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成为母亲,选择坚守职场,选择母乳喂养。这看似稀松平常的三个选项,直到做母亲的第七个月,王廉才体会到艰难。
产假马上休完,她才意识到职场女性为何常常被拷问“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没人告诉过她要怎么一边不耽搁工作,一边哺育孩子。
去上班,那母乳怎么办?带着焦虑,她逛了一圈母婴论坛,学到了一个新词,“背奶妈妈”——在公司吸奶,下班带回家。
尽管听起来陌生,但似乎是最优解决方案。成为母亲后,她已经渐渐习惯面临种种陌生挑战。
一场“战斗”在她返回岗位的第一天拉开了帷幕。战场上除了她,还有不计其数的母亲。
一名可爱的宝宝幸福地依偎在妈妈的肩膀上睡着了。图/IC photo
颠沛流离的母爱
早上八点,如果留心观察,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背奶妈妈是很容易分辨的。她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格外多,除了上班必需的物品,还要带上用来冷藏母乳的冰包、电动吸奶器、洗刷用具、哺乳巾、储奶袋等等。
王廉在青岛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小,接近百人,生育之前,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算太忙,朝九晚五,双休,已经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了。自从做了背奶妈妈,尽管由于刚休完产假,工作量暂时只有之前的一半,她还是感觉自己成了突然被拧紧的发条,转得晕晕乎乎。
晚上的睡眠被分成很多段落,至少每三小时要给孩子喂一次奶,一夜要起来三到五次。上班期间,一般每2-4个小时需要吸奶一次,每次吸奶大约用时半小时,生活像她的身体一样被挤压。
夜晚睡眠不足,白天的吸奶又占据了工作时间,困乏让她感觉自己脑子运转缓慢,遇到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会感觉十分吃力。有时领导布置紧急工作,她会尽量几小时不休息不喝水不上厕所,领导说没问题的那一刻才长舒一口气,马不停蹄跑去吸奶。同事看她拿着大包小包往外走,有时会调侃,“又去做饭啦?”
公司没有母婴室,最开始,她找到了一间废弃厕所,空间很小,没有电源插头,放置好板凳后,只能勉强挤下两个人,她把自己塞进去,拿出吸奶器设置好,乳汁一点点填满奶瓶,她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座“工厂”,偶尔传来的轻微痛感已经可以习惯性忽略了。
独自吸奶的时候,厕所里很安静,她会观察奶瓶上每条刻度线是怎么被淹没的。被淹没的线条越多越好,宝宝可以吃一顿“饱饭”。
王廉和同事们现在每天在一间闲置的办公室里吸奶,之前使用过的废弃厕所已经被拆除。受访者供图
在一家媒体公司工作的陈蕙运气好一些,她不需要去厕所吸奶。她的公司六楼有一间小小的母婴室,据说是由杂物间改造而成,五六平米大小,紧挨着楼梯,有张不小的桌子,三个椅子,一人多高的冰箱。
第一次走进母婴室的时候,她发现冰箱不通电,门锁是坏的,每个人最想抢的是背对门的座位。但尴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陈蕙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自己背对着门坐在桌前,房间即使开了灯还是很昏暗,她拿一根不长的木棍把门顶上。墙壁似乎很薄,外面的脚步声越走越近,很快掩盖了面前吸奶器的嗡嗡声。是公司几位高层领导,她很快分辨了出来,还有陌生的声音,可能是老板在接见重要客人。
她想,“怎么声音这么近?他们不会进来吧?”这个就在楼梯边看似杂物间的的单独小屋会不会被领导误入?低头看着面前摊开的吸奶工具和“袒胸露乳”的自己,她骤然紧张起来,心脏几乎和吸奶器上的计时数字在同频跳动。
除了日常工作,会议和出差是也背奶妈妈最头疼的。岳涵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次她都要提前和当地酒店沟通,有没有冰箱,能不能存放乳汁。
出差两三天还好解决,最长的一次出差时间是12天,每天都要培训、上课、开会。她特意跟酒店要了一个冰箱,把每天吸出来的奶放进冷冻室。会议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也不能轻易离开。有时开着开着,她回过神发现自己的胸部涨得像两块石头,乳汁逐渐开始外溢,打湿了防溢乳垫。
她会冲到离会议室最近的卫生间,拿出吸奶器,稍微吸几分钟,尽管胀痛的感觉还在,但只能赶紧回去继续开会,心里暗暗打鼓领导会不会介意自己的突然离席。
