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两大战略政治家,一个贾谊,一个晁错。此二人皆竭诚尽忠于汉,主张削藩,贾谊于文帝时抑郁而死,晁错被景帝“朝衣斩于东市”。

孝文帝时,晁错多次上书,“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才,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刘启)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孝文帝刘恒奇晁错之才而不用其策,“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信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史记·晁错传》)景帝刘启对晁错十分欣赏、信任和倚重。

《史记·吴王濞传》:“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为了巩固皇权,晁错认为必须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建议,消减诸侯封地,激化了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诸侯因此“疾晁错”。

晁错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回答:“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父亲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晁错父亲于是服毒自杀。自杀之前说:“吾不忍见祸及吾身。”(《史记·晁错传》)

不久,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吴王濞列传》:“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

杀了晁错,吴楚并未退兵,“诛晁错,清君侧”,借口而已。乱因削藩起,谋由晁错出,但是决策权还是在刘启(“善错计策”)。削藩是刘启与晁错共谋,而刘启却不敢担当,不谋平乱之长策,而听信谗言,曰“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采用卑鄙的手段,骗晁错到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尽忠于刘氏而取祸,悲夫!

苏轼《晁错论》:“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天下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苏子以为,晁错受祸是因为建议刘启御驾亲征,“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把危难推给皇帝,而自择其至安,“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观吴楚之势,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晁错捐身“自将而讨吴楚”,孰若景帝御驾亲征?御驾亲征并非冲锋陷阵,何来危难?况且为保自家江山,即如赴汤蹈火也是应该的。

若说晁错“有以取之”,或许是盲目尽忠于帝王,没有认清刘启之为人。像刘启这种人,与人共谋,出了乱子,竟然为保全自己而牺牲他人,是最不值得信赖的懦夫、小人,人尚且不会做,更不配做君王。

司马迁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

司马迁责晁错“为之不以渐”,而嘉主父偃之“推恩”,或有些道理。“削藩”与“推恩”,意图同而效果异。治国理政也要讲究艺术,司马迁所谓“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为之不以渐”,操之过急而已!然“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千错万错,只是一个错:忠非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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