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中世纪印刷术的引进，其给英国女性带来了哪些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斯威特南的对手，埃斯泰·索韦纳姆在1617年发表了《艾斯哈特死于绞刑》一文，这本小册子更好地保护了女性，也更有力的回应了斯威特南。
与《梅拉斯托姆斯的穆泽尔》不同，《艾斯哈特死于绞刑》更像一本女权主义的书，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为了自豪，男人应该尊重女人的最佳气质”。
以及“如果说女人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么男人就是促始者”。
此外，“你们若信我们的仆人，则无论女人怎样，都没有良善的。你们若揣摩我所写的，就没有坏女人，皆是受凌辱的女人”。
这篇文章甚至承认坏女人的存在都是为了证明女性的优越性，这也是当时带有女性主义色彩文学的残留。
除了这本小册子之外，这场争论中没有其他作品引入了关于谁是欲望之罪的首要原因的关注。
一、因斯威特南而起的争议
康斯坦提亚·蒙达的《疯狗之虫》是1617年对斯威特南的最后一个直接回答，这也是一部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
文章并不是简单的反斯威特南，也不是仅仅针对普通人而写的。同埃斯泰·索韦纳姆的小册子一样，这篇文章也承认有一些坏女人，并暗示这些都是少数。
它不同于所有与争议有关的其他作品，它还评论了出版行业和戏剧的现状。康斯坦蒂亚•蒙达对斯威特南争议的主要贡献是她对他的写作和教育的批评。
在她看来，斯威特南之所以如此厌恶女性，是因为他是那种经常出没于能找到低等女性地方的男人。
据考证，1617年的3篇回应文章中，只有雷切尔·斯佩特是唯一一位毫无疑问的女性作家。
1620年，匿名出版的喜剧《女性传讯厌女者斯威特南》面世，这是这场争论中最后一部作品，约瑟夫·斯威特南于1621年去世，这场争论也随之画上句号。
这部喜剧讲述的是关于斯威特南从英国飞往西西里后的冒险经历，他和他的小丑伙伴斯瓦什分发他的厌女小册子。
自愿在国王命令的辩护中就男女谁是犯罪的根源时为男人辩护，并且在辩护中赢得胜利，但他最后因为他的厌女主义而被女性所惩罚的故事。
这部作品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犯罪倾向。
芭芭拉•马图尔卡在她对这本小册子来源的讨论中说，“这是一部强烈的女性主义作品，同时它攻击了那个时期英国最臭名昭著的仇视女性的人之一”。
斯威特南之争反映了一种转变，即从以前文学痴迷于对女性的褒贬，转变为对女性作为男人伴侣的世俗地位的关注。
斯威特南《传讯》这本书在当时极为流行，1616年到1634年间共发行了10版，但由该书引发的争议本身却暗示了17世纪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普遍态度。
赖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中产阶级和贵族作家都强烈要求承认女性和男性平等。
凯瑟琳·亨德森和芭芭拉·麦克马纳斯谈到，17世纪关于性别的辩论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产物。
尤其符合中产阶级男性的品味和兴趣：“在这些宣传中，女性除了有危险的性诱惑形象外，还有专横、跋扈的泼妇和挥霍无度、让丈夫血本无归的妻子形象。”
“这些早在赫西奥德时期就出现的女性形象，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喜爱看性别辩论小册子的资产阶级读者特别有吸引力。”
正如黛安·珀基斯简洁指出的那样，“女性本身与其说是人们感兴趣的对象，不如说是为阶级和话语之间发生冲突而提供的角色。”
“女性可以花钱，但没有能力挣钱，她是一种性的快乐，可以用来交换金钱或礼物。”
“然而，她所带来的快乐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价格和消费者的地位，使得她成为一种价值不稳定、没有真正衡量标准的商品”。
17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虽然厌女主义者认为女性本身是一种没有真正衡量标准的商品，但由性别争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却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话题。
斯威特南之争本质上是一场由精明的书商所煽动的中产阶级争论。
二、印刷术对女性的影响
印刷术在中世纪晚期传入欧洲，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也促进着经济的发展，这在17世纪关于性别的争论中体现无疑。
当书商们看到这个市场前景后，就尽可能的鼓动这场性别之争。首先，几位印刷工和书商托马斯·阿切尔精心策划了整个斯威特南论战。
其次，出版史清楚地表明，这场争议的背后有一个市场，它是受大众品味的驱动，而不是文学水平的高低。
此外琼·霍华德指出了印刷术在近代早期对女性的颠覆性影响：如果每一个文化场所都是社会斗争的场所，那么关注这场斗争的细节可能会揭示导致社会变革的权力的缺失和矛盾。
