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名帖”是应人们的交际需求而兴起的标识有姓名、乡里、官爵等个人信息的礼仪性书帖，主要在日常请见、慕名申敬、庆贺吊慰、请客应酬等交际场合通传姓名，作用类似于今日的名片。
明清以降，官场和民间社会中“名帖”的应用已十分广泛，礼仪制度也相当成熟、完善，为商业经济迅速繁荣、物质生活日渐丰侈的城市生活增添了许多“雅趣”。
一、“名帖”的习俗性
明清时期，“名帖”在官场和民间社会的应用已十分广泛。日常请安、节日问候时，其往往开交际之端。
自白言事、请托说情中，其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主人收到客人所上“名帖”后，也需以相应的“回帖”答复、致意，从而表现出至为明显的习俗性。
不论寒门还是富户、布衣还是官宦，在这个“崇礼”“重礼”“持礼”的国度里，“名帖”更是日常生活所不能或缺的，其书写、投送与答复，往往开交际之端。
明清“名帖”常用于晚辈向长辈、下属向长官日常请安或节日问候。随着官场和民间社会以“投帖”代为请安、问候之风愈演愈盛。
一些官宦富贵人家为了便利且及时地接收亲朋、下属、晚辈、门生以及钦慕者所投“名帖”，在门上设置了大量可以收纳“名帖”的信袋，被形象地称作“代僮”。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名帖”的广泛流行和不断深入社会，并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和准则，其交际功能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拜谒通名、慕名申敬、请客应酬、禀说事实、庆贺吊慰等，而是进行着一个不断衍生的过程。
典型的如与说亲做媒紧密结合起来的“庚帖”，以及由官员公务往来所用“揭帖”改造而成的“名揭”等。
“名帖”已渗透到人们交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言事、自白必书以“名帖”。
“庚帖”又称“婚帖”“年庚帖”“八字帖”等，是官媒或者封建家长为儿女说亲作媒的书帖，通常书有男女双方的姓名、乡里、生辰八字，以及家庭主要成员的私人信息等。
“揭帖”从宋代张贴公告的“揭贴”演化而来，形式多样、功能丰富。至明清，其既是官场的机密文件、上行文书，也是民间制造舆论、流通信息的重要载体，更是官民互动的交际媒介，因时而异。
日常往来中，其书姓名、具官衔的事实，以及“传情达意”“言禀事委”等交际属性，使其完全具备了“名帖”的性质。
故时人又称这类可以代替“名帖”，起到向主人通传姓名、陈述事实、毛遂自荐等功能的“揭帖”为“名揭”。
出于礼仪性的考量，主人要用“回帖”对平辈、平级或长辈、长官所投“名帖”进行答复、致意。“拜帖”是明清社会最常使用的“名帖”，其“回帖”往往也最“考究”。
官民用于拜谒通名的“拜帖”，亦可用于受礼或受帖后的答谢、回话，功能近似于“回帖”。
对于家世显赫或者与主人社会地位、官场权势相仿之人的“贺帖”，一般也要以“回帖”致意。
二、“名帖”的礼仪性
“名帖”应人们日常的交际需求而产生，“礼”的性质至为明显。其作为古代通名工具的集大成者，直观呈现或间接折射出的礼仪性，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浓重缩影，也是解读明清“交际之礼”、审视“名帖”与之关系特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就“名帖”的材质而言，明清两代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礼仪取向。
明正德年间，虽已出现红纸制帖的现象。无论用于正式交际场合的“拜帖”“禀帖”“说帖”，还是用于红事喜庆场合的“贺帖”“请帖”“拜年帖”等，仍遵循“古制”，尚用“白帖”；贸然投送“红帖”，大多时候会被视为“越礼”“逾矩”的行为。
明中后期以来，在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江南地区，许多官宦富贵人家的“吉柬”，选用红纸作底的趋势日渐昭明。
清以降，“名帖”材质的礼仪取向发生激剧转变。除丧葬、白事场合外，“名帖”通用“红帖”；以红毡、红菱、甚至大红绒做底制帖，时人已习以为常，“不为非也”；官民交际中，“红帖”在礼仪层面的隆重性远超过“白帖”，成为“崇礼”的表现。
这既是清代社会商业经济迅速繁荣、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渐丰裕的一角呈现，也是传统“礼”文化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发生变迁的重要折射。
就“名帖”的形制而言，其对礼仪的体现主要集中于单、双帖以及有无套封的问题。
一方面，“双帖”在交际礼仪层面的尊崇程度，远在“单帖”之上。另一方面，“名帖”有无套封，也是其礼仪性的主要体现——有套封的“名帖”，在交际礼仪层面的正式性往往高于无套封的。
“名帖”称谓所反映出的主客双方的身份地位、尊卑等级以及亲疏序列，是其礼仪内涵的重要呈现。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明清时期，与人们普遍重视日常交际中使用的口语称谓一样，注重往来“名帖”的称谓规范，也是社会的常态——世交子弟往来，称“通家”。
