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主要代表和革命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和列宁在革命生涯早期都经历过一个对农村和农民细致调查研究的阶段。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考察了俄国内陆各省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写下了《农民经济中的新变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毛泽东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陆续在湖南、井冈山和赣南等地进行一系列农村调查，陆续创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名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俄两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及其历史经验，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分析比较列宁和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路径、问题关切和思想理念，有助于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俄两国民族化和时代化过程中的基本规律。
/一、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相同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的比较意义，首先体现在二者相同的基本前提上：基于对本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毛泽东和列宁都选择农村调查研究作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而且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自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和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
（一）以农村调查研究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
19世纪后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完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扩大传播，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东移，俄国、中国等封闭落后的封建帝国逐渐卷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中俄两国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俄两国具体革命实际初步结合之时，农民问题的尖锐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这一类似的社会基础之上，列宁和毛泽东表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自觉，甫一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舞台，便对本国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实际问题——农民问题进行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深刻洞悉了本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结构。
正如列宁所说：“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开启后，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传统自然经济在商品规律的作用下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和过渡。由于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传统小生产者绝大多数是种地农民，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的重塑也首先体现在农村中，表现为一部分农民抛弃土地、丧失农具和役畜、沦为无产者，另一部分农民又开始大量租买土地、购置机器、扩大经营。因此，弄清农民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理解俄国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并未停留于俄国资本主义在大工业领域蓬勃发展的表象，而是把深入研究农村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开端。1893年，23岁的列宁登上政治舞台的开篇之作，便是研究农民分化问题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根据波斯特尼科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摘引的塔夫利达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关于该省北部三个县的经济数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一地区农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已经占主导地位，传统的村社农民日益发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分化。在这篇文章之后的1895—1899年间，列宁几乎穷尽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关于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的农业统计资料，写作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详细分析了俄国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产业结构，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发展的阶段和现状。
农村调查研究同样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切入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商品和技术的冲击下逐渐解体，在农村的绝对贫困化和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等因素作用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对立空前激化。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便注意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并提倡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学生们调查家乡的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并如实反馈。当党内围绕农民运动是否过火、革命重心是否应在农民运动等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时，为弄清事实，毛泽东开始对农村进行实地调查。1927年初，毛泽东走访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并创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此开启了农村调查研究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集中开展了农村调查研究活动，在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和永新、赣南地区的寻乌和兴国等地进行了调查。通过农村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刻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为之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首先，列宁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都坚持以从实际出发为基本原则。“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列宁和毛泽东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的论战中，坚持和澄清了这一基本原则。
列宁农村调查研究以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为论战对象。民粹派虽然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话语，但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要求上却背道而驰，用主观社会学的方法，以臆想出的“一般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心愿为社会制度好坏的判断标准。他们不从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愿望出发，提出诸如“资本主义是否应当发展”“村社是否应当保留”等价值判断的问题，并声称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是错误政策人为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的没落和倒退，只有尚未被资本主义侵蚀的广大农村及其代表的“人民生产”，即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才是俄国的根本出路。针对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错误方法和荒谬结论，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科学的研究态度应该从社会的实然层面而非应然层面入手，“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从观察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展现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与俄国的民粹派类似，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同样犯了从主观出发的错误。