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的2016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7;到2021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15,也是在当年6月,“三孩”生育正式放开。
一面是生育政策的松绑,一面是生育行为的踟蹰,是什么影响了人们遵从天性的脚步?无论是匆忙上岗的父母,还是异地带孙的老人,我们愿意倾听你的心声——澎湃新闻特设“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栏目,刊发进行时的人生选择,欢迎每一位生育、养育者讲出你的故事,我们将在此刊出。投稿请至邮箱wangle@thepaper.cn,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今天,“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栏目带来一对“90后”博士夫妇的故事,他们是努力求知的学子,两人一路从一所“双非”高校(非“985”、“211”院校)读到“双一流”高校的博士;他们也是卡在30岁的平凡夫妻——再不生就太晚了,父母也开始旁敲侧击,可论文还没发出来,其后的就业更是未知……生与不生,他们如何权衡?
今年春节后,秦刚和徐丽去外地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他们博士入学4年来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在一处景区,他们碰到一个小姑娘正在跟父母闹情绪,她边哭边喊,“我讨厌爸爸!”徐丽忍不住问秦刚,“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路上,这样的对话还发生在另一个景区——一遇到“熊孩子”,徐丽就禁不住要跟秦刚讨论,该怎么管。
“可能我是在下意识地在考验他。”徐丽30岁了,这个兔年春节,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地思考生孩子的事,可是一切千头万绪——实验还没做完,她无法远离有毒害的化学试剂;工作没定,他们读博每人每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补助;而且由于没有就业,徐丽生孩子是领不到生育津贴的——对一般女职工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足以弥补产假期间的工资。
这跟徐丽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2019年,他们赶在博士入学前领了结婚证,徐丽以为自己只要加紧学业,就有机会在读博后期怀孕生子,可现在,她连按时毕业都难以保证。就算按边写毕业论文、边怀孕的最理想模式,孩子出生也要到2024年。
这么算的话,他们将在婚后5年生头胎,这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环环相扣的模式。面对这份计划表,秦刚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一、
这是两人在一起的第11年。大一那年,秦刚借举办学生集体活动的机会追到徐丽,两人再没分开过,“在一起”的信念始终没变。
大三那年,两人决定一起考研,报考同一所高校,可惜秦刚发挥不佳,最后被调剂录取,两人只能分别去了两个省份读书。
“那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高铁、火车或者飞机票上,就为了见面。”徐丽回忆,异地恋的三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假期去彼此的城市,或者约在中间的城市旅游,可就算这样,仍然是聚少离多。
徐丽觉得,那三年,“就像把一个人硬生生地从你的生活里扣了出去。”
但两人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一起设定了下一个目标——读博。起初,这是秦刚的提议,但徐丽也逐渐起劲,“那就一口气读到底吧!”这一次,两人终于顺利地被同一所“双一流”大学录取。
这让两个人,更让两家人最终下定了决心。
博一开学前,两家父母第一次见面,次月,秦刚和徐丽就领了证结婚。徐丽至今还能回忆起那天的快乐,“我们百度了一个吉日,就手拉手去领证了。”
那时,徐丽觉得,只要自己抓紧学业,也许能在读博后期怀孕生子——硕士期间顺利的学业让她对自己充满信心。哪怕刚开学时,导师的“旁敲侧击”她也没有很放在心上。
她记得博一刚入学时,导师就提过,要以学业为重,家庭的事可以缓一缓。
徐丽觉得,目前做实验,化学药品多,气味也不好,就算怀了也不敢要。可是等到以后不做实验的时候,调理下身体,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现在想想,当时太单纯了。”徐丽说。
二、徐丽的实验室要求每天早上签到,在摄像头的监督下,同门都不敢迟到,更不敢代签。
“有一次,有个女生因为突然肚子疼,抽空回寝室休息了半个小时,就被导师发现了,她经常会看摄像头。”徐丽觉得摄像头的威慑力如影随形,在实验室里,大家说话会很小心,哪怕是路过实验室,说话也不敢特别大声,生怕被摄像头录到。
每周的组会,也让她的神经特别紧绷——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或者进度慢了,让导师不满意,影响后面的进程。
因为整个研究进程,都和导师的审批息息相关。“基本每周都要买药品、要做测试,都得导师同意才能做。如果有一个导师不同意,那你就卡住了。”
读博期间遇到的种种艰难和否定,是徐丽从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博二下学期,那是大多数博士生开题的时候,但是徐丽不在其列,因为导师突然提出希望她换题。可当时徐丽已经出了一篇小论文,在她看来,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她更容易顺利毕业,而换题就等于一切推倒重来。
因为换题未达成一致,两人陷入了僵持。等到徐丽最终得以开题,已经到了博三下,她成了课题组里开题最晚的一个。
“这听着好像跟生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开题会影响到你毕业的时间,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人生计划。”徐丽说,换题的焦虑让她一度抑郁。
