,有的“真理”是“神”说的,教徒不能质疑,只能照办,例如美国一些州禁止女子堕胎,搬出来的就是天主教教义这一套说辞。但在中国,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类的孝道观念是人说的,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它过时,也可以质疑、批判、讨论,或是改变。

  在近代中国史中,由于缺少文化自信、积贫积弱等,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交锋中节节败退。实际上,地缘因素导致中国此前从未真正受到强大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击才格外显眼。他举了波斯人的例子来作比较,“数千年来,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和中华文明对抗的文化、文明能够传播到中国内陆来,唯一曾经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的文化相对落后、人数较少。虽然偶尔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建立了政权,文化上却始终无法征服。”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要避免一个误区:“不要以为现在所能看到的传统文化都是自己独创的。”例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得出结论,绵羊、黄牛、马这些品种以及它们的饲养技术都是从西亚、中亚引进的;青铜是古代礼乐制度的象征,但是青铜的冶炼技术是从古巴比伦传过来的。“如果细心观察,中华文明中早已包含了不少外来因素。”他说。只是因为这些传播都不是通过强势的武力而是缓慢地、循序渐进地融入中国文化,才得以被中国人接受。

  从明朝中期开始,传教士把当时更先进的文化、科学传播过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克服了地理障碍,逐步有了报纸、电报、电话、新式出版物,有了西式学校。外来文化表现得非常强势,让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面临潜在威胁。在葛剑雄看来,中国人从不愿意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工业革命后,西方的文化通过电影、广播得到广泛传播,中国不仅没有这些手段,更不用提利用媒介传播文化的意识。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衰弱,到了近代,很多已经处于断绝的状态。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文明自信。文明是总体,文化是个体,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过去五千多年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保持自信,是新时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总体的优势并不等同于每项个体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且并不是所有中华文化都可以被称为传统文化,有正在形成的,也有没能形成传统就消失了的。讲传统文化,要从司马迁《史记》里的一句谚语说起。“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和俗,都是会变化的,风变得很快,是一阵潮流,有些潮流转瞬即逝,还有一些在传播中日趋稳定,成了经典,这就是俗。

  葛剑雄倡导的孝道,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俗,但在推介孝道的过程中,他遇到过关于文化优越性的问题,因此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曾经有外国学者问他,“中国人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优良传统,其他国家难道就没有吗?为什么中国一定比其他国家更强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葛剑雄有自己的答案:“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其他地区文化中所没有的因素,或者我们通过现代化的转化,用传统智慧解决了其他文化、其他文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独具的优势。”

  孝道之外,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节气与气候具有正相关的联系,过去主流社会使用农历,每年的天数不固定,给生产生活造成很大麻烦。通过节气判断农事生产的进度,调节了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屹立世界文化之林的底气之一。葛剑雄记得,一次参加国际地理大会时,他与法国、日本的地理学家分别作了主题报告,他的主题是介绍二十四节气。大家听完后纷纷表示,中国的生存智慧相较而言成本最低,最易推广和实施,是至今适用的“中国智慧”。这从侧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也是中国人实现文化自信的一种资本。

  公共史学不是让公众牵着鼻子走

  近年来,葛剑雄一直在积极传播新式孝道,呼吁公众从传统孝道出发,关注生育问题。互联网上,关于生育问题的论战层出不穷,一些专业观点之所以饱受争议,正是因为大谈“生几个”,却对当下年轻人的生育成本和困境视而不见。不同于空谈生育的一些观点,葛剑雄鼓励全社会用物质层面的改善,来引导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从葛剑雄对文化的定义中,不难看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在。作为一名文化学者,他偏向于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简而概之,“先吃饱了饭,然后才有与精神文明相关的一切。”

  因此,葛剑雄提出“国家供养计划”——孩子生下来,可以交由国家抚养。他回顾20世纪一些地区的生育政策,职工带着孩子去上班,把孩子放在单位自营的幼儿园里,工作期间可以间休去喂奶。现在,这样的举措依然可以效仿,且随着社会公共福利的提升,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让传统文化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葛剑雄的理念看似迎合了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个概念——公共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公共史学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历史学,服务于与历史相关的现实社会各领域。课堂内外,向他请教公共史学这一概念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不少人好奇,公共史学到底有没有给传统史学带来冲击。他回答:“笑话。”

  在他看来,公共史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他认为,历史的出路从来不靠公众。所谓公共史学,不过就是鼓励历史在现实层面的运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历史,正确的史学由国家、政党引领,而非公众。一些人炒作公共史学这个概念,本意是希望通过鼓励民间史学家发声,来造成社会价值观的分歧,冲击主流价值观的正统地位。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必须有主流价值观,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才能体现历史学者的专业性。

  他也认同公共史学中的一个观点:历史研究有了成果以后,就要尽快应用。在他看来,研究出对国家有利的成果,就要“赶快出版,赶快公开,赶快宣传”。历史当然也要让公众参与,“但是,公众参与是让公众牵着你的鼻子走,还是由你去引导公众呢?”对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而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出去指导公众,特别是在今天众声喧哗的情况下,要用主流的历史观去教育、引导公众,才能让历史文化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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