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应该是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了，这只“黑天鹅”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已经显现，但影响大到什么程度，估计没人能预测得出来。

对于如何面对疫情的影响，北大学者陈春花老师是这样说的，“一方面承认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我们都要去承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会保持增长。”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发展，既要看到困难，也要保持信心，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都应如此。疫情对社会组织造成的的冲击，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早就表示，“没有收入，一两个月还能撑，时间长了，一些公益机构就会比较难熬。”熬不下去当然会死掉。

那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够在疫情的寒冬里存活下去呢？当然是那些最接近公益本质的社会组织。

什么是最接受公益本质的社会组织？就是那些有公信力，即真正能链接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社会组织。在谈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时，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对社会组织而言，底线思维就是公信力。

徐本亮老师说，“对社会组织来讲，公信力就是生命线。一个社会组织只有具备了公信力，才能做到万里长城永不倒。”台湾证严上人也说：“欲为善，必先立信”。

更高的公信力，意味着更多的人认可你做的事儿，你就会有更多的钱进来。这样的社会组织，还担心存活不下去？

韩红基金会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忧虑。此次疫情期间，韩红基金会共募集善款达3.29亿元！原因无他，惟公信力耳！

韩红

韩红是当红歌手，入道公益较晚，但对公信力建设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她曾多次表示，做慈善靠的是公信力，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一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便俘获了千万公众的心，钱便如雪片般飞向韩红基金会。

“做慈善之后最大的经验就是一定要亲手把钱给受助者。”韩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疫情期间，她亲力亲为，筹集善款和物资，一度面容憔悴疲惫，黑眼圈很严重，让人很是心疼。

韩红及其基金会相信：社会组织是为使命而存在的！“对使命的最终检验，不是辞藻华丽的使命陈述，而是正确恰当的行动。”德鲁克这句话告诉我们，“使命”可不只是印在体恤上令人热血贲张的那句话，而更重要的是要有是实实在在的正确行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韩红基金会很快就遭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污蔑。但最终，北京市民政局的一纸声明让韩红基金会走出舆论漩涡，韩红基金会更“红”了。

同时，而当捐款要超过自身的执行力时，韩红基金会很快发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不再接受任何人捐款。韩红明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会令民众的善款得不到善用，浪费社会爱心。反观之，有些社会组织一昧以筹款GDP为指导，一幅“来者不拒”的嘴脸，完全不考虑后期项目的如何落地以及成果。

韩红基金会的遭遇，另一家机构——壹基金——在几年前的雅安地震中时也遇到过，当时马云也写信力挺李连杰，称“做事总要被说的，谁让你做壹基金呢？”（2014年4月28日《中国青年网》报道）从2008年到现在，十余年过去了，壹基金已经为公益行业的佼佼者，成为一面旗帜。

不怕被说，能顶得住被说的底气就在于机构极强的“公信力”。韩红基金会和壹基金的规模越做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秘密就在于此。然而，一旦公信力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陷入社会组织的“塔西佗陷阱”泥潭里，多少年都难以翻身。无论你再怎么做，来自公众的质疑也会如影随形，业内并不乏这样的例子。

何为“塔西佗陷阱”？这是古罗马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他担任过古罗马的执政官）提出的一个命题。塔西佗在其著作《历史》中曾指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后来被学界引申为，如果一个政府得不到公民的信任，那么无论其在社会治理中采取什么政策，也无论其做什么，其动机和目的都会受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和指责。

“塔西佗陷阱”的实质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出现了危机。这一社会现象用于公益行业，我觉得也同样可行。一旦公信力缺失，谁还会把自己的爱心托付给那个社会组织呢？洛克曾指出，“公民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潜在信任才将权力交给统治者。”对社会组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公众也是出于对机构的信任才将钱交给社会组织的。

公众一旦丧失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该社会组织即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可能会遭受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比如此次疫情期间，武汉当地的某社会组织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信任危机里。

那如何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呢？我试着从几个关键词上，谈些粗见。

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律界这句名言的引申至公益行业，我觉得就是使命问题，正如前面所述，一旦把使命化为了行动，把公益当做了信仰，那所有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徐本亮老师说，“使命是指一个组织的目的和组织存在的原因。使命讲的不是怎么做、做什么，它讲的是组织存在的原因，讲的是Why(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个“Why”，早晚一天会出问题。

因为使命而信仰，所以无畏和奉献。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当以使命为根本。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慈善事业要像玻璃做的口袋一般透明”。社会组织需要向有关部门和公众详细公开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规范、公开和透明管理。只有当公众看到或了解到自己捐献的钱物最终用在“客户”身上，社会组织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得到公众的支持。

其实，回顾公益行业很多舆论事件，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因为不透明才导致的问题。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发现被质疑的“问题”真不是问题。

所以，透明很重要，只要把账单“晒”出来，质疑就会不攻而破，舆论也才会偃旗息鼓。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锦囊就在于此。

慈善事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业。公益人不是机械的项目执行者，而应该是有情怀的人。

一个公益人，一家社会组织，如果以道德标榜自已，感觉高人一等，自比天下救主，高高在上，而不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上，如何能获取信任？机构公信力何以建立。

毛主席说：“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社会组织在做公益项目时，一定要坚持践行这种群众路线，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和一个有温度的机构。

一个公益从业者的形象与自家组织的公信力休戚相关，形象不佳，或有其他问题，机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会从此退出公益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公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如果这个行业出了问题，则意味着社会良心出了问题。

公益人应该严格律已，谨言慎行，尤其是在机构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一句话，一次冲动都会引发公众质疑，令机构蒙羞，公信力受损。而且，公益是一个“一荣不俱荣，一损俱损”的行业，自身形象代表的可不只是一家机构，而是整个行业。

当然，公益人的形象也不容诋毁，面对“莫须有”的陷害，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采取果断措施，维护自身及行业的形象。

这个关键词其实是针对社会公众来说的。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去的几年，不时有负面的新闻爆出来，引发了行业危机，比如“郭美美件”，比如“同一天生日事件”，比如“春蕾计划事件”……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否也要考虑到历史原因呢？

任何一个行业，要做到百分百的准确而不出纰漏，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公益人也是普通人，在工作中同样会犯错误。只要能及时诚恳改过，我们应该报以容忍的态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所以，社会对社会组织可以有一定的容忍度，相信公益人的情怀和使命终究会带来令社会满意的结果，相信“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

最后，请允许我套用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一切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