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再过一个多月，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赵传燕教授就又要带着学生们进驻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寺大隆的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生态水文过程开展科学观测工作，“我们站的定位就是生态水文过程，祁连山是整个河西地区的水源涵养区，所以我们主要关注祁连山地区林地、灌丛、草地等不同植物类型的水源涵养、碳汇功能，通过获取观测数据、构建理论模型来分析不同植物类型及配比对水资源及‘双碳’的贡献。”每年，这项工作在野外一直持续到九月祁连山区开始下雪的时候，回来后即在室内紧锣密鼓地开展样品测试、数据分析等工作。

这不禁让赵传燕想起了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也和现在一样，老师带着同学们去野外调研，“我的教育背景是自然地理学，一定要出野外，不出野外就没有任何收获。”

基于这样的认识，自参加工作以来，赵传燕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调研。她逐渐认识到没有固定站点的弊端：“东打一枪西打一炮，肯定不会有持续的成果。”因此从2008年开始，她带着学生沿着祁连山自东向西考察试验站选址，着重考察了祁连山保护站的22个站点。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获得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觅得了距张掖市一百多公里的寺大隆这个建站的理想之地，最终在国家基金委和学校的支持下，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于2010年落地。

回忆起建站的过程，赵传燕感叹道“白手起家、非常艰苦”：住在帐篷里；食物是拜托不远处的保护站的同志换班的时候拉上来的，他们十天换一次班；没有电、没有信号、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打电话要徒步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电站。“所以说当时进站几乎就是‘失联’，从4月到9月小半年时间找不到人。”但更让赵传燕印象深刻的是大家的精神，“尽管艰苦，但大家乐在其中”。10周年站庆的时候，参与建站的第一批学生纷纷回到了这个梦想起航的地方。

经过这十余年的建设，试验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盖了楼房，有了汽车，信号更不成为问题，“这些年来我全部的精力、经费都投入到这里了，现在来站上做实验条件就好很多了。”

自2011年读博开始，资源环境学院牟翠翠教授都会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工程走廊带、祁连山等地区开展多年冻土和碳元素的观测研究工作，通过深度20米到150米不等的钻孔来监测多年冻土温度并采集冻土岩芯样品，利用遥感数据观测地表冻融沉陷程度，借助无人机验证多年冻土退化形成的热融滑塌和热融湖塘演化情况……

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从3600米到4500米的海拔，牟翠翠等人每年都要走上好几遍，以找到合适的钻孔位置。团队各种观测手段齐上阵，打造起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对多年冻土变化的全过程进行观测，揭秘缓慢升温和快速崩塌过程多年冻土碳与气候反馈的重要过程，“我们搜集一系列数据为进一步改进陆面过程模型、碳模型等提供重要参数，也能够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双碳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团队下一步将对祁连山多年冻土区的固碳能力进行评估，提供多年冻土碳库固持技术和机制，“为沿线省份调碳排放提供参考，同时通过研究热喀斯特的发育机制，对热融滑塌和冻融泥流灾害进行预警，当脆弱区域可能发生冻融灾害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有力支持。”

经过多年的磨砺，出野外的冰霜雨雪、高原反应等在牟翠翠口中就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在野外有点困难很正常，多加注意就是了”，在她心目中，“野外是个科研大平台、大战场”才是更令人兴奋的。

“其实报考的时候我以为地球化学属于化学学科，进入大学以后我才明白它属于地球科学”。提及和地球科学的相遇，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汤庆艳教授很感慨，“这个学科对体力的要求比较高，但乐在其中。”

地球化学的野外科研地点比较随机，没有固定的站点，哪里有了新的发现，汤庆艳就会带着团队奔赴哪里，研究岩体的含矿性或者成岩成矿作用过程。在野外，团队的主要工作是对岩石或者矿石进行细致的野外观察与样品采集，弄清岩体的基本特征、岩体和矿体之间的接触关系等初步工作。样品采集到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在实验室内完成，拍照、整理、切成薄片，将样品研磨成粉末或利用分选的单矿物进行地球化学分析，最后得到数据以及进行与地质相符的解释。

经过多年的研究，她创造性地将非传统稳定同位素镁同位素与传统岩石地球化学手段相结合应用于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的成因研究，为岩浆矿床的成因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明确了玄武质岩浆同化大理岩是形成岩浆矿床的一种重要机制；利用实际样品计算岩浆脱气量，约束了地幔岩浆的环境影响和深部过程；对不同构造环境铜镍硫化物矿床开展流体组成研究，确证流体的加入也是硫饱和的一种重要机制，丰富了岩浆矿床的理论体系。

几年时间下来，汤庆艳跑过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不少矿区，见识了不同的地质地貌，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自然是纯粹的，科研工作也是纯粹的”。例如在研究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宾川苦橄岩时，当时学界有的观点认为这类岩石的形成时代是比较新的，但是她从岩石的矿物学特征、年代学以及矿物、岩石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这类岩石和峨眉山大火成岩省是同时期的，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2022年，汤庆艳荣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成为我校首位、甘肃省第三位金锤奖获得者。