他们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是缺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独立思考和正确认识，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一成不变地照搬马克思、列宁在具体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和外国的革命经验。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援引“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理论教条，攻击农民运动“过火了”、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接受范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革命道路，在对农村的阶级关系、土地关系和城乡关系等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在土地革命中盲目地消灭富农、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政策。毛泽东多次批评了这些错误政策背后的方法论根源。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计政治形势和指导斗争工作，只能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想要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必须立足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党的一般决议与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起点则是对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其次，列宁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都坚持阶级分析法，从生产关系入手理解农村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与一般社会科学中的调查研究最显著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以阶级为区分社会成员的主要标准，即如列宁所说：“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将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运用到农村调查研究之中，列宁指出，应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而不是农耕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变化。列宁批评了在民粹派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分类方式：一是按法律地位而非经济地位来对农民进行分类，二是根据分地面积的平均化断言农民阶层的均一化，并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经济情况取平均数来衡量总体经济状况。列宁称这些做法“抹杀了分化，因此纯粹是虚假的”，只造成一种农民普遍富裕的错觉，“掩盖了下层农民群众……的赤贫真相”；在《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他又批评波斯特尼柯夫虽然按经济状况来分类考察，但只能看到农民在财产状况和播种面积方面存在数量上的多寡，而忽视了这些量的差异背后所反映出的不同社会经济性质。与之相对，列宁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按照农民经营的规模和类型、商品化程度和利用劳动的性质等标准，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阶级：面向市场生产、购买劳动力的富裕农民；以自己消费为主的中等农民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贫苦农民，从而正确说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阶级关系。
毛泽东同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从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入手，做出正确、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他指出，不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坦言，正确的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他尖锐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并指出这些调查研究之所以失之笼统，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要点。而所谓要点，就是社会各阶级在生产中组成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指出，要理解一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几个行业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弄清行业内部的阶级情况和阶级关系，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因此毛泽东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政府在各乡农村进行调查时，首要任务就是按阶级关系对农民进行分类，“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
/二、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方法路径
在调查研究活动中，“研究”必须从“调查”入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调查工作的使命，即提供尽可能丰富、详尽、真实的材料，将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充分呈现。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列宁和毛泽东在坚持这一基本理念和目的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条件选取了有效管用、切实可行的路径和形式，为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保证。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统计资料和深入群众
在调查方法上，列宁采用文献调查的方法，即收集各地既有的农业统计材料，并在此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汇总和分析。列宁使用和参考过的农村统计资料卷帙浩繁，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沙皇俄国各省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对本省农民经济进行的按户调查，包括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家庭收支等方面，调查户数达到450万个。其中，列宁主要使用了塔夫利达、萨马拉、萨拉托夫、彼尔姆、奥廖尔、沃罗涅日、下诺夫哥罗德等十二个省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汇编，涵盖了南部边疆区、东部边疆区、中部黑土带、乌拉尔地区等条件完全不同的农业区。二是官方的总结资料，包括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汇编及1888—1891年、1896—1900年两次沙俄军马调查的汇总资料，后者提供了役畜和马匹在农户间的分配情况，带有对农民经济进行普查的性质。三是民粹派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统计或援引的资料，包括波斯特尼舍夫《南俄农民经济》、民粹派经济学家创作的文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阿尔诺德《赫尔松县农户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的一般特点》、维赫利亚耶夫《农民经济》、舍尔比纳《农村经济》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阅读主要是在被捕和流放期间完成的。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则是通过深入群众、直接获取一手资料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开调查会。调查会是毛泽东独创的调查方法，对毛泽东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和基本面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作调查时，毛泽东每到一地，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将调查会在党内推广，称只有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延安时期，为了扫除党内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同志推荐了开调查会的方法，称其为“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以激励全党形成眼光向下、甘当学生的兴趣和决心。毛泽东不仅积极指出调查会的好处，而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精心设计出调查会的运作方式和技巧：一是要广泛邀请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包括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阅历丰富的各行各业老百姓，并确立调查的典型；二是要事先制定周全的调查纲目，在会上条分缕析地进行询问，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三是要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选择提问方式，和群众做朋友，虚心学习；四是担负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要亲自出马，自己做记录、总结经验。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选用不同的调查方法，一方面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同。19世纪末的俄国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期，沙皇政府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建立了现代式的经济核算和经济统计制度。虽然在统计的数量和质量上无法和西欧发达国家相比拟，而且由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工作方法的无系统性，遗漏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既有的统计材料仍然为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数据参照。列宁肯定“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提供了丰富的而且非常详尽的关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材料”，尤其称赞地方自治局对农民采取按户调查、深入收集每一农户的资料的做法是“更深入地研究农民经济状况的第一步”。而相比之下，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系统化、大规模的农村经济统计几乎不存在，只能自己动手、亲自调查。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另一方面，面向社会、深入群众的实地调查也是毛泽东极其鲜明的工作特点。任何实际工作者都应该亲自从事基层调查，掌握随时变化的情况，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终其一生，他都倡导全党同志开展实地调查，养成向下调查研究的习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宝贵品质。
