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的这个观点不太容易让人理解，毕竟大多数读者对上古史只是略知一二，甚至是深深的误解，这个误解是自战国以来儒家重构上古传说开始的。

另外，我也不确信自己是否能够阐述清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结论总是那么令人难以信服。

很多时候我又在纠结，是侧重考据呢，还是侧重阅读体验，似乎后者会更让读者舒服，那么，本文就尝试着尽可能简略地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碰到一些颠覆性的观点会简单解释一下，考据以后再补。

还是一如既往的建议，如果读者对先秦文献不是很熟悉的话，请暂时放下对上古传说的理解和认知，听我把故事讲完，有不解和不认同的地方欢迎留言。

在东汉之前，炎帝还不被认为是神农氏，因此《史记·五帝本纪》所写的炎黄之战的前提是“神农氏世衰”，炎帝、黄帝争霸，言外之意就是神农氏一族统治了天下很久，到了晚期的时候不再能掌控天下诸侯，以致于诸侯们相互侵伐，这个时候炎帝和黄帝都来争夺王位，最终以黄帝的胜出而结束纷争。

那么，从这个故事的结构来看，我们是否隐约可以看见楚汉争雄的影子呢？

我想说的是，太史公写的《史记·五帝本纪》其实不是上古史，而是太史公的当代史，是以秦汉大一统的框架来重构上古世界的。

有幸的是，今天的我们不用再像太史公那样去构想，而是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窥探较为真实的上古世界。

时间上溯至距今5000年前，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转变的节点。

持续了3000多年的温暖适宜的气候趋于结束，频繁的水患严重威胁着先民们的生业，平静了几千年的华夏大地再一次波涛汹涌。

以粟作农业为主的仰韶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随着森林的减少和土地的贫瘠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频繁的水患和湖泊面积的扩大导致能种粟的土地日渐减少，持续了2000多年的神农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也在步步紧逼，那些对火崇拜到无以复加的部族已经开始推举自己的王，炎帝的传说更是激励着他们团结一心，开拓进取。

大汶口人以海岱地区为根据地向外扩张，向南进入淮河流域，其中一支沿淮河西进抵达汉水中游地区，并在江汉地区定居下来，这为封闭已久的江汉地区带来了大汶口的文化基因以及源远流长的拔牙传统，或许是这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是被记载了下来，《山海经》称之为“祝融降处江水”。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祝融与祝融的不同。

上古时期曾有过两位祝融，或许是因为巧合，或许是因为宿命，这两位祝融都与江汉地区有着很深的渊源。

他们分别是炎帝后裔和颛顼后裔，前一位祝融大约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后一位祝融大约生活在距今4500年前后。为了区分，我们可以称前一位祝融为炎帝祝融，称后一位祝融为颛顼祝融，颛顼祝融其实并不叫祝融，他的名字是黎，因为担任高辛氏的火正一职，故而又称祝融，火正被称之为“祝融”的传统应该就是始于炎帝祝融。

如前文所讲，炎帝祝融应该是炎帝一族里最早迁居到江汉地区的，不同于炎帝祝融，颛顼祝融的城邑并不在江汉，而是河南新郑，因此新郑又被称之为祝融之墟。颛顼祝融虽然没去过江汉，但在一千多年后，他的后裔之一的芈姓熊氏迁到了这里，建立了周代楚国，并在此祭祀他们的祖先颛顼祝融。

今天的江汉地区的祝融文化，已经说不清是延续了炎帝祝融，还是始于由芈姓楚人带来的颛顼祝融了。

回到我们的距今5000年前的叙事，在此之前的江汉地区的原住民文化被我们称之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同湖南省境内的彭头山文化渊源颇深，他们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那些来自东方的大汶口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部族之间的矛盾似乎到了激烈的程度，城墙壁垒逐渐被建立起来，斧钺也越造越多，“祝融筑城”的传说由此而来。这些修筑了中国最早的城池的且不同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被称之为屈家岭文化。

环境决定了生业，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的稻作农业，并未开拓稻作农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让祝融可以同伏羲、神农同列，于是《礼》所载的最早的“三皇”即是：伏羲、神农、祝融。

到了共工接班的时候，屈家岭文化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这也是祝融所带来的炎帝文化的大发展期，即使是到了今天，炎帝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仍然颇具影响力。

与此同时，大汶口文化也已经扩张到豫东地区，考古学上称之为花厅期，屈家岭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为他们联手挤压仰韶文化创造了先天条件，《国语》所载的“共工氏伯九侑”即将到来。

简单讲一下“共工”吧，讲清楚上古时期的共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会涉及到大量的关于先秦文献的考证问题，我这里暂时只给一个结论：《尚书》整体上是可信的，但《尚书》的《虞书》部分并不可信，这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补作，我不否定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贡献，但仅就上古史而言，儒家等同于祸害。

不妨这样去理解，上古时期的共工是三个，一个是真正的共工；一个是共工的继任者；还有一个就是儒家讲的共工。

真正的共工是祝融的后代，也就是炎帝的后裔，他是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人物，要早于黄帝。

共工的历史功绩不仅是称霸“九州”，最重要的是推动了稻作农业的北向发展，共工也治水，但不同于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疏通被阻塞的黄河，目的是排水，而共工治水是在避免水害的同时还要利用水来灌溉稻田，是在长江。

因此屈家岭文化的一些居住遗址通常会有意垫高，而城邑外围的沟渠往往会与河流相连，有利于排水，另外，他们所修筑的城墙也能起到防御洪水的作用。

或许是因为共工不仅实现了防水而且还能利用水，于是才有了他水神的形象，甚至人们将发大水都称之为“洪”。

其实长江名字的由来也同共工有关，“江”字并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字，读音来自古音，而其写法实则是“工水”，即共工之水。

讲完了共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中原地区，粟作农业成就了仰韶文化，同时也禁锢了仰韶文化，让他们对气候和环境形成高度的依赖，面对着南边来的屈家岭文化，以及东边来的大汶口文化，甚至还有北边蠢蠢欲动的红山文化而无能为力。

可以说，共工战胜神农氏是生业上的胜利，是稻作农业对粟作农业的胜利，某种程度上还得感谢水患。《史记·封禅书》中的很多内容是引用《管子》的，其中记载了神农、炎帝和黄帝去泰山封禅之事，其事不一定是真的，但这里所提交的“炎帝”实则指的是共工，而《汉书》所讲共工是炎帝的依据应该就来源于此。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山东与河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国语》称之为“后土平九土”。

简单来介绍一下后土吧，后土是共工之子，他的名字叫句龙，《山海经》和《左传》中都有相关记载。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社稷”来代指政权，其中这个“社”指的是土地之神，而受祭的土地之神就是这位后土，也就是共工之子句龙。

屈家岭文化取代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展为短暂而又辉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被迫向西收缩，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

至此，长江中游流域、黄河中游和下游流域以及淮河流域都处在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覆盖之下，也就是说，炎帝后裔将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关中平原融为一体，至此，共工与后土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统一，由此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底色，这件事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的上下五千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算起的。

这个统一显然是松散的，是以部族结盟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统一”，多年之后，一个被后世称之为“蚩尤”的人葬送了这个“统一” 。

那支蠢蠢欲动的红山文化终究还是南下了，与此同时，东南方向的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遥相呼应，自此开启了黄帝一族的时代，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多年之后，他们的踪迹遍布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开启了最早的大统一，华夏民族也初步形成，考古学上称之为龙山文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