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胥童给厉公提出的建议是“必先三郤”，可见并不是因为他们果真犯下了多大的罪过，也未见得厉公就果真听信了栾书的陷害之言。厉公“作难”的终极目的是彻底剪除侈卿的威胁，长鱼矫斩杀三郤之后，胥童等人在朝堂上贸然劫持栾书、荀偃，实际上是将厉公的真实目的暴露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三郤会成为厉公发难的首要目标，其原因在《左传》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
这在春秋时期各国内部的斗争史上，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这条铁律依照胥童的话来说，是“敌多怨有庸”，用单襄公的话来说，是“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用我们当代的语素来说就是容易激发人们的“仇富”心态。
那么问题来了，郤氏家族到底强盛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让身为国君的厉公感到如坐针毡，让身为正卿的栾书坐立不安，非要置之于死地呢？
郤氏的强大首先表现在其权力的旺盛。
在厉公后期的八卿序列中，郤氏以郤锜、郤犨、郤至独占三个席位，几乎占据了最高决策层的半壁江山，其中郤锜的职位更是一度达到了中军佐，其权势显然比下宫之役爆发前的赵氏更为炙热。
除此之外，单襄公在预测郤氏命运的时候也曾提到：“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在单襄公口中，除“三郤”之外，郤氏家族还有五人同时在朝中担任大夫，也就构成了所谓“一门三卿五大夫”的格局。
不过，这还并不是郤氏家族权力网络的全部，他们不仅在军政系统中有着重大发言权，在其他事务中的地位也不容小觑。比如郤犨，早在他升格为卿之前，就曾奉命与秦桓公缔结盟约，并多次出使齐、鲁、卫等国处理外交事务。鄢陵之战后，《左传》更是明言，说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进一步明确了他在东方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插手干预鲁国内政的底气所在。
至于郤至，史料中虽未明确其具体职权，但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似乎与楚国有着撇不开的关系。最早在景公初年，郤至似乎就已经开始与楚国打交道，并在申公巫臣叛逃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到景公晚年，他更是与士燮一起主导了第一次弭兵会盟，并亲自前往楚国缔结盟约。鄢陵之战中，他之所以能与楚共王的礼尚往来，恐怕与此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一来，郤犨负责东方外交，郤至负责楚国事务，两个人基本上就垄断了晋国对外的一切通道，使得其他家族很难有施展空间。
这还不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车辕之役的全过程的话应该会注意到，长鱼矫之所以敢在郤氏府内行凶，靠得可不是千里走单骑那般的勇力，而是利用了“三郤”不设防的心理。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说长鱼矫和清沸魋“抽戈结衽，而伪讼者”，随后趁三郤“将谋于榭”的机会将他们刺杀。长鱼矫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引起三郤的注意，三郤又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要受理此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地位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三郤没有处理诉讼事务的职权，他们何必要在明知厉公将要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下自找麻烦呢？这可不仅仅是他们目空一切就能解释得了的。
郤氏强盛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其封邑的众多和财富的集聚。
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郤氏家族的部分产业，其中至少有郤、冀、驹、步、蒲、温、苦七个封地。后世的叔向在评价郤至的时候也曾提到，“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也就是说，郤氏家族的财富土地和私家武装已经与公室达到了同一个数量级，距离富可敌国也只是一步之遥了。早在鞍之战爆发前，曾在齐国受辱的郤克就曾扬言要用自己的私家武装去攻打齐国，这绝对不是狂妄者的一时义愤，而是有着真实依据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三郤的势力已经覆盖了行政、军事、司法、外交等诸多领域，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其财富量级更是远超当年的赵氏，甚至可以与公室媲美，自然会引起国君的忌恨和其他家族的不满。
尤其是栾书，身为执政却无外交职权，在军中又处处受到三郤的挟制，自然就会对这个曾经有恩于己的家族感到忌惮。而三郤在利用职权谋害伯宗牵连到栾氏子弟的时候，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栾弗忌死难不能干预，更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已经如此强大，郤氏家族却丝毫没有衰败的迹象，三卿五大夫尽管清高傲慢，却并无纨绔子弟所具有的那些不良习惯，反而是个个都充满了进取心。尤其是郤至，尽管他在八卿之中地位最低，却最是足智多谋志向高远，全然没有把自己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怎能让栾书不感到忧惧？