（二）调查研究的范围：综合调查和局部突破
在调查范围上，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覆盖广、样本多，不仅涵盖了俄罗斯帝国欧洲部分的主要农业省，而且以此为基础，勾勒出帝俄农村经济的整体面貌和全国农村的阶级关系；相比之下，毛泽东强调调查范围的集中和调查项目的周密。在湖南农村调查期间，毛泽东的调查聚焦于湖南的五县；在苏区调查期间，他也是集中走访了根据地中赣南的几个县，几个乡。
采用集中、聚焦的调查方式，除了因为精力和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和毛泽东提倡的“解剖一只麻雀”的方法密切相关，即对一个地方、一个问题做深入分析，了解其底里后，便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毛泽东指出：“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毛泽东曾多次将调查研究的两种方法比作“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强调必须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因为“走马看花，不深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通常选取一个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县、乡、村作为样本，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当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较小的区域的情况，窥知整个地区的一般情况。例如寻乌调查，就是选取了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弄清了这个县的情况后，整个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便大致清楚；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将调查对象限定在兴国的永丰区，因为此地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
限定区域、选取典型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时，以英国为典型的分析对象；在研究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时，又选取法国作为典型。实际上，这种抓典型的方法在列宁那里亦有所体现。考察列宁农村调查的发生和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列宁在对俄国农村进行整体把握之前，也经历了一个“下马看花”的阶段。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第一篇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塔夫利达省北部的三个县，详尽分析了此地农民播种面积、租地情况、农具数量、经营性质和经营制度，窥见其商品化和阶级分化情况。这种“解剖麻雀”的精细程度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实证类著作无异。
（三）调查研究的功能：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体而言，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活动具有不同的功能、旨趣和应用场景。农村调查研究在列宁那里偏向于一种学理上的研究方法，而在毛泽东这里则更多体现为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
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作为其早年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的一部分，是其学理性最强的理论活动之一。在农村调查研究活动中，列宁表现出了很强的学术造诣和旨趣。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谈到，马克思晚年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篇中曾设想以改革后的俄国农业为典型分析对象，类似于第一卷中对英国机器工业的分析，但未能成行。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第一次对俄国农业生产关系演变的各个阶段作了详尽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的这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第三卷的直接延续。列宁农村调查研究活动的受众、言说和论战对象主要是俄国的知识界。无论是民粹派、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都进行了“学院派”式的农村调查研究活动。因此，列宁对农村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渊源、形式、预设、方法论等层面均注重学理性的阐释和辨析，不仅使用了阶级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具有非常高的统计学价值。总之，“调查研究”在列宁早年关于农村问题的理论活动中主要体现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包括系统的资料收集、扎实的统计工作和严谨的分析方法，通过学理性体现科学性。
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则更多是作为工作方法出现。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读“无字之书”是毛泽东鲜明的个人特点，农村调查研究便是毛泽东将这一个人特点运用于革命事业中所形成的工作风格。其后，调查研究更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广之下逐步成为全党的工作方法，并随着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而最终制度化。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它不仅需要面向实践应用，而且由于受众对象是广大党员干部，为了增加可操作性，在阐释过程中必须注重通俗、简洁和口号化。因此，这种调查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学术性的原理阐释，而在于使调查者摆脱空疏、肤浅的主观主义作风，准确全面地掌握工作中的具体情况，从而使全党在革命实践中能够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制定正确的政策。从列宁到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从一种研究方法演变为工作方法，与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程度逐渐加深，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一个走出书斋，不断面向实践、增强实践性的过程。
/三、毛泽东和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
毛泽东和列宁在农村调查研究中的差异，还体现在二者调查和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和俄国化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特点和时代任务，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和列宁在革命生涯早期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本国革命道路的发展逻辑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列宁的侧重点：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列宁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重点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通观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著作，可以发现其紧紧围绕“农业中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一问题展开，主要关注以下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俄国农民的阶级分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个体小农的分化是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和发展的起点。因此，列宁认为，农民的分化是“是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也是农村调查研究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通过分析农民经济的类别、土地播种面积、生产工具、家庭收支等方面的资料，列宁发现自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欧俄各省的农民经济基本沿着同样的路径发展，土地、牲畜、农具等农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产生了集中化的趋势。生产条件好的农户大量租入土地、雇用农业工人、改良农具，而生产条件差的农户无力独自经营农业，只能将土地出租，自己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处于中等地位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越来越少，除一小部分进入富农之列，大部分难免沦为下等户和农业工人。整个农民群体日益分化为少数农业资产阶级和多数农业无产阶级。
