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05医院。
周恩来缓缓从病床上清醒过来，他看着床边软椅上熟睡的邓颖超，看了好久好久。
他猛然惊觉，这么多年案牍劳形，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安安静静地陪过邓颖超了，这样闲暇的日子，太少了。
邓颖超缓缓醒来，周恩来递给她一杯水，说：“我感觉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你说过。”
邓颖超说：“我也是。”此时的两人都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在疯长，这满心满肠的话，怕是今生说不完了。
在两人都因为伤感而陷入沉默时，邓颖超说：“那只能全部带走了。”
周恩来点点头，拉起邓颖超的手，说：“等我走后，把我的尸体进行医学解剖吧，让他们研究研究癌症的变化。”
邓颖超含泪道了一声：“好”。
几个月后的一天，邓颖超亲手将周恩来的遗体交给了医院进行解剖。等解剖结果出来的时候，邓颖超忍不住泪流满面，她从未想过周恩来的病这么严重，也不敢想他临终的时候该有多痛。
解剖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邓颖超为什么在拿到解剖结果时如此痛心？
鞠躬尽瘁，为新中国奉献一生
周总理的晚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刚健硬朗。
当时人们不管是在电视还是报纸上，见到的周总理都是意气风发，精神矍铄的样子，但是他们不知道，周总理在背后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在1966年，周恩来总是觉得心脏不舒服，只要工作时间长了，心脏就会跳动加速，伴随着心跳加速的是无法言喻的绞痛感。严重的时候，周总理捂住胸口趴在桌子上一动都不敢动，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滴落。
在夫人和工作人员将周总理紧急送医后，周总理被确诊为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医生着重叮嘱，一定要多休息，平时不要工作时间过长。
但是在得知自己得了心脏病后，周总理却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周围的人都在劝周总理多歇歇，但是周总理说：“我的身体现在已经出问题了，我的时间很有限了，我要为人民多做点事。”
在1967年2月，周总理为了处理广交会的问题，连续84小时没有睡眠，心脏病直接发作，周总理陷入了昏迷。在抢救后，周总理的身体大不如前，他想为当年的国庆节题字的时候，都因为心脏病导致的手抖而写不出一个字。
后来，周总理总是常备心脏病药物，每天都要进行吸氧。
更多的时候，周总理总是一边吸氧一边工作，心脏开始出现绞痛的时候，就服用药物压制。
但心脏只是病魔的前奏，长年累月的操劳，让病魔加快了侵袭的脚步。
1972年5月，周总理又被确诊为膀胱癌，医生和工作人员看着检查结果，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周总理的身体太差了，现在就像四面漏风的房子，再加上周总理年事已高，身体恢复机能比较差，恐怕挺不过这次癌症。
不同于这些人的悲观情绪，周总理对此倒是比较乐观。他说：“有病就治嘛，没什么好难过的。”
可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周总理就陷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中。当时，由于毛主席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很多外交出面的情况就只能由周总理处理。
周总理当时头发灰白，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谈笑风生，但是在这背后，是那随身携带的心脏病药，时刻准备着的吸氧机，和因为膀胱癌而出现的尿闭。
表面光鲜，背后却都是难言的苦痛。
在这期间，周总理接受过癌症手术，但是癌症似乎缠上了周总理，总是反反复复发作。
在1974年，周总理因为处理台湾问题而数次陷入昏迷，在妻子和工作人员的强硬态度下，周总理住进了305医院。但是这一住，他就再也没离开。
在医院里，他经常断断续续地陷入昏迷。但是只要他清醒过来，就要问工作人员最近的工作，以及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他是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处理好台湾问题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癌症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后期，由于癌细胞增生脱落，这些癌细胞聚集在膀胱中，使得出血量增加并凝结成血块。
血块堵到尿道口，就让周总理每次排尿就变得异常痛苦。尿液在膀胱中堆积，但是尿道口却被血块牢牢堵住。工作人员经常见到周总理或扭动身体或跳动，才能将血块移开。这期间，周总理会因为疼痛而浑身发抖，满头大汗。
这种画面几乎成了周总理每日的常态。
到后来，周总理瘦的已经只剩61斤了，在周总理凹陷的腹部能明显看到一个突出的肿块，像鸡蛋一般大小。
那时候，周总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了，而且扩散比较快。由于癌细胞的侵袭，周总理浑身疼痛，几乎每个骨头缝都在传出钻心的疼痛。
周总理几乎每天都处于昏睡状态，因为清醒时的周总理，已经承担不起疾病带来的剧烈疼痛了，那些疼痛是连止痛药都无法压制，医生也无可奈何的。
在12月的某一天，邓颖超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睡着了。周总理从昏迷中醒了。他缓缓抬起手，眼睛看着邓颖超。
邓颖超也似有所感，从睡梦中醒来。看着周总理已经醒了，邓颖超第一反应是去找大夫，但是周恩来冲她摇了摇头，邓颖超坐回凳子上，拉起周恩来的手。
周总理虚弱但是有力的声音缓缓响起，他说他还有好多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了。
邓颖超含泪点点头说：“那就只能全部带走了。”
周恩来歇了片刻后，继续说：“我死后，把遗体交给医生吧，让他们好好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这算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吧。”
