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女骑手 图据网络
红星新闻记者|任江波 实习生 李佩欣
编辑|王禾 责编|官莉
“她是做外卖的。”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之后,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一度被打上“外卖学者”的标签。在研究中孙萍发现,近两年无论是工厂的女工,还是农村的女性以及一些全职主妇,都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打零工的人群之中。她们在兼顾家庭和母职的同时,也融入到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社群,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
如果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卖女骑手也“困在男性系统”里。孙萍告诉红星新闻,自己从2013年开始关注研究数字劳动这个议题。作为一名观察数字化人群的学者,她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驾员、直播和电商的从业人员,以及最新关注的数据标记师。
这些群体中,女性劳动者占有不可小觑的数量。近日,红星新闻采访了孙萍。孙萍认为,这些女性如何适应劳动环境、展现自己的身份和话语,成为数字化性别研究中亟待阐释和补充的议题。
↑孙萍(中)在做外卖骑手的调查 受访者供图
“易见又不可见”的她们
3年前,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文章作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并引用了她的《“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等3篇文章。这也使得孙萍和在她看来属于边缘议题的数字劳动被更多人“看见”。
围绕着外卖骑手的话题,孙萍注意到,有数据统计女骑手占骑手总人数的7.4%,在行业中属于“性别少数”群体。“如果说外卖骑手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骑手就是平台配送行业中‘易见又不可见’的群体。”
在孙萍看来,这些女骑手如何适应劳动环境、展现自己的身份和话语,成为数字化性别研究中亟待阐释和补充的议题。换句话说,平台化就业中的女性如何被“看见”?
这篇孙萍与另外两名作者合作的论文《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发表于2021年,调查资料主要来自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对30名女性外卖员的田野调查。这30位女性外卖员的年龄在26-47岁,平均年龄为37岁;主要来自美团、饿了么、闪送等外卖配送平台,参加外卖配送工作时长从6个月到6年不等。
通过对女性外卖员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孙萍发现,在“性别中立”的技术逻辑和劳动过程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不容忽视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最显著地体现为男女生理上的差异。
被访的30位女骑手中,只有3个人提到自己会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有的女骑手往往连“卫生巾也没时间换”,甚至还有女骑手因为路上找不到厕所,只能咬牙坚持跑。访谈中的一名女骑手曾戏谑地表示:“男的么,他随便在哪个避人点儿的树边儿什么的,就解决(小便)了;不像女的麻烦,五环内还好,厕所多,要是几十公里外的郊区的单子,地图上搜(厕所)都搜不着。”
↑外卖女骑手 图据网络
“妈妈骑手”的两个面相
在田野调查中,孙萍和团队发现,女骑手多为已婚状态,并育有至少1个小孩。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成为其加入外卖行业的重要原因。
由于经济压力较大,女骑手多会选择全职的外包或者专送骑手,也有个别女性出于照顾孩子的需求选择从事灵活性更强的众包送单。她们会把孩子放在父母家,以此来解决无法照料孩子的问题。在孙萍看来,外卖这份工作其实是以男性为主导,需要大量的体力奔跑运输,同时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危险性,因此在大城市跑外卖的女骑手并不算多。
“生育小孩的女性当了外卖骑手之后,她一般会让父母或者公婆来带孩子,自己会选择来大城市和老公一起跑外卖,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她们来到大城市的意图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赚钱然后回家养孩子。”孙萍告诉红星新闻。
一些女骑手也不再将“妻子角色等于做家务、照顾孩子”视作理所当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被打破。全职外卖员日均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劳动时间强力挤压了其社会再生产时间。孙萍将这种情况看作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妈妈骑手们“母职外包”的面相。
但在三四线城市或者更小的乡镇,孙萍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了“妈妈骑手”的另一个面相。前段时间在陕西某地调研当地的乡村女骑手时,孙萍注意到当地女骑手的数量和占比明显要高出她平时在大城市观察到的情况。有女骑手告诉她,自己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去托管,下午到点把孩子接回家,晚上不用跑单,工作相对灵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妈妈骑手’的另外一个面相,这些女性通过在小城镇或者家乡的在地就业完成母职”。