这实际上也是在表明，像郤氏这样的家族，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也会因为庞大的资源和储备和武装力量，成为国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恐怕才是导致郤氏覆亡的真正原因吧！
晋景公三年，晋国主帅郤缺去世，郤缺的儿子继承了郤克开始在六卿之中显露头脚。郤克担任上军佐，辅助士会统领上军。
楚庄王正好趁着此时攻打郑国，晋国新任主帅荀林父率军来救，双方在郑国邲地（今河南郑州北部）展开大战。此战晋国惨败，损失惨重，但士会、郤克统领的上军却表现出色，并没有遭到太大损失，这也为郤克后来顺利担任主帅铺平了道路。
晋景公七年，士会担任晋国中军主帅，郤缺也升任中军佐，在六卿中仅次于士会。第二年，郤克出使齐国，结果因为驼背的原因遭到了齐顷公与齐顷公母亲的嘲笑，于是郤克回国后发誓要讨伐齐国，并多次向晋景公请求出兵，晋景公没有答应。
晋国主帅士会担心郤克因为伐齐不得做出冲动之事，不久便主动让贤，从此郤克担任晋国中军主帅，也终于可以开始谋划伐齐之事。
四年后，晋国以救援鲁卫两国的名义与齐国在鞌地发生大战，最终晋国胜利，并险些俘虏齐顷公，齐顷公与自己的驾车换了衣服才侥幸逃脱。经过此战，郤克终于报了当年被羞辱的仇，但也在此战中受了箭伤。
两年后，郤克箭伤复发，临死前，因为郤氏、栾氏交好，郤克提拔了下军将栾书为中军主帅。殊不知，郤氏的灭亡正是由栾书所致。
栾书担任晋军主帅后，为了报答郤克的提携之恩，将郤克的儿子郤锜提拔为下军将，此时郤氏和栾氏之间还属于亲密的同盟关系。然而转折点发生在晋国发生下宫之难，下宫之难中，栾书、郤锜共同做了伪证，证明赵氏一族谋反，结果晋国声名显赫的赵氏一族惨遭灭门，赵氏大宗只留下了赵朔的一个儿子。
然而赵氏退出晋国政坛后，卿位中出现了大量的空缺，郤锜便安排自己的族弟郤至担任新下军佐、小叔郤犨担任新军将，从此“三郤”开始在晋国政坛显露头角。
这三郤中，郤锜作为郤氏大宗的宗主，对族人积极提拔，对外则强势嚣张，为郤氏捞取了不少好处；而郤至则军事外交才干优秀，在鄢陵之战中，郤至强势反驳了主帅栾书的建议，主张出击迎战，并详细分析了楚军的弱点，最后晋厉公采纳郤至的建议，最终晋军大胜，俘获楚国王子茷，还射瞎了楚共王一只眼睛；而郤犨则口才了得，为使有礼，谋事有智，在晋国外交方面独当一面。这三郤吸取了赵氏不团结而灭亡的教训，对内精诚合作，利出一孔，使郤氏的势力大大增强，引起了中军元帅栾书的猜忌与嫉恨，尤其是鄢陵之战，所有锋芒都被郤氏夺去，栾书于是下决心要除掉郤氏。
而三郤也不懂什么叫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其嚣张的做法引起了诸多卿族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人。胥童是因为其父亲胥克当年遭郤缺排挤，被以“胥克患有精神病”为由挤出了六卿之位，因此胥童对郤氏有仇；而夷阳五、长鱼矫则是因为郤锜、郤犨抢了他们的封地。这三个人均是晋厉公的宠臣，而晋厉公也是年轻君主，受不了三郤的专横，所以对三郤也是多有不满。
栾书知道了晋厉公的想法后，便去找到在鄢陵之战中被俘的楚国公子茷，让公子茷去晋厉公面前诬陷郤至通敌。于是公子茷拜见晋厉公说，“鄢陵之战郤至要求直接出战是为了让晋军战败，然后另立襄公之孙公孙周为新的晋国国君。”
听了公子茷的话，晋厉公忧心忡忡地找来栾书，想听听栾书的意见。栾书说，“国君可以派郤至前往周王室，看看郤至是不是真的和公孙周有交往。”
于是郤至被派往东周拜访，栾书则暗中安排公孙周去见郤至，紧接着就把郤至和公孙周会面的消息告诉给了晋厉公，晋厉公十分生气，开始对郤至有了杀心。
晋厉公带着大臣和美女出去打猎，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结果被寺人孟张夺走了，郤至将其射杀，晋厉公看到后说:“郤至真是太欺负人了！”于是要除掉郤至。
晋厉公的宠臣胥童建议说，“除掉郤至就三郤一起除掉，他们氏族强大，其他人积怨已久。除掉他们，公族才不受压迫；除掉怨恨多的，您才功劳大。”于是晋厉公同意了胥童的建议。
郤氏一族听到了晋厉公想要攻打他们的消息，郤锜作为郤氏大宗宗主，便想先下手为强，攻击晋厉公。郤至则劝说道，“郤氏之所以立足，是因为信用、明智、勇敢，有信用便不能背叛国君，受了国君的俸禄而和国君相争，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于是郤氏没有动手。
不久，晋厉公让胥童、夷阳五带领八百甲士进攻郤氏，长鱼矫则说：“我有计策，不必兴师动众。”于是和清沸魋拿着长戈装作吵架的样子来到朝堂，请求三郤为其评理。三郤正调节矛盾时，长鱼矫突然用戈刺死了郤锜和郤犨，郤至逃出，被长鱼矫追上郤至的车子，也一起刺死。三人的尸体被陈列在朝堂上示众，从此显赫一时的郤氏也退出了晋国政坛。
栾书的忧虑，也正是晋厉公的忧虑。尽管在所有的史料中，这位被冠以恶谥的君主早已声名狼藉，成为暴虐无道的象征，但平心而论，在现存史料中我们还很难看到他究竟做了哪些不得人心的事情。至少跟他的堂叔伯晋灵公比起来，晋厉公并没有那么多需要耗费笔墨大加挞伐的例证，人们也只能把他发动车辕之役前在盟会上的心不在焉当做是呈堂证供。
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当之处的话，或许是因为跟三郤一样，都是进取心太过于强烈了，用《国语》中的原话说，就是“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这其中的“功烈多，服者众”，如果用在胜利者的身上是雄才大略的表现，用在失败者身上就成了穷兵黩武的罪证。而所谓的“无德”也是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引导下，那些充当事后诸葛亮的人过度解读罢了。
与他有着同一谥号的周厉王，在当时的贵族阶层看来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对于今天不少人来说，或许还称得上是一个敢于较真碰硬、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的改革家。因此当我们切换立场，站在当时人们奉行的君臣伦理的角度上，对于晋厉公的评价或许就会截然不同。
晋厉公一生奉行的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景公打压豪强政策的延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去大族不逼”，也就是打击侈卿以扩张君权。