2014年，还是一名大四学生的肖瑶便开始涉足广袤的可可西里，见过海拔3000多米地方的辽阔，也领略过海拔5000多米的险峻，至今近10年的时间，足迹几乎遍布青藏高原。2021年9月，肖瑶受聘为我校生态学院的一名青年研究员，主要从事群落生态学，植物异速生长与物种多样性相关研究。

每年5月到9月是出野外的最佳时段，肖瑶都会前往青藏高原调查植物多样性、盖度、生物量、光合有效辐射、土壤等。去年，她曾在青藏高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野外调查，去到不同植被类型的地方，“我们会在间隔一定距离进行采样，然后晚上就会集中进行室内测量和后续处理样品，有时候干活要干到凌晨四五点，但有机会还是会多出去跑跑看看，多观察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在野外，肖瑶最常做的工作便是“剪草”，她们通常两三个人围着一块50 × 50 cm的样方把植物按物种收集好，“高寒草甸会有三十多种植物”。完成野外采集的当天，回到室内就要进行鲜样的测量，因此通常没有固定作息。

出野外最让肖瑶担心的就是恶劣天气和实验不能按期进行，“天气、动物、人为等因素都会对实验造成干扰，我觉得实验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最关键的就是注意安全，提高工作效率。尽管我们每个人分工各不相同，但大家都会团结协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如果协作得当、数据共享则可以大大提高采集效率。”

于肖瑶而言，出野外是一个“治愈”和丰富人生的过程，“自从出了野外，我发现我的心境更加开阔，虽然有很多艰辛，但皆已成历历往事，在野外也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并且可以体验不同的风景。”

喜马拉雅山脚的藏东南地区，拥有着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在尚占环老师的指导和项目的依托下，这成为生态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彭珍着重开展研究工作的区域。

自开展博士研究工作以来，每年的6月到10月，彭珍及其所在团队都会在这些地方有序地开展野外调查、采样工作，调查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鉴别草本、灌木和乔木等植物物种，并对植被、根系和土壤进行采样。在彭珍看来，长达近4个月的野外调查采样过程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见解、亲身践行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且也锻炼了自己的团队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由于工作地点临近边境，野外前的准备工作复杂繁琐。出发前，彭珍需要办理好介绍信、边防证、交通票务以及试验用品等，同时还要和当地的草原局、农牧局等有关部门联系，以保证后期采样顺利进行。到了采样地区，还要考虑队友的身体适应情况、采样车辆的预订以及日常物资的采购等。“只有安排计划好这些工作，我们出去了才能顺利开展工作”，彭珍说道。

野外的经历是丰富的、难忘的，当然其中偶尔出现的危险也会让人心惊肉跳，但最让这位四川姑娘感动的还是大家的互助合作。男生会主动承担重体力的任务，女生也不会坐享其成，大家分工明确而又互帮互助，“有了师弟师妹们的同行，再高的山我们也能跨过去。”

在青藏高原东部（海拔2700-4200米）、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甘南草原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甘南站），每年都会有老师带着不少学生来这里开展实验、进行教学实习等，生命科学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牛之艺便是其中之一。

牛之艺主要从事倭蛙不同发育阶段对温度的响应研究，甘南站丰富的湿地资源为她开展研究提供了便利。每年的5月到9月，牛之艺就会来到甘南站，这一时期也正是研究倭蛙从蛙卵最终变态成形的最佳阶段。“我们主要以高原林蛙为对照，高原林蛙的卵多呈团状，每团多则能有几千个蛙卵，而倭蛙卵则是卵粒，附着于水草，因此寻找难度也较大。”从采集蛙卵到培养至蝌蚪变态，期间在不同的温度下测定其游泳速度及代谢率，整个实验过程都需要亲力亲为观测，牛之艺的实验也终于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倭蛙和高原林蛙变态时蝌蚪的代谢率之间有一倍之差，而成体的研究等实验数据出来之后便能更好地得出结论。”

（图右为牛之艺）

早在牛之艺研一的时候，她便跟着课题组的老师和师兄到白银出野外，“还记得当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蜥蜴。”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蜥蜴，“突然说要抓还是挺害怕的”。毫无经验的牛之艺抓得特别费劲，但转念一想，“未来三年都要和蜥蜴打交道，害怕它怎么能行？”于是她转变策略，开始追蜥蜴，可是效果依然不佳，无奈之下她听从老师的建议帮大家“看”蜥蜴，“哪有蜥蜴就告诉大家，让别人去抓。”

经过几年的锻炼，如今的牛之艺无论是爬山下坡过湿地还是抓倭蛙抓蜥蜴，都早已不在话下。相反，这种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的感觉令她“倍感亲切和享受”。

