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小华 谢冰鑫(湖北宜昌金东方高级中学;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基地班)

摘要:明代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一次高峰期。受地理大发现影响有诸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递西方的文化。利玛窦传教士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除了传播基督教相关教义,还带来了诸多先进器物。其中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为明代时期的中国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此版世界地图虽然在来源上由于研究材料的增多有所争议,但仍然是传递西方近现代科技与地理观念,联系中西的文化载体。

关键词:利玛窦世界地图;奥特里乌斯;世界观;《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0257-2826 (2019)07-187-03

在现行高中人教版教材中没有涉及本文相关史实,但人教社在2017年8月第2版《中国古代史》读本第211页“西学东渐”内容里增加了相关叙述,明确提及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另,在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16题、2012年海南卷第40题分别涉及到该内容。鉴于此,对利玛窦与世界地图的研究有其特殊意义。

利玛窦世界地图是指他传入中国的《坤舆万国全图》(也称《山海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两仪万国全图》),利玛窦世界地图一直被列为利玛窦引入中国的重要科技著作之一。这幅地图并不仅仅是传递全球文化的载体,也是展现明人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状况的反馈。近年来对其研究也逐渐增多。

其中材料最为丰富且完整的是黄时鉴先生与龚缨晏先生所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结合了近百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与原始地图史料,对于利玛窦与世界地图的关系、绘制刊行、发展脉络、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某一具体特性的研究也有多篇论文概述。例如盛兴军先生所著文章《利玛窦编绘汉文世界地图之刊刻、流布及馆藏》对于地图的刊刻具体年代及名字,现有保存的地理原图位置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周振鹤先生所著文章《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具体阐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即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一国独尊的“天下观”,开始有了全球化的世界观意识;王超杰先生所著《究天人之际——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也论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源流、特点及思想观念影响。除此之外,与之相对的也有近年来争议较大的李兆良先生提出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利玛窦献圣的地图是中国人自己所绘;《坤舆万国全图》也是明代人自己绘制的地图,而并非从利玛窦所携带的奥特里乌斯版世界地图改制而来。其著作《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详细论述了他根据地图的细节特点、相应外文文献参考等所得出的相应结论。

中西文化交流史是近年来逐步得到更多关注的一大课题。所属于文化范畴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也在近年来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现有的研究中,中外材料对比尤显不足。所以在现有基础上更应结合不同时代的中外具体资料中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相应渊源与地图本身进行问题的阐述。

一、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来源

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影响,15世纪始中西商贸、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突破大洲大洋的限制,各个地区逐渐突破大洲大洋的限制,以无形的纽带相连,日趋成为一个整体。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也一点一点开启对新世界的认识与探索。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早期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紧密,也是中国开始认识世界,逐步向近现代世界观靠近的转折点。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便是基督传教士利玛窦的东访。虽然是以传教为主要目标,但利玛窦也以此为契机向还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带去了丰富的近代西方科技成果。不管是在初入北京之时就已经向皇帝进贡的自鸣钟、三棱镜等,还是在肇庆、南京、北京逗留时不断向官员与民众科普的近现代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等,这些器物与技术都将遥远的欧洲世界与古老的东方国度联系在一起。在这其中,有一项物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世界地图,在给皇帝的进贡清单上被称作《万国图志》。

在不少介绍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书籍中,都将利玛窦版世界地图作为重要的插图或者介绍项目附于书中。例如美国学者夏伯嘉所著《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一书将“利玛窦世界地图(1600年版)”的缩略图放于附录中;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坤舆万国全图》(部分)也被置于正文前的重要位置。由此可见,利玛窦版世界地图在打开中西交流大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要确认的观点便是这般世界地图并不是利玛窦原创作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有许多航海家进行了地理探险,也不乏如麦哲伦这样伟大的航海家进行了全球航行。航行除了完成最初的寻金热与探求神秘的东方国度之类的目的以外,更是为地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的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便是通过大量航行家的资料完成了第一版较为完整的世界地图,而这幅世界地图便是利玛窦带去中国的最初板式。这可以通过较多文献进行论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及利玛窦在初入北京向皇帝进贡时清单中有《世界舞台》这本集册。“随后利玛窦神父被问到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因此除了雕像、钟表和玻璃三棱镜外,他又不得不交出他那装订精致的罗马祈祷书、翼琴和一本奥特里乌斯(Ortelius)所编的《世界舞台》。” 在《当利玛窦遭遇中国》一书中也将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所绘世界地图置于附录之中作为参考。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墙上挂有Ortelius1570年绘制的地图”。这充分佐证了在明代传播的利玛窦版世界地图均是其基于奥版1570年绘制的早期世界地图改绘而成。即主体内容不变,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图信息,以期达到获取关注的目的。同时利玛窦早年在罗马耶稣会学院学习到了大量的天文历法地理科学知识,所以在地图制图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这便是利玛窦版世界地图传播的基础。

