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层出不穷，这几乎表明了昭君特殊的身份价值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她出身普通，在汉宫时不受重视，却因为远嫁匈奴千古留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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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书记载到民间传说

在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此外，有关昭君的籍贯，这在《汉书•匈奴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据此可知王歙、王飒为昭君的两个侄子，从他们的封号“和亲侯”、“展德侯”来看可见汉对昭君在汉匈和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肯定的。除昭君外，昭君的子女、侄儿在以后的汉匈关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为汉匈之间的友好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昭君因和亲名垂千古，事实上汉匈之间的和平相处并非昭君一人之功。仅魏晋时期，关于昭君出塞的乐曲创作就已经十分繁盛。根据《琴集》记载：“胡笳《明君》4弄，有上舞、下舞、上闲弦、下闲弦。《明君》300余弄，其善者四焉。又有胡笳《明君别》5弄，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是也。”虽然大多乐曲已佚失无从可考，但由此仍可窥见昭君题材在当时的风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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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关于昭君题材的乐曲比较著名的当属西晋石崇所作《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这是一首五言诗，石崇在诗中以昭君自拟，自诉身世遭际，生动地演绎出昭君出塞时的悲苦及远嫁匈奴后的忧思之情，文末“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一句更是将一女子身担和亲重任远嫁异国他乡的无奈与辛酸描写得淋漓尽致。宋郭茂倩将这首诗收入《乐府诗集》，此作乃石崇假托昭君之口，对昭君出塞后的生活的悬想之作，虽然作者的描述无史可证，但此作对于昭君远嫁异域的不幸命运的慨叹与同情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强烈共鸣，由此塑造了昭君悲怨的形象，对于后世昭君词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序以为从前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时，令人弹琵琶以纾解思乡之情，到了昭君出塞，一定也是如此。于是昭君与琵琶便由此结下不解之缘，因此以后画家笔下的昭君艺术形象往往是在马上怀抱琵琶的。《后汉书》是南朝宋史官范晔编撰的纪传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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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也有关于昭君和亲的记载，与班固所撰《汉书》相比，在情节内容上有些许出入。班固所记昭君出塞极为简略，只是简单地概述，而范晔在处理这段历史材料的时候却加入了许多个人主观的加工，有些许失实。内容如下：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根据《汉书》中记载昭君是被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以和亲的，而此处的昭君却是因久不见御自请出塞和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两相对比差异较大。究竟孰真孰假，稍作分析就可辨别。昭君在汉宫的身份是待诏掖庭的良家子，在后妃中品级处于底层，因此昭君久不见御这种情况大抵上属实，昭君积怨已久愤而自请和亲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但相比远嫁至地处蛮荒的匈奴所要经受的苦楚，昭君大可不必选择自请和亲这条路。而且胡地婚俗不同于汉俗，父死子替的风俗对于深受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影响的汉家女子来说大抵是难以忍受的。范晔在《后汉书》中也写到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上书求归，正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一风俗，前后相悖，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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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之所以写昭君上书求归这一情节，也并非空穴来风，大约参照了历史上关于细君公主事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中记录了汉天子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将细君公主远嫁和亲的历史，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然而“昆莫年老，除了上述的这些内容存疑之外，文中关于昭君容貌的描写在《汉书》中也未提及。

抛开事实真伪，昭君如此美艳秀丽，却一直不被宠幸，范晔在此处却并未交代缘由，情节上有所缺失，也许正因如此，更激发了后世文人的想象。此外，《后汉书》写昭君嫁入匈奴后“生二子”，其中只提到了知牙师，知牙师应当是《汉书》中所提到的伊屠智牙师，对于其另一子却并未提及。相对而言，《汉书》中对于昭君子女的记载则更为详尽，昭君和亲后共生了一男二女，分别是与呼韩邪所生的伊屠智牙师以及与复株累若鞮单于所生的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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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对比，《后汉书》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存在许多讹误，从年代上来说范晔是南朝时人，距离昭君出塞的时代较远，因此在可信度上，班固《汉书》更贴近历史。至于范晔究竟为何在《汉书》的基础上敷演出这些情节，这与其个人经历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分割的。

