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欧洲议会通过了3项主要气候法案，其中的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备受关注，它被认为是全球首个“碳进口税”。根据这一机制，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铝、化肥、钢铁等产品征税。按照规划，CBAM将于2023年10月开始试运行，2026年正式起征，并在2034年之前全面实施。
绿色金融创新的基础应建立在对“碳家底”清晰认知上。摸清碳排放家底，既是目前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发展绿色金融的重点工作之一。从碳核算标准来看，目前不司行业不同领域，尚未建立起统一碳核算标准。如在全球尺度上，碳排放量化以UNFCCC为标准在国家尺度上，主要以IPCC的指南为准;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级有相应的省级达峰行动方案清单和指南;在行业企业层面，也有不同的细化标准，碳核算难题反映在金融实践中，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从企业收集碳排放数据较为因难。即便能够收集到碳排放数据，其真实性、准确性也很难保证，且因为不同企业选择的统计标准和口径不一致，导致碳数据失去可比性。对于没有统一性和可比性的数据，金融机构很难据此做出信贷决策，金融监管部门也不能依此进行评估。
对于如何整体布局碳金融领域，要从“清楚认知”、“充分利用”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清楚认知”是指要做到三个方面的清楚认知。第一，是对产业技术有清楚认知，包括所在产业的低碳技术有哪些，如何引入到企业中去，是研发还是购买等问题。第二，对内部的“小碳账本”与外部的“大碳账本” 有清楚认知，包括国际上、国家内、区域内、行业内和产品上，尤其是行业上下游关联企业要对头部企业限碳措施的发展趋势有清楚认知。比如苹果要求所有的供应链都要碳中和，这对上下游关联企业影响很大。第三。要对国际、国家行业、区域及产品各方面的涉碳政策和碳金融政策有清楚的认知，比如欧洲碳边境政策等。
除了要对自身和环境有清楚认知外，还要从两个方面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帮助完成碳金融布局。第一要充分利用保险机制，保险手段是能够在碳减排里面发挥1+1+1大于3的作用。因为保险部门可以实现为先进的技术保险、为减碳量保险还能利用险资做长线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保险的三方都可以在其中获利。第二要充分利用第三方服务。包括企业碳盘查、企业减碳第三方服务、碳金融融资服务、数字化技术应用服务等。
对于目前碳金融产品的组成，人民银行牵头推动的绿色金融标准化工作组将碳金融产品分为三类。
一类是碳市场融资工具，也就是说以碳资产为标的，进行各类资金融通的碳金融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信贷、债券、资产回购、托管等等，这些都是金融工具，可以产生资金融通的。
二类是交易工具，在排放权基础之上以碳金融和碳信用为标的的金融合约，即衍生品，加上借贷。衍生品像远期、掉期、期货、期权，这些都是碳市场的交易工具；
三类是支持工具，也是跟金融非常相关的，比如说提供风险保障的碳保险，还有碳指数，以碳市场曲线为基础挂钩，开发出来相应指数产品，还有碳基金等，这些都叫碳市场的支持工具。
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未来应尽快探索、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推出统一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逐步拓展披露范围，稳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目前，一些意识超前、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始建立起当地区域性企业碳账户或碳数据平台，如衢州、湖州等。除地方政府的牵头引导外，碳核算数据平台建设应重视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如腾讯云“碳引擎”、蚂蚁链“碳矩阵”和厦门哈希科技“生态资源申报流转管理平台”，金融科技有力支持了在应用场景探索、数据收集模式和核算方法选取等方面的绿色金融实践。做好碳核算账户等基础工作，一方面有助于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决策，另一方面能够发挥价格的成本约束和收益激励作用，推动更多企业主体增强减排主动性。
在摸清“碳家底”的基础上，下一步应当全力提高绿色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打造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截至2022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万亿元，全年增加6.01万亿元;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3万亿元。虽然我国绿色贷款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规模世界第二，但很明显，绿色产品还不够丰富和多元。未来，随着客户对绿色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金融机构应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如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碳期货等新兴碳金融业务:相关部门也应大力推进资本市场与碳市场联动，让资本市场助力碳市场更好完善价格发现功能，让碳市场助力资本市场更有效优化配置资源，共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