这版世界地图由于多次修改和多次刊刻发行,有许多名字:《山海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万国全图》等。关于名字演变,现有的主流观点认为利玛窦将奥的世界地图带入中国后,在肇庆得到知府王泮的赏识,并应其邀请将地图译成汉版。这一版的名称便是《山海舆地全图》。而后利玛窦在进入北京之后,受官员吴中明之邀,对地图进行了修改并作序。这一版的世界地图名称便是《坤舆万国全图》。后来基于传播的需要,《坤舆万国全图》被重绘,但在这过程中只是改变了地图原有的形式,并未增减其内容,即地图本身并无变化。这一版的世界地图被称作《两仪玄览图》。

二、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

这版世界地图不仅是作为利玛窦敲开中国传教大门的钥匙,也是帮助彼时国人拥有世界意识的引路石。

首先谈论其第一个作用,即地图作为利玛窦与众多官员结交的“外交”性质的功用。当时的明代,处于长久以来一直延续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控制之下,对于远道而来的西方文明与宗教观念自然抵触。利玛窦以传教士的身份初入中国时,并不是直接开始传教,而是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奠定传教基础。不管是对于明朝的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利玛窦都十分乐意介绍其感兴趣的天文地理知识等,其中地图便是一大代表。早年在利玛窦刚到肇庆之时,所携带的世界地图便为知府王泮所见。基于对于地图与相应全球地理知识的好奇,王泮与利玛窦的关系甚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玛窦在肇庆当地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后来在利玛窦不断北上进入南京、北京传教时,地图也同样一路被更多的官员所认知。对于中国以外世界的更多了解使得这些官员们对于利玛窦本人也充满敬意。这样的契机为利玛窦顺利觐见皇帝并取得永久居住权与传教权扫清了部分障碍。这样的“地图外交”是文明与政治相融合的结果,以西方文明打开外交之门,是利玛窦传教交流的智慧所在。

第二个作用便是启智。虽然在明朝初年已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由于“朝贡体制”的影响,其“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的强大国力。以“天朝上国”思想进行的对外交往使得国人并未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较深刻的印象,更无法谈及“全球”观念。所以利玛窦传教士此次直观地利用世界地图介绍中国以外的地区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增加“全球”意识、接触西方科技文明的机会。同时,这也为明代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另外一条思想道路,即基督教。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徐光启。徐光启在不断应试的过程中发现了现有儒家思想的弊端,且一直关注着国家飘摇的未来。偶然间徐光启看见了利玛窦翻译过来的世界地图并由此激发了对西学的兴趣。“这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世界!新的世界代表了新的世界观,它使当时很多开明的官员和文人大开眼界。很多人后来接受西学就是从这令人耳目一新的地图开始的。向不轻信的徐光启,一下子便接受了这一崭新的世界观,他在后来为利玛窦的《万国二圜图》撰写的序言中称: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 徐光启也由此在日后见到了利玛窦并且研究西学育儒学的调和。徐光启是众多士大夫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但这已经足够体现了此刻由西方科技文明作为先导的西学文明正在影响和吸引着古老的东方国度。这不仅仅是地理上新知识的冲击,也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单一儒学体系的冲击:走出国土,还有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广阔的思想。

三、李兆良先生的批驳观点

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源流问题,李兆良先生在其著作《坤舆万国全图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李兆良先生在退休后致力于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尤其是郑和时代的航海与地图制图研究。有评论称其“推翻西方地理大发现学说,翻600年世界史谜案。”但推翻地理大发现学说的说法还有待考证。在书中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三个观点,“结论是:《坤舆万国全图》主要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中国文献。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明代中国人测绘的第一份世界地图。”