范晔所处的时代为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是一个战事频仍同时又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后汉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范晔被贬后，《宋书》记载范晔因在彭城太妃丧期期间饮酒酣乐，导致彭城王刘义康十分恼怒，因此便贬范晔为宣城太守。范晔遭贬后，便一直忧郁苦闷，于是便在任内整理历史典籍，着手编纂后汉史，企图以此来排解胸中的抑郁和苦闷。而昭君的遭遇激起了范晔强烈的共鸣，昭君“不得见御，积悲怨”也正是范晔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写照，对比班固对昭君和亲客观冷静的记载，可以肯定的是，范晔在昭君出塞这一节上掺杂了其个人的主观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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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范晔所记昭君出塞的历史材料可信度不高，但是却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相较之前《汉书》中的昭君形象更加立体，丰富了昭君这一人物形象，赋予昭君更加丰富的文学内涵，将其塑造成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将昭君从一个被赐入匈奴的平凡宫人塑造成一位不甘沉沦、舍小为大的和亲公主形象，高度地肯定了昭君出塞对于民族和谐相处的价值，尽管事实上昭君在汉匈关系中只不过是一个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也正是因为范晔这位史学家基于史料的再创作才使得昭君这一人物形象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如此生动鲜活、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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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君故事嬗变的影响要素

元明清以来，昭君“投江”已成为许多戏剧作品中的固定情节，投江情节的设定，是时代文化和文人心理的反映。昭君无论是在《汉书》还是《后汉书》中，最终的结局都是留在匈奴，依照胡俗改嫁，并生儿育女，因此昭君投江的结局设置完全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昭君自杀的情节，最早出现于《琴操》，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因无法接受匈奴“父死妻母”的风俗，吞药自尽。文学的表述与历史真实自然有所出入，不过文学的表述也恰恰是创作者思想的反映。在一直恪守伦理纲常的汉人看来，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在此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创作者们大多侧重于描写昭君的悲怨。

真正改写了昭君命运结局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昭君同汉帝分别后，行至黑水，投江而死。自此以后，《昭君出塞》、《和戎记》、《吊琵琶》等剧便一直延续了这个凄美的投江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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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文学作品，本来是文人们借昭君遭遇来感怀身世、抒发心中不平的产物，因此在情节内容的描写上往往是为了顺应作者内心的需求，多是为表情达意之作，大多体现的是士族文人的审美意趣。随着通俗小说戏曲的兴盛，戏剧创作走向闾阎百姓，作品更加注重舞台效果和情节的戏剧性，因此民间艺人和创作者便充分利用文学创作中“虚构”意识，更为自觉地将其应用于戏剧作品的创作中去。

文学虽然基于现实但是不应该拘泥于现实，因此在昭君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剧作家们不再囿于昭君史实的限制，突破传统束缚，大胆创新，在昭君故事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历史人物的故事，加以糅合，以各种形式对情节内容加以虚构，推陈出新。这种文学的自觉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昭君故事的演变，对于昭君故事的传承，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民间创作者的加工有利于昭君故事的广为流传，因为民间创作者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民间文化的加入也为昭君故事带来了新鲜血液，使其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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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走向民间，民间艺人创作者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寻求文人的共鸣，更多考虑的是市井百姓的接受和欢迎程度。因此，创作者们在情节内容上，增加了许多神仙道化的情节，来迎合普罗大众的审美需求。在语言上加入了许多市井俗语和插科打诨，使得戏剧效果更加明显，也更容易为民间百姓所接受。雅俗文化的交融使得文学不再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抒情达意的载体，文学走向街头巷尾成为普通人借以娱情的工具。正因为此，昭君才得以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也是昭君故事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