夏日傍晚的八点多，习习微风里卷着泥土的芬芳，在榆中县北山的田地间，站着一位头戴草帽的女孩，她时而附身操作仪器，时而低头奋笔疾书，时而又举目望向远处，她便是生态学院2020级硕士生宋笑，而她所在的正是我校旱地农业生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每年的5-10月，宋笑都会来到实验站开展旱地农业生态的野外观测实验。由于要考察滩地、坡中地、坡顶地不同高度差的各类样品数据，如光谱测量、叶绿素含量等观测工作，仪器往往是宋笑最操心的事情，有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宋笑便已经带着仪器到实验地里候着，甚至还没出门就先把仪器开机预热，“这样到了地里就可以直接测量，例如在测光和数据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和时间赛跑。要是仪器出了问题，那么将会严重耽误实验的进度，例如你要测量盛花期的某个数据，而这一节点往往就这么几天，如果仪器出了问题需要维修，来回就要浪费十天时间，那么就会少测一次数据。”

由于其实验课题的特性，宋笑在实验站待的时间总会比其他同学要长一些，一个人驻站也是常有的经历，还曾在野外站点进行过长达五个月的不间断实验，因此她也成为了该站建站以来驻守时间最长的女生。

长期的野外生活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宋笑的生活能力，“我在站上学会了做饭”，而且磨练了她的胆识。有过孤独，有过害怕，但宋笑从未退缩，因为她深知，她坚守的不仅是一块块实验田，更是心底里对科研事业的忠诚和向往。

“我们的试验站设在山顶，五级的震感在山顶上感觉特别明显，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咚’的一声，我还以为山塌了。”回忆起去年的野外实验经历，近两年一直在云南砚山试验站长期开展定位试验和红河热带河谷观测实验的生态学院2020级硕士生郝萌说道。

2021年5月，郝萌参与了一项在云南开展的实验项目，外派到砚山和红河站点从事干旱农业和干热河谷相关的研究。“我们的实验就是希望研究出减少使用地膜、肥料、污染的种植方法，以符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增产稳产。”然而，由于是新开展的实验项目，第一年来到云南的郝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之前这块地是一片果园，因此我们得重新整地，然后再设置好样方，给它排布好了之后才能覆膜播种，开展我们的实验。”

每年的5月到12月是郝萌到云南驻扎开展实验的时间，从整地、播种玉米、作物发育成熟到最后处理实验样品，天气、虫害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实验进展。“去年我们的实验地里有很多斑蝥，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斑蝥，它们成熟之后会以我们的作物为食，最终导致作物减产，因为我们的实验没有设置虫害的预防，因此只能在斑蝥出现的时候用塑料袋把它们抓走。”由于实验用地多为坡地、梯田，因此对女生的体力也是极大的考验，“我觉得人要有危机意识和机敏性，也要多锻炼身体、能吃苦耐劳，才能坚定地走下去。”

自开展野外工作之后，看着郝萌的变化，母亲也常夸她“特别能干”。在郝萌看来，再娇小文弱的女生，也能扛起科研和生活的重任，尽管生理结构相较可能存在一定的劣势，但依旧可以通过努力或技术手段补足，而女性先天存在的优势，如细心、坚韧、善沟通等品质，也能促进女性在职业和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相信，在秋天俯身采种子的人，来年会拥有整个春天。蒲公英的种子顺着黄河抵达兰州，你和我从不说再见”，这是2022届生态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张盘红的原创诗歌，给读者刻画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浪漫，也让草地农业科技学院2020级本科生多兰深受感动、并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加坚定的认识：“其实科研探索和野外实践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这些事情关键就是开始去做。”

大一时，依托一项校创项目，多兰跟着自己的导师开始在萃英山做实验。施肥的时候，由于是叶片喷施，多兰就为104盆植物逐一根据不同配比喷施，每一盆大概需要摁小喷壶204下。从这些精细又琐碎的工作中，多兰隐约感受到了科研的乐趣。

到了大二，多兰开始跟着导师走向野外开展科研工作。第一站是内蒙古乌海，在这里她在矿山生态修复的边坡上进行样方实验，认识并采集大量的植物；后来到甘南的实验站，她又承担起了草类的采集和分拣工作。

多兰尤其记得第一次去乌海的时候，自己还抱着游玩的心态，“准备了很多好看的衣服，计划拍照打卡”。但真正到了矿区边坡，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稀疏草地，看着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在边坡上健步如飞，自己却踉踉跄跄的狼狈样，两天之后她果断戴起了草帽，裹得严严实实，像模像样地拿着工具进行实验工作，“我一下子意识到野外科研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到了这个地方，开始了实验，一下子对这片土地就有了久违的亲切，真真正正想把自己融入进去。”

目前，多兰主要开展关于物种组配的实验，“我对干旱区的生态修复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的家乡内蒙古也有这方面的生态烦恼。因此，未来我想在干旱区矿山生态修复创业实践方面进行一些综合的分析，尽量多角度地探究生态恢复方法。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根小草，经过不断奋斗和不懈努力，最终也会爆发出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