但与父亲在位时的局面相比，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恐怕更加严峻，至少在景公时期，还没有出现如郤氏这种在财富和武装上都可以与公室分庭抗礼的侈卿。一个郤氏尚且如此，如果要加上诸如栾氏、荀氏、范氏这些老牌贵族，当他们都以这样的势头扩张起来，哪里还会有公室生存的空间呢？
想要化解这种危机并非全无道路可选。早在晋献公主政时期，用职业官僚管理公室土地的试验就已经开始推行了，选卿制度也有了初步的设想。但问题就在于，任何制度都有其惯性，任何组织或者团体都有其路径依赖，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和反弹更是任何改革都无法绕过去的门槛。
尤其是在西周封建制的框架内，礼法制度是一种双向性的伦理规范，国君在君臣关系中虽处于主导地位，但卿大夫对君权的制约力量也同样显著。而作为在封邑上拥有独立治权的实体，卿大夫与国君之间天然会存在离心倾向，这就使得他们在制定执行政策、解释礼法原则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保护私家利益，同时有意显现并蚕食君主的权力边界，从而进一步摧毁君权作为统治根基的神圣性。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没有赵盾的独断专行，世卿世禄制的回潮、卿大夫权力的集中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这与人们的思维惯性以及新制度模型诞生之初的不完备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种种的乱象将封建制的系统性危机暴露无遗，也让晋厉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三郤”问题，同时也要为削弱侈卿做长远的谋划，无论最终的改革方案是什么，“夺诸大夫田”都将是必然的选项，只是其原因绝对不会是“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的结果。
事实上，在紧张情绪逐渐蔓延的厉公时代，人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诡异的气氛，身在棋局中的其他家族，如栾氏、范氏、荀氏，也难以逃脱受人敌视的命运。叔孙侨如在利用郤犨驱逐政敌的时候，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心理向郤犨暗示：“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以士燮的时时忧惧也难免会“无辜躺枪”，更何况是其他家族呢？列卿之间互相警戒、互相防范、互相敌视的紧张情绪，就如同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充盈在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丝毫都不敢放松警惕。
但也正如士燮所说：“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晋厉公的改革同样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没有谁愿意任人宰割，只是面对随时可能会爆发的危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来自范氏的士燮首先选择了保留外患以缓解内忧，在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之后，他又及时转变策略，以一死来换取范氏的安定。来自于荀氏的荀偃、荀罃以及荀骓的后人们则选择了断尾求生，他们早早地分了家，以中行氏、智氏、程氏几个互不统属的独立家族的面目出现。
“三郤”虽然给人留下了狂妄的印象，但并非看不清形势，只不过是在寻求自保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与荀氏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吸取赵氏覆亡的教训，为了避免出现家族内讧给人以可乘之机，反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外。因此我们便看到，尽管三郤之中郤犨的辈分最高，郤至的能力最强，郤锜最为缺乏存在感，可他们却都能坚定不移地团结在郤锜的周围，共同为郤氏家族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然而，这一做法无异于将整个郤氏家族推向了风口浪尖，让他们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也成为国君所忧虑的对象。
与以上众人的被动自保不同，栾书显然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他似乎是想到了治水的经验，既然危机不可避免，不如就干脆加以疏导，将这祸水引到别人的头上，以刺破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泡沫。
为此，他不惜背叛了亲密的战友，断然拒绝了韩厥和士燮的提议，这不是因为他不懂得“外宁必有内忧”的道理。恰恰相反，他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通过离间厉公与“三郤”之间的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只不过让栾书没有想到的是，他精心设计的罗网，差点让自己作茧自缚。经历了这样一场惊魂时刻后，那种生命不由自主的恐惧感，未来不受掌控的焦虑感，盟友纷纷疏离的孤独感，都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让他突然意识到了厉公的野心，更促使他最终做出了弑君的举动。或许在举起屠刀的那一刻，栾书还在不断地自我安慰：
既然为了国家安定总要有人作出牺牲，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可以是国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