第二，地主经济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列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俄国地主的庄园经济既有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地主经济主要是封建的徭役经济，其基本特点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广大农民拥有一部分农具和土地，同时受到地主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统治。农奴制改革后，随着徭役制的崩溃，地主经济转变为“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通过收集和研究俄国庄园经济的统计资料，列宁指出，一方面自由雇佣劳动的增加、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都表明资本主义农业制度正在逐步排挤封建徭役制，另一方面，工役制的保留使地主仍能役使农民自带农具来为地主耕种土地，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第三，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随着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都不断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逐渐增加。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逐渐专业化，经济作物区、技术性农业和市郊农业纷纷形成。通过这些变化，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全国性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农业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相比之下，农民的革命诉求，特别是对土地的诉求则是这一时期列宁农村调查中关注比较少的问题。由于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具体调查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态度，这一时期列宁对土地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笼统和模糊之处。虽然列宁承认“现代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由于过于强调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农奴制改革对农村资本主义的促进意义，列宁认为“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从农业资本主义大生产优于小农生产的角度，列宁只对小农的土地诉求给予有限的支持，主张无产阶级对小农的斗争诉求应该有所甄别：在农民反对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场合下可以支持小农对小私有制的要求，而对小农平分地主那些已经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产的要求则不应支持。因而列宁的土地纲领的内容以“归还割地”为限，即地主将农奴制改革中从农民手中割去的、且依然实行封建工役制经营的土地还给农民，并归还土地赎金、实行农民和地主赋税平等，而并没有更进一步提出夺取地主全部土地的主张。
由于对土地革命问题的调查研究存在缺失，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纲领单纯停留在“收回割地”，即对沙皇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进行改良的层面，对农民土地革命的核心诉求把握不够充分，也对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意义认识不足。1905年后，随着农民群众开始大规模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土地问题对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认识到小生产在革命关头的历史进步性。列宁承认，自己早年的农村调查研究带有过度强调农业资本主义问题、轻视土地问题的局限：“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此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也从废除割地转变为彻底的土地革命，提出了夺取地主全部土地、土地国有化等革命纲领。但由于条件和精力的限制，列宁掌握农民情况与制定纲领的依据主要是通过阅读农民政党在革命和国家杜马中发表的宣言、纲领和著作，并没能再次进行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研究。
（二）毛泽东的侧重点：围绕土地问题的农村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农村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使用的阶级分析，是和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相连的。毛泽东晚年曾总结道：“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革命问题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中国农村的阶级划分。毛泽东将阶级问题作为调查工作的起点，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划分方式还比较粗略，主要以租佃关系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感性认识为标准。井冈山和赣南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掌握了关于农村土地分配的直观数据。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四的地主阶级能够控制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只能占有百分之三十，土地占有情况极端悬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各个阶级内部的经济关系也进行了解剖：“富农”又可以分为半地主性的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贫农则又可分为半自耕农、家境较好的佃农、家境较差的佃农和赤贫的佃农等。调查后，毛泽东在1933年10月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确立了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量和收入来源这两重标准来划分阶级的原则，将农村各种社会成分划分为靠收租放贷为生的地主、以雇工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富农、以自己劳动为生的中农、租入土地耕种的贫农和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等五个阶级。
第二，农村各阶级间的压迫和斗争状况。毛泽东首先关注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在赣南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地租、高利贷和税捐三种主要的经济剥削方式，包括见面分割、量租、批田等十种地租形式和钱利、油利、谷利等各种名目的高利贷剥削，展现了贫农群众只能以卖妻鬻子为生的悲惨景象，得出了“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在政治方面，毛泽东调查了农民反抗地主的革命斗争和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略，笼统地指出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和富农是斗争对象，而中农则是动摇的中间派；革命转入农村根据地后，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政治态度的把握更加细化。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政治态度的分化：大中地主不事生产，政治上完全反动；一部分破落无权的小地主带有一定反对既有政治秩序的革命民权主义倾向；而由农民上升为地主的“新发户子”，即半地主性富农则因收租放贷苛刻恶毒而最受农民记恨，成为农民革命主要打击对象。毛泽东同时发现了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富农虽然在政治上倾向于反对土地革命，但在经济上不能过分压制，以免令中农发生动摇，使贫雇农陷入孤立。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发现中农上在土地革命中得到很多实际利益，不仅分到一些土地，而且节省了婚丧嫁娶的费用，获得了一定社会权利，因而常和贫农一样具有拥护革命的倾向，在政治上应加以联合。
第三，农村土地分配的方法和经验。在湖南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从农民自发的抗租运动中意识到没收地主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出路；到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调查和了解了以乡、区、村等为单位和按人口、按劳动能力、按消费量等几种不同的土地分配标准，初步形成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的分配方法；随着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逐渐认识并改正了土地分配中存在的原则错误。1929年的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调整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认识到对待富农应该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的政策，不应没收其全部土地，只分坏田，而应该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式，给予其经济上的出路；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认识到贫农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31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提出了分田要“分定”，即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修正了井冈山时期确立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原则。这样一来，在一系列具体的考察、分析和实践探索中，毛泽东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分配方法。