红星新闻注意到,曾有媒体报道,长沙骑手圈有个女骑手带着孩子送货。在采访中女骑手谈到,“我做骑手之前,圈子里很少有女性。后来大家看我工作得很开心,也照顾得了孩子,觉得这个工作不只限定于男性了。”对于这种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情况,孙萍告诉红星新闻,她在田野调查中几乎很少遇到,属于个别现象。
“我并不会认为这群女性因为平台劳动的存在而甩掉了母职工作,或者说把她们的母职工作进行了一个合理化的分配,她们依然是被它牵绊着。但这些零工的劳动实际上是为这些女性打开了一个就业的口子,让她们以较小的代价参与到劳动当中去。”孙萍说。
↑2023年3月8日,重庆解放碑街头,一外卖女骑手在配送外卖。图据视觉中国
性别歧视与污名化:她们需要得到关注
有研究者在访谈中记录男骑手对女骑手的评价,“这个工作不适合女的,这是体力活,得时刻看地图,需要特别熟悉路线,要不送不了。有的地方看导航都没用,何况她们导航都看不明白。你看开车的女司机,技术都不太行,所以女的送不了外卖。”孙萍自己也曾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程序员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本工作需要大量加班,如果您是女生,尤其是近两年内想要宝宝的,恕不招聘。”
孙萍告诉红星新闻,当下女性在平台劳动中,存在一定的污名化,这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比如我们去一个村里去调研,当地组织培训村民做网络直播。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女性做主播,她们也因此会被周围的人说闲话,认为女性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包括女骑手,她以前长期在家从事家庭劳动,然后现在要每天上街露脸跑外卖,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一件难接受的事情。”孙萍记得之前调研中遇到的一位女骑手,由于急需用钱而选择跑外卖。每次跑完外卖回家路上,她都会在距离家一公里远的地方把身上的外卖服换掉,再骑电动车回家,把车停到别人不看不到的地方。
在孙萍看来,对这个群体的漠视也是一大问题。
在今年1月一次主题为《当“所有人”都在“送外卖”: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的演讲中,孙萍谈到团队的发现,近两年无论是工厂女工,还是农村的女性以及一些此前的全职主妇,都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打零工的人群之中。
“我们会发现,同一性别当中其实也是有分别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中等收入群体,以消费展演为多的女性活动其实是更多地被看见了。但是这些收入一般的,或者是家庭主妇式的劳动或者是生产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但是这一批人,恰恰是零工劳动当中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这样一群人。”孙萍在演讲中提到。
如何才能让这群女性更多地被“看见”,孙萍告诉红星新闻,除了需要大众和媒体更多关注,作为平台和机构组织也可以尝试改变。比如外卖平台针对女骑手在算法和配送上进行调整,晚上不安排去偏远人少地方的单子;比如直播平台如何防止女主播被一些男性恶意骚扰。
三年前,当外卖骑手成为网上热议的社会议题时,孙萍注意到从那以后消费者对外卖超时的容忍度普遍提高,对于未来平台中的女性被“看见”,她也抱持积极的态度。“这些年互联网公司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有时候我们会把调研访谈中的发现和结论与他们进行交流,希望我们的研究有用,而不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它。我觉得要推动改变,你就应该要去联系各方,有了好的沟通之后才会有好的改变”。
看见、记录、发声即为改变的开始
采访中,孙萍告诉红星新闻,自己从2013年开始研究数字劳动这个议题。这些年,作为一名观察数字化人群的学者,除了研究外卖员这个群体,她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驾员、直播和电商的从业人员,以及最新关注的数据标记师。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外卖是按单量计算薪酬的算法规则,骑手为了赚取更多收入,自愿放弃休息时间,在疲劳状态下工作。她建议专送骑手应保证每周至少一天、每月至少四天的休息时间。
在孙萍看来,外卖骑手这份工作就是“手停腿停口停”,对于外卖员的超时工作,不能靠单纯的技术和系统强制性禁止,而要看到现象背后外卖员停不下来的根本原因。
在调研采访之余,孙萍被问及最频繁的一句话就是:“做这些调查有什么用?”曾经有一位外卖骑手说,“你们调研了那么久,我们骑手的劳动收入涨了吗?配送时间变长了吗?”对此,孙萍告诉红星新闻,自己也经常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在她看来,看见、理解、分析、记录、发表、讨论,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改变的可能,调研更多是让大家看见这个问题,而“看见”正是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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