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去旅行,不会跟李白在一起,因为他不负责任,也不会选杜甫,因为他太苦了。我会找苏东坡,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苏轼的一生,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他却能满腔豪情,笑傲人生。
没有粥米果腹,他就开荒种粮;没有美酒下肚,他就亲自酿造;没有地方落脚,他就搭建雪堂。
回首一生,苏轼引以为傲的不是高居庙堂的光辉,而是被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
“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苏轼的仕途之路,犹如一叶扁舟,随潮水起伏,三起三落。
苏轼21岁考中进士,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京城名声大噪,从此踏入仕途。
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忍不住赞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人们传阅他的文章,就连当朝曹太后,也是他的忠实粉丝。
发现当地人因贫困,将孩子弃置荒野,任其自生自灭,他就带头捐款,成立“育儿会”,救活了成千上万的婴儿。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英宗皇太后摄政,苏轼东山再起。
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轼自请外放,远赴杭州出任太守。
前途受阻,仕途惨淡,但他却并未被阴霾遮蔽、消极颓废。
西湖满是水草,影响百姓用水,苏轼就全心投入政务,修水利,建苏堤,赢得百姓们的爱戴。
公元1091年,苏轼再回朝廷,先后担任兵部、礼部尚书。
但好景不长,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他疯狂打击元祜党人,苏轼再次被贬惠州、儋州。
惠州生产力落后,百姓时常忍饥挨饿,他就改良农具,教授先进的插秧技术,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
儋州地处孤岛,文化凋敝,他就办学堂、兴教化,培养出了第一位进士。
宦海浮沉,命运的大手稍一拨弄,就将苏轼的理想抱负打击得七零八落。
但却无法阻扰他躬身为民,服务百姓,成就一番功业与荣耀。
正如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对苏东坡的评语:“在最低的境遇,活出最高的境界。”
苏轼曾想过弃官务农,被贬黄州,正好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他在黄州开荒种地,筑水坝,建鱼池,自称“东坡居士”。
“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因满腹学识,待人和善,他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开酒馆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以及诗僧参寥,都与苏轼来往密切。
有时,他会乘坐小舟,到樊口的潘丙酒店小酌几杯,与潘丙相谈甚欢;
有时,他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若逢风狂雨暴,无法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
隔段时日,他会去太守家,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余,两人谈古论道。
在这期间,好朋友马梦得不离不弃,始终如一,陪他度过了这段难熬的岁月。
同乡巢谷,从四川眉州远道而来,特意来做他孩子的塾师。
苏轼曾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正是有了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苏轼才能走出人生低谷,重拾生活的热情,融入当地百姓。
放眼身边,有些人因眼前一点小得失,就郁郁寡欢,心灰意冷。
就算命运的重锤无情砸向我们,都不应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唯有如此,才能享受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活得志趣盎然。
说到范滂不畏强权,为民请命时,小苏轼大为感动,立志要做范滂一样的人。
程夫人甚是欣慰,笑着说,你要做范滂,我就可以做范滂的母亲。
自此,苏轼潜心学习,无论得意失意,惜民爱民,初心不改。
苏轼从施政角度,就事论事,对两方都不满意,于是被两党接连打击。
熙宁四年,新党得势,苏轼抨击新法弊病,被王安石排挤,远赴杭州。
元丰八年,司马光主政,不论是否对百姓有利,对新法全盘否定。
此后数年,新旧两党都排挤苏轼,无论哪方得势,苏轼都躲不掉被贬的命运。
一次,退朝回家,苏轼指着自己的肚子问身边人,这里面都是什么。
有人说,是学富五车;有人答,是足智多谋;苏轼沉默不语。
苏轼这一生,其实有很多次可以平步青云、逆天改命的机会。
但他始终不为功名所动,在泥沙俱下的朝堂上,以一腔孤勇对抗当权者。
即使颠沛流离、沦落天涯,可无论身在何方,苏轼从未变过。
现实中,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忘却了来时的路:
毕业后,随波逐流,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日复一日的生活;
三十岁,盲目跟风,匆忙买房结婚,浑浑噩噩走进围城,却一地鸡毛;
看见别人考职称、学副业,自己也不甘人后,却从未想过究竟要什么。
真正的成熟,不是人云亦云,跟随大众的脚步,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守住心灵的澄澈,维护自己的本心。
2000年,苏东坡被法国《世界报》评选为“千年英雄”,全球一共12位,他是唯一入选的亚洲人。
人生这艘跌宕起伏的船,载着苏轼尝尽了世间冷暖,但他始终乐观豁达,活得恣意潇洒。
就像他说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我们经历失败,陷入低谷期;与亲人分离,伤心欲绝时,不妨学学苏轼,以一颗从容释然之心,活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
点个收藏,纵然生活坎坷艰辛,只要心怀赤忱,就能春风化雨,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