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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是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公元前202年称帝，公元前195年离开人世，活了62岁，实际参政14年。在这14年中，他发动起义，推翻秦王朝，与项羽楚汉相争，登上皇帝宝座，翦除一个个异姓王，每一事件都给史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是戎马径偲的14年，这是风云变幻的14年，也是惊心动魄的14年。如果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皇位算作他开始正式治理国家的话，他在位仅七年。也就是说，在他实际参政的14年中，前七年戎马彳空偲，奋斗的目标是夺取权力，建立国家，一统天下。而夺取政权后，从公元前202年起，则面临着要转变治国理政思路，确立治国理念的新问题，也就是要将治理国家的中心从打天下转移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何种思想作为统一政权的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摆到了汉初君臣的面前。

从史料上看，刘邦本人对这个转变的思想准备相对不足。十几年的征战生涯，无数次大大小小攻城略地的战绩，一个又一个战争对手和政治敌手的灰飞烟灭，不能不使他坚信“马上得天下”、一切都要凭实力说话的真理。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雄才大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家的务实态度和统治艺术，用什么人、采纳哪种理论都要服务于夺取天下这个最大的政治目的，符合这个目的的策略就毫不犹豫地采用，而有碍于实现这个目的的策略则遭到他毫不留情的遗弃。

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刘邦自己也在反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请看刘邦与群臣的下面一段对话：

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夕卜，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将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正确用人，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刘邦手下很多为他夺取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除了张良出身于韩国的世家外，其余大都出身低微，萧何、曹参是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以屠狗为事，夏侯婴为沛厩司御，周勃以织苇席为生，灌婴以贩増为业。从中可见，他所使用的人都是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多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不论其出身。由此也不难看出，刘邦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多为行伍出身，正如司马迁所说：“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班固也说：“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

由此看来，汉初刘邦不用儒者，没有将儒学纳入治理国家的通盘考虑中也自是当然。刘邦不好儒天下皆知，以致郦食其前去求见时不敢说明自己的身份。他曾经把儒者的帽子拿来当溺器，动辄大骂儒生。他骂说客郦食其是“竖儒”，讨厌叔孙通身穿儒服。所以，当新王朝建立之初，陆贾给他讲儒家的《诗》《书》时，难怪他会大为光火：“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说明“马上得之”的思维定式仍然在左右他对国家时政和前景的判断。可当陆贾给他继续分析“马上得之”与“马上治之”的不同，著《新语》十二篇呈送给他之后，刘邦对陆贾、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

之？”高帝不怪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邛击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刘邦对儒学态度的变化可以从下列四项史料窥见一些端倪。

1. 刘邦起用儒生叔孙通制订朝仪，使诸侯群臣尊卑有别、进退有序。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他的功臣们经常“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令刘邦感到很是恼火。儒生叔孙通趁机向刘邦进言，“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载：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

叔孙通制定了一套能显示出帝王之尊的朝仪，令刘邦感受到了作为皇帝的权威与尊严，“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将叔孙通擢升为太常，赏五百金。刘邦对儒者态度的改变，表明他认识到了儒学虽“难与进取”，但“可与守成”的功用。

2.任用儒者为太子太傅。“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这表明，刘邦将培养汉室接班人的重任交给了儒者。

3.刘邦晚年曾写《手敕太子》的诏书，追悔自己对儒学的态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4.礼遇儒家创始人孔子。“汉十二年，过鲁，以大牢祠孔子。

尽管刘邦在位七年就离开了人世，尽管在这七年中尚未立稳脚跟的新兴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要一一翦除所封的异姓王，即“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尽管刘邦转而对儒学的青睐更多的是出于实用功利的考虑，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刘邦对儒学的态度确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虽然，刘邦之后的文景时代直至武帝之前的几十年汉朝官方奉行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汉初销声匿迹，相反，它正在蓄势待发。到汉武帝时儒学能够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应该说是汉帝国开创者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奠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