李兆良先生在前言中总结了研究古地图的相应常识和规则,并根据《坤舆万国全图》的相应地名、地理标记、序言等总结出了几点证据,以证“排除了《坤舆万国全图》是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实际上它是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 结构严谨,分为“总论”、“美洲部分”、“澳洲部分”三大章节。在“总论”中列举了其根据地图所观察出的主要论据以证“它是郑和时代的信息编绘的世界地图,而不是利玛窦带来的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在“美洲部分”中“从美洲地名和地形证明《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国第一手资料原创性,而不是来自西方地图。”;在“澳洲部分”中列举了解释了注释,证明“此部分引述中国文献和字源学比较多。” 这种总分的论述方式既完整地表明了作者质疑地图作者来源的证据,又立足于重点推出有力的争辩。书籍将学术性与科普性结合,利用大量外文资料与原始《坤舆万国全图》的存留原本向读者介绍了详细的地理地图知识,并且罗列相关证据证明其观点,揭示中西交通史里中国较先发现美洲获取全球地理知识的“秘密”。同时,这也被李兆良先生看作是“为郑和翻案”,具有“认清科学验证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揭示历史真向,从中找到一些教训,作为将来发展的指向。”的意义。

四、与李兆良先生观点相矛盾的记载

尽管李先生提出的相关证据能够从原地图出发,质疑相应来源问题,但是也还有一些原始记载不能忽视。这些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先生的观点相冲突。

第一,明代有部分官员对于利玛窦所述世界其他地区形势表现出怀疑且缺乏相应的“全球”观念。具体记载可见“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 明代部分官员认为利玛窦所述的世界“荒渺莫考”,足见其对于这种说法的轻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同时,“其地固有之”与礼部言论“真伪不可知”体现了此时的明代官员也缺乏“世界观”,仍坚持着自古以来以中国本土为主的“天下观”。这已足够提出怀疑:若是《坤舆万国全图》是根据郑和时代的信息汇编,那么在这之前的明代朝廷应已经有了世界的观念而不会对于利玛窦所述产生“荒渺”的看法。自然若是郑和时代的航海掌握的地理知识已经达到覆盖全球地区的程度,那也不会对于大西洋作出“其真伪不可知”的评论了。作为官修史书,《明史》可信度较高。其中的相应记载也可作为反驳的一大论点了。除此之外,《利玛窦在中国》一书中提及“所介绍的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广泛接受”也体现了未曾接触全球地理信息的国人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认同利玛窦所述的地理知识。学者林东阳指出“当利玛窦抵达中国之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一直停顿在中古水平;而他们宇宙的概念仍然囿守古代盖天说。他们不知道大地是个被海水包围的球体,其上分布几个大陆块,到处尽有人类生齿繁居。这是利玛窦首将近代的世界地理方法与知识介绍到明代中国。” 这里学者的研究直接指出了在利玛窦之前国人地理知识还停留于较早的时代,地理概念十分落后,丝毫没有全球观念。

第二,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极为受欢迎。上至朝廷重要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百姓。从世界地图再版多次的实际情况来看,从肇庆到南京再到北京,利玛窦所到之处都有重量级的官员请其再版。地图也经过几次刊刻后得到广泛流传。有记载显示,“当他看见利玛窦神父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工作的局限。他知识纯诚,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尽管对真理的理解还不充分,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神父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的时间都用来钻研它。” 李之藻身为工部重臣,对于利玛窦世界地图甚感兴趣并且能够跟随利玛窦学习地理知识,足见这一新知识对他的震撼之深。徐光启也亲自为《万国二圜图》撰序,并且撰写了《山海舆地图经解》。“1605年,徐光启撰写《山海舆地图经解》,以正、戏、别三论解说天地并为圆体,宣传由利玛窦输入的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而且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地理观。” 这些官员的反应体现了对于新事物的好奇与探求。若是已有郑和时代的相关全球地理知识,那么这些官员便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好奇之感了。

第三,利玛窦在进京面圣时进贡了不少西洋器物,其中包括《万国图志》。“万历辛巳,欧罗巴国利玛窦,入中国。始到肇庆,刘司宪某,待以宾礼。择其贡,表达阙廷。所贡耶苏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上启视嘉叹,命风京伯琦叩所学,性天事主。” 这里所说的“万国图”即《万国图志》,注释为“利玛窦于1584在广东肇庆制作,描绘五大洲及各国地理位置。” 反证来看,若是地图信息来源于中国本身,皇帝作为君主应早已对此有所耳闻。利玛窦进贡本身是为了取悦万历皇帝以获取更好地传教环境,将本身来源于中国的东西再作为贡品进贡是不合常理的。所以这也是矛盾点之一。

