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主要沟通媒介。为促进沟通的顺畅，语文相异国家之间的交往固然有赖于翻译，多元民族国家之中政令的传达、族群之间的交流，亦往往以传译为凭借。
一国之中，族群愈繁多，翻译人员愈见重要。中国史上译职人员设置甚早，但其功能、多寡及地位却因各王朝的性质不同而有所歧异。
一、汉族王朝的译职人员
汉族王朝及征服王朝时代译职人员的角色便是大有轩轻。汉族王朝时代国家系以汉族为主体，少数民族不过是朝廷羁縻之对象，出仕中土者人数不多，缺少政治重要性。
因而，汉语、汉文遂成为国内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官方语文。除在少数民族地区外，政府机构不必设置译职人员。而译职人员主要为涉外事务而任用。
据说周朝即已有“象胥”、“行人”的设置，职司外来使节之传译，但其详情已不可得知。
秦汉统一中国后，对外往来增加，先后设置九译令、译官令，分别隶属于主管宗藩关系的典属国及职司朝廷礼仪的大鸿胪，而汉朝在交通要道上的西域诸国更设有为来往使节传译的“译长”之职。
可见译职人员系为维护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宗藩关系而设置。隋唐帝国建立后，中国声威传播更远，星使往来愈为频繁，译职人员之重要性自然增大。
唐朝鸿胪寺下设有四方馆接待各国使臣，馆中配置译语人二十名，负责为使臣口译，而中书省之下则设有蕃书译语六名，显系从事外交文书之翻译；笔译、口译已经分途。
笔译人员之创设似乎反映邻近各国文化之提升。唐朝以前，东亚、中亚、东南亚各国或则采用汉文，或仍处于先文字阶段，其与中士朝廷往来文书多系采用汉文。
唐朝时代各国文化上升有迹可寻，纷纷采行文字（如突厥、回纥等），唐朝之外交文书遂趋于多元化，不得不任用专业笔译人员，处理文书。
宋、明二代外交形势不同，接待外国使臣的机构及译职人员的设置也互相歧异。宋朝武力不振，无法维持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而采取了差序的多元外交体制，这种体制反映于对外来使节的接待上。
一方面，宋朝对辽、金二国相继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设有往来国信所主管使介之交聘；另一方面，与其他各国则仍维持传统的封贡关系，并依各国方位及语文的不同而设置礼宾院、四方馆、同文馆等机构主理其朝贡及互市之事。
南宋遣往金朝使节团中皆有“译语亲事官”随行；国信所则设有通事，接待金使时诸事多由通事“传语”。
在与吐蕃交往中，北宋亦设有“译语”，常住礼宾院，职司起草及译释“蕃书”，或充当皇帝及大臣之翻译。
与其他各国往来的情形亦应相似。明朝继蒙元统治之后，统一中国，代表华夏中心世界秩序的重振，其涉外及翻译机构之规模即为此一重振的象征。
明朝仍以鸿胪寺主掌朝会宾客之事，下设外夷通事，负翻译之责；另外设置会同馆，款待外使；更在翰林院之下设立规模庞大之四夷馆，从事藩属及外国各种语言的教学及转译，初有鞑、女真等八馆，后则增至十馆。
诸馆初选国子监生习译，后又兼选官民子弟肄学，并任用以“夷”语为母语之人士任教。明朝的翻译机构在汉族王朝中无疑最为宏大，组织亦较严密。
但其功能显然仍是局限于外交，而与内政并无多少关联。译职人员在汉族王朝时代的地位普遍不高。
早期翻译的工作系以口译为主，译职人员可能多为出身外族之文盲，而主管翻译者往往以宦官为之，未必通谙外语。
唐宋常用居住中土或边疆之胡人担任译语人，不加信任。翻译人员至多处于官僚组织之边缘，以致在史籍之中，难以见其面影。
明朝译职已与官学及科举发生关联，而且四夷馆译字生得“与乡会试科甲一体出身”，地位不可谓不高；
但后来却贬抑为“杂流”，升转前程甚受局限，遂使该馆招生甚为困难，与清朝同治时代初创同文馆的情形有几分相似。
二、征服王朝的译职人员
征服王朝时代，由于国家性质的改变，译职人员的功能较汉族王朝时代更为宽广，而其地位亦较前增高。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仍需维持中国的传统世界秩序，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不得不任用少数译职人员参与涉外事务的运作，一如汉族王朝时代。
另一方面，译职人员在内政方面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国内各族群间的权力关系发生重大改变；
不仅统治民族拥有崇高的地位，其他少数民族亦往往享有与汉族同等或更高的地位（如金朝之契丹、元朝之色目及清朝的蒙古等皆可为例）。
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及国家的语文政策皆因而由一元转变为二元，甚至多元；译职人员遂成为国内各族群间沟通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遂大为增高。
早期各征服王朝——北魏及其继承国家，除设有大鸿胪及蕃部主掌蕃客朝觐外，中央各部门多设有“译令史”及“通事”，显然系负责国内各族群间的传译。