而后，周总理继续说：“你务必遵守我们的约定，把我的骨灰撒到中国的大地和江河，丧事一定要从简。务必记住。”
邓颖超这才明白，周恩来是在跟自己交代遗言，虽然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听到周恩来这样说，邓颖超还是忍不住痛哭。
而后的两个月，周总理便陷入了长期的昏迷。只能靠机器和营养液维持生命。
在弥留之际，周总理跟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事了，你们去别的同志那边去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1976年1月8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在305医院病逝。
身后事，魂归江河
在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将周总理的遗体交给了医院进行医学解剖，等到解剖报告出来的时候，邓颖超不禁泪流。
报告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周总理全身的内脏器官中了，甚至已经扩散到骨头中了。
也就是说周总理到后期基本上每天都在忍受蚀骨的疼痛，但是即便这样，在清醒的时候，他还要给文件签字。
在遗体解剖后，需要整理遗容，更换寿衣。周总理去世前，明确交代自己走后，不要专门裁新衣，穿自己的旧衣服就好。
但周总理的警卫员在周总理的衣服中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那些衣服不是太旧，就是太破，要不就是有补丁。
最后，他们选了周总理的一件中山装，这个衣服已经是所有衣服中最体面的了，但是袖口和领口还是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当时北京医院的医生韩宗琦负责帮周恩来更衣，等卫士将周总理的衣服用一个包裹交给韩宗琦的时候，韩宗琦打开一看，直接就火了。
他拿着衣服生气地质问卫士：“你们怎么这样？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总理走了还不能穿件新衣服？你们对得起他吗？我自己掏钱，我现在就自己去买衣服！”
邓颖超听到动静赶来了，她安抚了韩宗琦，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遗愿。
韩宗琦拿着衣服就开始痛哭，他是周总理看大的，他对周总理的情感更像是儿子对待父亲。
在邓颖超的劝说下，韩宗琦含着泪帮周总理穿上了衣服。他看着周总理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满是伤疤的腹部后，还是没忍住哭出了声。
1976年1月11日，北京寒风萧瑟。在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百姓们纷纷从家中走出，一步一步地走到医院，十里长街相送。
周总理的白色灵车沿着长安街一路向西，开到火葬场，百姓们走上街头，跟在灵车后面一步一趋的走着，含泪告别周总理。
等到棺材抬出，准备送进焚化炉时，一直压抑自己感情的邓颖超再也忍不住了。她嚎啕大哭，她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最后一面了。
她双手抚摸着棺材，说：“你们能再等等吗？能再等等吗？我还想再看看。”
但是时间不等人，等预订火化的时间到达时，人们抬着周总理的遗体准备推进焚化炉，邓颖超哭着喊了一句：“恩来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周总理的遗体被送进火炉，炉门关上后，就只剩下火焰烧灼的声音。
而后，邓颖超便看着那个骨灰盒坐了一天，她一遍一遍地抚摸着那个骨灰盒，她想起了周总理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到中国的大地。
但是她怎么舍得啊，她一边流泪一边告诉自己，这是周恩来的遗愿，是他唯一的愿望了。
1976年1月15日，一架飞机停在通县机场。
邓颖超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来到了机场，她流着泪，坚定地走着。期间警卫员想帮邓颖超捧着骨灰盒，因为此时的邓颖超像一个病人，被北风吹的摇摇欲坠。
但是邓颖超拒绝了，她嘶哑着嗓音说：“还是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能为他做的事情了。”
邓颖超多希望走向飞机的这段路能长一点，但是，就像人终有生老病死，这段路也总会有终点。
她最后抚摸了一下骨灰盒，就将它交给了负责播撒骨灰的警卫员手中。
警卫员问邓颖超，要不要留下一点，留下一点做念想也好。
但是邓颖超坚定地摇了摇头，说：“这是周恩来的愿望。感谢你们，这段路要你们陪他走过了。”
骨灰盒安置到机舱后，飞机就起飞了。邓颖超站在机场，看着飞机飞到远处，渐渐变成了一个小点，直到再也看不到。
她在寒风中站了好久……
警卫员将周总理的骨灰分为三次播撒在空中，当警卫员捧起周恩来的骨灰撒到空中时，骨灰被寒风吹的四散，慢慢下落，慢慢融入祖国的江河……
四小时后，骨灰播撒完毕，警卫员带着空骨灰盒来向邓颖超报告情况。
此时的邓颖超眼窝深陷，眼圈乌黑。她就坐在她和周恩来的房子里，她一夜没睡。
邓颖超不敢走动也不敢睡，一走动，这家里的点点滴滴都是周恩来的痕迹，一睡，脑子里全是当年跟周恩来在一起的画面，这些画面总会无时无刻得提醒她，周恩来走了。
等到警卫员敲响房门时，邓颖超才缓过神来。踉跄着站起来，抱着警卫员痛哭，嘴中不停地说道：“谢谢你们，你们帮我完成了恩来的遗愿，谢谢你们……”
后记
周总理，生前，将安稳幸福带给人民，将苦难折磨留给自己。他为了新中国奋斗一生，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子女。
死后，他将自己归还到祖国的山河大川，融入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从此中国的每一处青山，每一处绿水，每一处花草，都有了周总理的影子，是他的一腔热血和忠骨庇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
他走后，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是他又把什么都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