第四,李兆良先生在书中有观点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的序言清楚表明该地图参考中国一统志、方志绘制。” 我认为这里将次作为一项证据怀疑地图来源问题并不充分。利玛窦受官员所托对地图进行过译注和多次修改,并且还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态移动了本初子午线将中国放置于地图正中央。这些改进都是为了丰富地图内容,以求得更完整规范的世界地图来获取官员们的认同。在此过程中,参考相关中国方志完善中国地区的相应内容无可厚非。所以这里点出应用中国地理的记录材料批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来源问题缺乏有力的论证。

第五,针对怀疑地图上中文文字注明的问题,也有文献指出了实际来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的文字说明因为用中文写出,而且与中国固有文献中的记述同形,有时被误会为是来自中国文献,如《山海经》中有女人国的记载,但利氏地图上高加索地区的女人国,却是来自欧洲关于亚马逊人的传说,这一点如果本书不指出,相信许多人是不明白的。利氏本人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他在中国也做过许多实地观测,这些观测的结果也反映在他所画的世界地图之中。因此以上三部分资料的综合,使得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幅最科学与最学术化的地图。” 通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被误认为来自中国文献的注释其实是欧洲相关内容的记载,也可以反驳以地图中相关注释来自中国文献来证明地图来源的说法。

第六,利玛窦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有关地图的影响。“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想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 利玛窦本人的回忆说明了当时国人对全球概念的缺失,质疑新的世界概念。以上可体现利玛窦是运用了西方已有的航海发现与地图测绘为中国带去了新的观念。

第七,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最初版的来源问题。现有的观点大多认同其来源于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1570年所绘的世界地图。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及了利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中包含“一本奥特里乌斯(Ortelius)所编的《世界舞台》”。部分书籍的附录中也收录了作为利玛窦携带地图的原始样本的奥特里乌斯所绘地图,例如在《当利玛窦遭遇中国》的附录中便收录了“奥特里乌斯1570年所绘的世界地图”,并说明“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是当时最清楚绘出中国位置的其中一种。” 若是直接认定《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代人所绘,那么利玛窦所带来的奥特里乌斯所绘世界地图也就无从解释了。

以上七点便是罗列出的现有材料中与李兆良先生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人自己所绘,出于郑和时代信息相矛盾的论点。

五、结语

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来源的争议一直存在,这还需要更多史料的考察与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此版世界地图所蕴含的全球观念是近现代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缩影,代表了世界各地区开始拥有整体意识的趋势。

除了确切的一手史料所展现的历史,历史从来不是无可置疑的单纯过去发生的事件。就此为例,《坤舆万国全图》多年来一直“权威”地认作是利玛窦为中国带来的西方科技文明曙光,被认作是中国被动改“天下观”为“世界观”的转折点。但是李兆良先生却在已有的史料中发掘出矛盾点,提出截然相反的新观点。除去挑战权威不说,李兆良先生在其书中前言所论的以科学验证历史的方法便是研史中所必备的。史实需要多方面论证,现代的科学推敲与验证便是每一件史实都必须经历的。尽管验证的实际内容还无法得到全部证实与完全的认同,但怀疑的精神一直以来都伴随学术研究的突破,这是历史研究一直存在与前进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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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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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振鹤:《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读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国测绘》,2005.

注:

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北京出版,第四卷第十一章《在天津入狱》,394页。

内容整理来自《利玛窦编绘汉文“世界地图”之刊刻、流布及馆藏》,盛天年,摘自《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6年第4期。

引自《徐光启与利玛窦》,余三乐著,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出版,第二章《泰西奇人利玛窦》,16页。

引自《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前言,003页。

引自《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前言,003页。

引自《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前言,004页。

引自《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前言,005页。

引自《明史》,张廷玉著,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出版,第二八册,卷326,列传214 《外国七》,8459页。

引自《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林东阳著。

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北京出版,第四卷第十五章《两位引人注目的归信者》,432页。

引自《利玛窦与徐光启》,孙尚扬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2009年出版,第三章《行走的足迹》,120页。

引自《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卷五,西城外,《利玛窦坟》。

引自《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卷五,西城外,《利玛窦坟》。

引自《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前言,002页。

引自《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读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周振鹤著。

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北京出版,第二卷第六章《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拜托了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179—180页。

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北京出版,第四卷第十一章《在天津入狱》,394页。

引自《当利玛窦遭遇中国》,江志文著,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9年出版,附录,221页。

论文作者:秦小华,谢冰鑫

论文发表刊物:《教学与研究》2019年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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