出差结束后,她从上海背着一冰箱奶回到北京,结果女儿已经习惯了奶粉的味道,不想喝母乳了,女儿的断奶就从那天开始。
四小时“计时器”
被吸奶这件事“绑架”了——这是很多职场背奶妈妈的感受。像有一个四小时计时器悬在头顶,时间一到,无论手头在做什么,都要先停下。
背奶的半年,陈蕙很少像以前一样,和朋友出门逛街、吃饭,工作部门的聚餐也鲜少参加,因为一旦在陌生的地方待三四个小时,就有可能需要吸奶,除了大型商场以外,母婴室是否存在都只能靠运气。
但她不敢碰运气,这个经验出自她一次惨痛的经历。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丈夫劝她先吃晚饭再吸奶,陈蕙也觉得应该来得及,拖延了几十分钟,等吃完饭,她感觉自己的乳房从涨得发疼到瘪了下去,再吸不出来奶,并且很快发烧到了39度多,只能在疫情期间硬着头皮去发热门诊,更重要的是,服药期间她无法母乳喂养孩子。
陈蕙公司的母婴室面积不大,但插头、桌椅、冰箱等基本设备俱全,桌面上摆放着几位妈妈的吸奶装备。受访者供图
这也让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都要提前寻找周边有没有母婴室。陈蕙记得自己有次不得不外出一整天,为了防止再出意外,她提前给周边的医院、社区服务中心都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母婴室,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对方建议她“喂好孩子再出门”。
每周一是她背奶期最“噩梦”的日子。她要先参加公司的会议,时长两三个小时,运气不好还要再参加另一场会,结束后立即就要去主持部门会议,又要两三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晚上六七点。
她要见缝插针地在某个会议中途“偷溜”去吸奶,不能被领导发现,也不能被下属知道。有时实在没有时间,就要忍到全部会议结束,赶快到母婴室处理,等她吸完奶下楼,所有人已经都下班了,吵吵闹闹的工位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即使是没有会议的时候,为了不耽搁工作,她有时会一边吸奶一边处理工作事项。有次领导一通电话打来,让她来一趟办公室,她只能先停下吸奶赶快上楼,“我总不能跟男领导说我在吸奶吧?”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背奶妈妈”一词,有一条点赞量超过3万的视频叫作《她上班为什么总半披着衣服》,这是白雪去年7月份发布的,彼时她参加了一档叫作《上班啦妈妈》的综艺,节目简介称这是“首档职场妈妈成长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录制时,她刚刚生下孩子三个月。
在节目里,她入职了杭州一家电商公司,负责直播业务,忙得几乎脚不沾地,工作加上录制要求,让她甚至抽不出时间乘电梯到楼上的母婴室吸奶。她想了一个办法,把衣服或者围巾围在胸前,一边工作一边吸奶,所幸录制节目时,她的同事也都是妈妈,少了很多尴尬。
但出乎她意料,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了很多网友“不友善”的评论,指责她“炒作”“不称职”,她原本想忍下来,结果一条“喂奶粉孩子会死吗”的评论让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孩子是母亲最后的底线,“骂我可以,但是骂宝宝我接受不了。”
上班第一天,白雪也试过给孩子喂奶粉,结果孩子全身起了红色疹子。家人带孩子去医院,一个接一个电话地询问她,她崩溃地冲电话那头说,“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啊。”她焦躁到什么都做不下去,连装订文件时都克制不住地把文档摔打在桌子上,结果在第一次等级测评里拿到了全场最低分数。
白雪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人指责吸奶占用上班时间,她觉得很不解,有的同事工作中出门去吸烟,一天下来也占用不少时间,有的公司也会有专门的“吸烟室”,况且就像人总要上厕所,“吸奶”同样是人之常情,怎么能算耽搁工作呢?
一次重要会议前,她为了不耽搁工作,提前到卫生间吸奶,结果手忙脚乱打翻了储奶袋,洒得到处都是,衣服都湿透了,像是最后一根线被崩断,她终于忍不住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但也不能哭多久,因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找同事帮忙在公司样衣间找到吹风机和衣服,迅速开始处理,“等吹风机把衣服吹干了,眼泪也干了,”但最终她还是迟到了二十分钟。
职场?妈妈?