因此，即使如人们所争论的那样，妇女作为父权制秩序的良好主体。
识字率的缓慢增长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妇女被控制的方式，但阅读和写作却使得一些妇女接触到权威文献如《圣经》和印刷术，这促使她们开始在父权制中重写她们的历史。
性别研究和社会历史学科的交叉影响促使历史学家重新考虑女性在特定政治中的作用。
政治历史学家传统上专注于研究排除妇女的政治机构，如枢密院、议会、法院和行政机构，因此，这些研究的结果会使人误以为高级政治完全是男性的事情。
但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的女性精英受阶级因素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宫廷政治以及以贵族或当地绅士的家庭为中心的地方政治。
这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地位高的妇女可以代表她们的丈夫、儿子施行政治或其他影响。
三、贵族女性的参政活动
玛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以及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皇权继承，在16世纪中叶掀起了同时代人们对女性继承权和行使公职权利的质疑。
约翰·诺克斯在玛丽女王统治末期出版的《第一次吹响号角反对庞大的妇女军团》，是这一时期反对女性统治者的最充分的陈述。
作为反对玛丽统治的新教徒，诺克斯持有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不平等，女人不但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要顺服于一切男人。
因为女性的本性是软弱、急躁、愚蠢、变化无常、残酷无情、缺乏谋略和团队精神。
诺克斯认为，因为这些原因，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应当被剥夺权力，受妻子影响的男性被认为不适合担任公职，他同意妇女可以继承父亲的私人财产，但不能继承公职。
14—15世纪的贵族女性就对政治施加了重大的影响，如玫瑰战争期间，贵族妇女积极维护家族的政治利益。
14世纪50年代，安茹亨利六世变得越来越无能后，王后玛格丽特在组织兰开斯特军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一些军队士兵甚至认为她应该被当作国王对待。
约克公爵夫人西塞利·内维尔在约克家族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她的儿子爱德华四世和格罗斯特公爵理查德经常就国家大事向她请教。
玛格丽特·博福特女勋爵1483年密谋推翻理查三世，被国王下令软禁。
她与斯坦莱家族的私人关系使斯坦莱家族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帮助了亨利·都铎，后来她成为继儿子亨利七世之后宫廷中最杰出的人物。
1499年至1506年间，玛格丽特夫人在科里维斯顿主导了中部地区的皇家会议，在向地区官员发送命令解决纠纷和审理司法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妇女积极参与政治也可以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看到，1513年亨利八世入侵法国期间，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被任命为英格兰的摄政王。
在她的支持下，英格兰军队在弗洛登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玛格丽特·布尔默夫人因支持1536年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叛乱而被处以火刑。
萨福克公爵夫人凯瑟琳是新教事业的重要支持者，在她丈夫去世两年后，1547年她统治了整个林肯郡。
贵族精英女性对政治的参与活动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得到了补充。
即精英女性参与到更常规的政治活动中，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活动主要通过庇护——附庸关系进行的，这种关系通常起源于婚姻联盟。
妇女作为不同家族之间的调解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545年威廉·塞西尔，即后来的伯利勋爵，和安东尼·库克爵士的女儿米尔德里德的婚姻，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联盟。
结语
在16世纪50年代，寡妇伊丽莎白·科普利夫人在她的儿子还是未成年人时提名了两个在科普利家族的人作为加特顿区的议员。1572年多萝西·帕克金顿爵士夫人在艾尔斯伯里区行使了类似的权利，正如约翰·尼尔爵士所观察到的，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该区的贵族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