通事即鲜卑语所谓“乞万真”；“乞万真”为元朝“怯里马赤”一词之先例，意即口译人。当时北朝各族尚未自创文字，故无设置笔译人员的必要，“译令史”应和后来以笔译为职掌的“译史”有所不同。
后期各征服王朝的语文情形较前期王朝更为复杂，其译职人员之功能亦愈形重要。创建辽、金二朝的契丹、女真民族，不仅语言与汉族有巽，而且皆自制文字，用于官文书，与汉文并行国中。
故辽、金二朝译职人员之工作，除口译外，又增加繁难的文书逢译。但是，辽、金二朝的政治结构及人口分布互不相同，两朝译职人员之多寡及轻重亦有所差异。
辽代实行二元统治制度，这种二元制度的意义不仅是政治的，亦为地理的。在政治制度方面，辽朝系“以国制（契丹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契丹与汉人分置于不同制度下。
自地理方面言之，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多留居北方游牧地区，燕云地区居民则仍以汉族为主，民族混杂较少，译职不必遍设于政府各机构。
五代时契丹初入中原，即已设有通事。辽道宗太康九年（1083）有令“定诸令译史迁叙等级”，可见译史之设置，当不在少数。
而且通事、译史地位不低，韩德让（耶律隆运，941——1011）及杨耨姑等皆系先任通事而后膺任高职。
金朝的政治制度系由二元转变为一元，各族群皆处于单一制度下，不加分隔。而且，女真猛安谋克户大量移居中原，与汉民混杂。
女真、汉人及契丹构成单一政治制度下的三大族群，三族人士同在政府任官，而三种语文亦取得相似地位。
宋楼钥《北行日录》云：又闻彼中有三等官，汉官、契丹、女真三者杂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学者亦以为别。
可见金朝采行三种语文并重的政策。直至章宗明晶二年（1191）始有改变。因此，译职人员的设置极为普遍，中央机构及诸府以上之地方官署遍设“通事”、“译史”（地方官署称作“译人”）及契丹译史等。
除尚书省所属之高丽、夏国、回酶译史系为翻译外交文书而设立外，大多数的译职人员皆系从事女真、汉族及契丹三大族群间的沟通工作。
此外，又有“诸部通事”、“部落通事”及“小部落通事”等职，则是为国内少数民族而建置。总之，金朝译职人员之设置反映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需要。
而且，金朝通事、译史的地位较前大为提高，往往以宗室及高官子弟、终场举人、女真进士等充任。
通事、译史虽不过相当于“令史”，不具品级，但是，令史考满之后，起官可能高至正六品，高官贵爵往往由此出身，远非汉族王朝时代译职人员沦为杂职的情形所可比拟。
三、元清两代的译职制度
金朝的译职制度可以为元、清二朝树立了先例。清朝之译职制度兼具汉族王朝及征服王朝的特色，外交及内政译职人员并重。
外交方面，清朝继承明朝的制度，初设会同馆及四夷馆，而两者于乾隆七年（1748）合并，改称“会同四译馆”。
该馆除供给外使馆舍外，亦设有回回、缅甸等八馆，从事外交文书的翻译。内政方面，清室向来以满文、蒙文、汉文并重，直至清季，内廷及八旗重要文件仍以满文书写，故翻译工作特别重要。
诸司衙门皆置满洲、蒙古、汉军笔帖式，翻译书写各种语文之章奏文牍。清初之笔帖式往往参与决策，政治上颇有影响。
笔帖式人员任用既广，迁擢亦优，不仅是官僚系统主流之一部分，而且是满员进用的重要途径。
元代幅员之辽阔，民族之复杂，语言之繁多，在中国史上皆属空前。因此，元代译职人员之重要不仅汉族王朝时代无法比拟，即较之辽、金、清等征服王朝亦大为增强。
美国学者赛诺称大蒙古国为内陆亚洲史上翻译人员的“黄金时代”，元朝在中国史上亦是如此。
基于译职人员在征服王朝时代的重要性，姚从吾曾撰《辽金元时代通事考》一文，论述通事在此三朝之重要性。
而赛诺亦出版《中古内陆亚洲的译者》一文，考述自古代至蒙古帝国时代口译者在内陆亚洲的重要性，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蒙古时代。
两文为蒙元时期译职人员之研究奠定基础；但是，二文所涵盖的仅为口译者，即英文所谓inter-preter，而不及于笔译者（translator）。
姚文举出若干事例以说明译者之重要，是一篇抽样性的研究，并无意图考述译职人员在政治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
而赛诺之文征引范围不出于西文之原手及转手史料，所论以蒙古帝国与西方交涉时通译扮演的角色较为详细，而于译职人员在蒙元政府中的地位所述不过浮光掠影而已。
因此，在姚、赛二先生大作之后，蒙元时代译职人员地位问题仍留有不少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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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雪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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