202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新宇出版了《礼俗时刻:转型社会的婴儿诞养与家计之道》一书,讨论当下社会的母乳喂养环境与现状。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职场妈妈,她们中有的为了无穷无尽的会议放弃背奶,有的特意在公司附近新租一套房子,中午回家喂一次孩子。尽管母亲们会为了最小程度影响工作使出浑身解数,但职场对背奶妈妈的“隐形歧视”依然存在,比如在奖金发放、职位晋升中的劣势,或是被排挤在某个小群体外等。
他采访过一位在大厂做程序员的职场妈妈,原本承担的是程序维护工作,产假后,再回到公司,被调离岗位做销售。在刘新宇看来,“工作和生活”选择题背后的本质是母亲的牺牲。
在“职场妈妈”的标签下,到底“职场”和“妈妈”哪个更重要?王廉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妈妈”。
王廉加入了很多“妈妈群”,在群里,她感受到母亲的身份让所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群里的妈妈们来自天南海北,话题都是很个人甚至隐私的,“很多事情没有生过孩子是不懂的,我们就在群里抱团取暖。”
给孩子喂奶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她在有100多的群里询问职场妈妈在哪里吸奶,大部分人都说自己的公司没有母婴室,有的人甚至会边开车边吸奶,还有的妈妈会抱怨坐地铁的时候,安检员会询问瓶子里装的什么液体,有的还被要求打开甚至喝一口,太尴尬了。
公司的母婴室是妈妈们的另一个“小世界”,无论是正式还是暂时的“母婴室”,“母亲”这一身份认同在小小的几平方米里被放到最大。陈蕙第一次在母婴室遇到别的妈妈的时候,站在门口有些犹豫,她和对方并不熟识,只在公司打过几次照面,没想到对方招了招手说,“来呀,一起吸呀。”很快她也可以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地招呼后进来的妈妈“一起来呀”。
王廉和同事们会开玩笑地管一位母乳量多的同事叫“奶牛”,她解释,“可能别人会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其实在我们妈妈眼里只有羡慕。”
但走出这几平米的结界,在公司里再触及到母乳的话题,就总会带着一些微妙的尴尬。
在母婴室没有冰箱之前,陈蕙试过把母乳放在整层楼公用的储物冰箱里。她会封好口后再加一层外包装,但放在面包、蛋糕、冰淇淋旁边,总让她觉得有点不合适,她更担心也许会让别人觉得不适。除此之外,摆在工位上的“背奶包”有时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次她的同事看到她放在窗台上的背奶包,好奇地问“这是饭盒吗”,然后试图打开,她只能强装镇定掩盖自己的尴尬。
她不知道的是,有次在她离开工位去吸奶时,一位年轻女同事前来询问工作事项,被另一位男同事告知“她去吸奶了”,尴尬感同样包裹住了这位年轻女孩,她觉得自己似乎触碰到了领导的私人边界。
由于不想把母乳放在公共冰箱,王廉每天会把闷烧杯带去公司,把冰包和母乳放置在里面。受访者供图
负重的爱
“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做了母亲之后,责任感和负罪感就会很强。”这是白雪成为母亲后,觉得自己情感上发生的最大改变之一。无论是对孩子还是职场,母亲总是轻而易举感到愧疚,所谓的“平衡”成为了怎么都完不成的难题。
王廉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的吸奶量,3月6日,是她背奶的第35天,她总共吸出了420毫升的奶,在日记里掩盖不住兴奋,觉得自己“站起来了”。在奶量不足的日子里,她会绞尽脑汁分析到底影响因素是什么,食物?工作压力?和丈夫吵架了?对宝宝的愧疚感会一直萦绕到她下一次吸奶。
每次吸完奶,她也会在妈妈群里“打卡”吸出了多少,有时身体状况好,她一次能吸200多毫升,会特意在群里少报一点,“有的妈妈看到自己不如别人的奶多,心里会不好受,觉得有点对不起宝宝。”
“母爱”的负担越来越重。刘新宇研究发现,女性在母乳喂养过程中感到尴尬和挫败,因为难以平衡、胜任社会角色而自责,进而产生愧疚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尤其近年来,随着婴儿养育的标准和成本的提高以及社会压力的增加,女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愧疚感的出现就会越加频繁。
在研究过程中,刘新宇加入了一个妈妈群,参加了数次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妈妈们围坐在一起,安慰着一位因为身体不适想要停止母乳喂养的母亲,有人劝她还是不要轻易放弃,不然对孩子的愧疚感可能持续很久,“我那段时间家里生意太忙了,出了月子就去公司了,老大就没有母乳喂养,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现在回头想想,感觉对不起老大,担心他以后会埋怨我。”
一名叫凤青的母亲分享了她的背奶经历,劝其他妈妈们“打消这个念头”。她觉得东躲西藏的自己格外狼狈,如果被男同事碰到,就算表面上“心照不宣”,心里却很别扭。更麻烦的是,好几次因为吸奶,在自己这个环节掉链子,她愧疚地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干好,对不起团队,“哺乳是在家里处理的‘私事’,而工作单位是公共场合,本来就不应该把家里的‘私事’带过来。”
凤青放弃背奶后,决定要重新大干一场,向因为“背奶”将她换岗的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找回工作节奏并没有这么轻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她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突然的高压工作让她一下子很难承担,但最难以接受的还是自己指导过的年轻的同事尽管来公司晚,但职务已经比自己高了,业务能力也比自己强,“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
凤青想过辞职,但算了算养孩子的成本,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冷静思考过后,她换了新的着装和妆容风格,挑了一个假期给鼻子做了微整形手术,终于熬过了“背奶”,她决定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王廉后来实在不想在厕所吸奶,她找到人事磨了又磨,人事帮她们“升级”到了一间暂时不用的办公室。但时不时会有同事想要进来打电话或处理其他工作,她只能趁着没人使用的时候赶快把办公室“占住”,有时一边吸奶一边能听到同事在外面打电话的声音,可能对方并不知道她在里面,但这同样也会让她觉得尴尬。
为了方便孩子食用,每次吸完奶后,王廉会仔细标注吸奶日期、时间和数量。受访者供图
王廉希望公司能有间母婴室,但并不敢贸然跟人事提出要求,“毕竟我们只是小众群体,”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哪里不对,每个女职员都有做母亲的可能性,“如果能有个母婴室,会觉得自己作为女员工更被尊重。”
(应采访者要求,陈蕙、岳涵、凤青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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