除称谓制度外，“名帖”的书写往往也是其礼仪性的重要折射。敬语是投帖往来的过程中，广泛使用的相对简短、固定的客套用语，遵循“谦抑”的基本原则；体例亦已成为“常式”，不易变更，毋庸赘述。
“名帖”的字体则颇为“讲究”，书写时总体以“名大”为尊、“名小”为鄙。
“名帖”的材质、形制、称谓、书写体例等基本规制，往往是其礼仪性的重要折射，而投送时的礼节与禁忌，则是其礼仪性的直观呈现。
明清以降，投帖通名已发展为官场和民间社会的交际常仪，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以区分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礼仪体系。
官场交际中，随着元代不兴的科举迅速回归，并成为中国古代科举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传统“禄利之门”被重新打开，促成士人阶层纷纷为参见尊贵而通名。
各贵族官僚集团也加紧了对朝廷“文柄”激烈争夺的步伐，“科道争为主考”，且广开门庭，“争当座主”，以致下属与长官、门生与座主，以及相互交好的官员之间，也要经常“相通一番，此后有事，亦可相闻好”。
民间社会里，受官场交际之风的影响，凡学生拜见老师、年少者入谒乡间耆老，各家婚丧嫁娶、延请客人，乃至日常生活中恭贺新年、走亲访友等，“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
“投帖”奉行两条基本准则，一为人伦亲情的长幼之序，二为封建等级的尊卑之别；当二者混淆、甚至发生严重冲突时，则以尊卑等级为主，以迎合统治者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强大意志。
因主客双方尊卑贵贱有等、长幼亲疏有序，所用“名帖”的材质、形制以及书写的称谓、字体等各有区别，又明清“名帖”的主题庞杂、交际功能丰富，最终导致其至为明显的“专一性”。
大多数情况下，一张“名帖”只能对专人、某一特定人群，或在固定的交际场合投送和使用。
若投帖者位高权重，或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仿，可差遣后辈儿孙或者贴身的家奴小厮登门造访，投送于主人家的门者。而位卑言轻者通名，多要亲自登门，敛呈“名帖”，以表诚意。
投送礼节最为隆重且繁琐的“请帖”，是明清“名帖”之礼仪性的一个浓厚缩影。主人差人投下“请帖”后，客人需在帖子上打一个“知”字或“谢”字，表示接受邀请或婉言谢绝。
三、“名帖”的“异化”现象
不同于以往时期，明清“名帖”在不断趋于成熟、完善的同时，也在迅速走向腐朽、僵化。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从明中后期开始，“名帖”的基本规制和投送礼节等，都已呈现出全面崩坏的趋势，是当时“礼”文化深为“世风”所影响的重要历史见证。
称谓的僭用和误用，是明清“名帖”及“名帖礼”崩坏的开端。随着“名帖”的基本规制日益败坏，其投送的礼节亦渐趋崩乱。
明清以来，官场和民间社会的交际互通得到实质性增强，人们的交际活动不断丰富、交际范围亦不断延伸，使整个社会的交际网络呈现出密集化、复杂化、交叉化的显著特征。
在此背景下，投帖通名作为交际往来的常仪，很大程度上成为文武官员、乃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负担”。
古代交际之风炽盛的背后，经常充斥着人们企图获取名利的欲望之心。
唐宋之世，随着科举制蓬勃发展，“名纸”“门状”等通名工具获得长足发展，官场交际中投送“名帖”的初衷，进一步由“昆弟世疎，朋友世亲”的情感表达向“飞黄腾达，扶摇直上”的政治诉求倾斜。
明清以降，官场和民间社会交际之风盛行的同时，人们炽热的功利心理在“名帖”层面已然表象化。有谓“情衰而礼始衰”，交际初心从伦理常情向获取名利的剧烈转移，促使“名帖”礼仪体系彻底走向腐朽。
民间社会中，随着国家商业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物质生活渐趋丰侈，人民大众的心理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纵欲主义”、“金钱至上”，甚至初步的“民主思想”等，都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以新兴的勾结官绅的商人阶层为典型代表，他们上通官府，一定程度上把持着基层社会的诉讼、教化、税赋、教育、公共事业诸权，下达民间，有效掌控着底层民众的吃、喝、住、行和生活必备物资的供销。
其间，“名帖”就起到铺桥搭路、上下交涉、行使贿赂等重要的媒介作用。
总结
交际是人们共有的社会行为，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注重交际更是古之常态。
古人之所以重视交际，是因为其以人之伦理常情为出发点，其中经久不衰、世人熟以为惯习者，遂发展为“交际之礼”，是社会普遍遵守的礼仪制度。
“名帖”作为“交际之礼”的产物，是考察其礼仪属性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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