（三）如何理解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
列宁和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虽然都从农村的阶级分析入手，但又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运用大范围的文献调查，展现出农村中新的生产体系的形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而对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关注度不足；而毛泽东农村调查采用小范围的直接调查，重点在于呈现各阶级之间的悬殊差异和深刻矛盾，来说明土地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有效途径。对于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局限于农村调查研究本身，而是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全局，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展开过程中带有的不同历史特点来加以理解。
第一，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和俄国化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特点和时代任务。
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1893—1899年，这时俄国革命尚未剧烈爆发，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应用说明俄国的社会性质，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俄国的适用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也在于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理论。这一时代任务同样对列宁早年理论研究活动中的深层思想结构有所塑造，其农村调查研究工作正是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理论活动。列宁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彻底地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发展的程度，以说明俄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规律，是列宁早期理论研究的主旨。在1894年与民粹派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即“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便体现了列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思想结构。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背后的时代任务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中国革命问题，从而找到中国革命的动力。1941年，毛泽东在谈到其早年农村调查研究的缘起时表示，自己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中初步了解到“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接受了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后，由于从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决定“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于是走上了农村调查研究的道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方式不仅不同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时代特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途中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鲜明的实践导向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与革命实践联系最紧密的阶级斗争学说最为认可和信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找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是统驭毛泽东所有理论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最深层的思想结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农民这一近代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所作的调查和研究，归根结底在于挖掘其革命动力，通过农民革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面向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
第二，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体现了两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本国革命中的定位的不同认识，从而体现出对中俄两国革命发展逻辑的不同认识。
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受到“城市中心主义”革命逻辑的影响。通过调查和研究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列宁的目的并不是将农民运动看作俄国革命的动力，而是论证工人阶级的产生、成长及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其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因此，列宁没有将领导农民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任务。在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的同一时期，列宁曾写道：社会民主党支持农民群众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只是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指导，“决不是要我们把城市的积极革命力量调到农村”。“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列宁认为，由于俄国农民有自己的政党和利益代表，而且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在生产获得和思想觉悟上都有一定区别，无产阶级政党不必也无法扎根农村、直接领导农民，农民运动的使命是与工人阶级武装暴动相配合，从而造成“全线出击”的局面，以夺取爆发式的胜利。可见，列宁调查和研究农民问题是为了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注定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是站在农民之外的，没有将满足农民经济和政治诉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任务来看待。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则体现了他以农民革命引领民主革命的逻辑。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直接为党领导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服务的。首先，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地位有着清醒的把握。乡村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体，民族解放和社会再造最深厚的力量根源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绝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地带，而是民主革命的重心和主舞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其挖掘了农民在后发国家民主革命中的主体作用，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的具体实现机制。其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直接领导农民革命的任务。由于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成为农民群众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利益代表，直接影响、推动和领导土地革命。只有以农村为中心，深入农民、满足农民的经济诉求、培育农民的政治觉悟，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完全体现了这一思路和认识，它不是为城市的工人斗争提供旁证，而是从农村中来，到农村中去，直接掌握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诉求和政治态度，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的经济矛盾、政治斗争和分配土地的方法，以解决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
农民问题在中俄两国的革命和现代化道路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既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领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和革命变革的起点。列宁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不仅在逻辑和历史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俄两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端，而且为我们理解中俄两国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特点和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