当时,徐丽甚至想到放弃,不读了。但是在家躺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还是决定读下去。
“因为我们结婚了,夫妻就是一体的,我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我要对我们两个人负责。”想来想去,她觉得把博士读出来,两人才可能有更多的砝码面对未来。
其实在她最焦虑的时候,秦刚没有给她任何压力,而是帮她在网上找起了工作——在秦刚看来,她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书不读就不读了。
“他跟我说,安心等他毕业就好。”徐丽犹记得秦刚那时的话。
三、
“我一直都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父亲。”秦刚的担当、负责让徐丽对他很放心。
这几年,徐丽越来越喜欢小孩,从前她还会“嫌弃”小孩吵闹,而现在一看见小孩子,她只觉得好可爱,秦刚也是一样。这次回程时,两人在机场排队,前面有位妈妈的背篓里背着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婴儿,歪着头望着他们,他们不自觉地凑上去逗了好久。
一转眼,两人都进入了博四下学期,徐丽开题晚,眼看要延毕到明年,秦刚的论文还没发出来,也要延毕。
事实上,对于延毕,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身边的大部分博士生都会延毕,而且不只是我们学校,我听说过另一个地区的一所‘985’大学,那边的博士生也是大部分延毕。”秦刚说。
“以前博士学制是三年,大家要延毕,现在学制提高到四年了,大家还是要延毕。”徐丽不解,可计划也只能按这个进行。
接下来,徐丽的毕业通关任务是完成实验、写大论文、答辩,那么最快的生育方案就是穿插并行,“在做完实验到答辩之前,看能不能把孩子要了,然后答辩的时候,差不多怀孕六七个月。这是不要把生育年龄拖太大的一种选择。”徐丽说。
按照这种“并行方案”,徐丽将在今年下半年怀孕,等孩子出生时,已经是明年,她31岁。
但是这种方案也有风险,“因为在写大论文和准备答辩的时候,压力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时候怀孕,对自己和胎儿就是双重折磨。”徐丽说。
更大的风险在于,如果在写大论文时或者论文送审后,发现要补实验,那么她还是要接触化学药品。而徐丽之所以想在写大论文时怀孕,就是为了完成全部实验后脱离化学药品的环境,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每次做完一个实验,感觉呼吸道和肺都非常难受,有时还头晕头疼。”徐丽说,有毕业的同学说,“下厂子”的防护要比他们在实验室还好些。
四、
这些年身体的变化,徐丽感受得到,这也是她心底最深处的隐忧。
每一位女性都懂得,月经情况就像身体的晴雨表,而徐丽的月经不调越发严重。“我觉得在实验跟精神压力的双重打击下,‘大姨妈’越来越不正常,有时候两三个月来一次,时间还特别短、量特别少。”徐丽说。
她也忧虑过万一怀不上的问题,跟秦刚吐露后,两人一致决定,万一身体不行,领养也得要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人生才有完整性。我一直把有孩子当成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像必须要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然后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一样。”徐丽说,“生命就是这么一代代下去,才有意义呀。”
在众多同学的世界里,下一代正向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刷朋友圈,今天冒出来一个有孩子的,后天又冒出来一个有孩子的”,而仍在象牙塔中的徐丽只能暗自羡慕。
今年春节后,有朋友要去医院孕检,她帮徐丽发来一张孕前检查的项目及价目表。如果不算建议自选项,仅算前十项建议必查项的话,费用也在1100多元,徐丽不清楚这些费用能否医保报销,但仅仅是这个起始花销已经让她感到“压力山大”。
“我们博士在读期间,每个月的补助约3000元,平时生活上难免有人情往来,购买电子产品之类的,都还要靠父母补贴。”徐丽自小出生在农村,她对经济账更敏感,如果要孩子,后面的花费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夫妻两人现有的补贴显然难以为继。
让她感到差异最大的一点是“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是一项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其功能是让参保女职工享受产假期间的替代性工资收入。但作为学生,徐丽没有工作过,没有缴纳过社保,无从申领生育津贴,而延毕的话,她也领不到补助。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建议“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 她建议,在校女硕士和博士享受法定产假,博士在产假期间可正常领取补助,同时增加学制弹性,根据产假时长适当延长毕业期限。
徐丽也关注过此类建议,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没有津贴也没有补助的话,大家更不敢去要孩子了。”
五、
徐丽和秦刚身边也有一些读博期间生孩子的同学,但大多数都是男博士。
“他们的处理方式我们模仿不来,我认识读博期间生孩子的,一般是男方是博士,他的爱人并不是博士。有孩子之后男方还是继续在学校里想办法完成学业,带孩子的压力完全转嫁到了女方这边,或者有的是转嫁到了男方家长那边。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毕业,很难实现这种。”秦刚说。
就精力而言,秦刚目前的节奏是每天08:30到实验室,晚上10点左右回家,一周六天到校,只有周日会休息,徐丽也差不多。如果有孩子要带,他们很难不依靠父母。
而且,秦刚特别考虑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说我身边这些读博士敢生孩子的,家里条件都是相当好的。”
其实秦刚的父母表示过,只要小两口愿意要孩子,他们会给予经济支持,但是秦刚对此有些抵触。
“如果我们自己都为人父母了,还需要受到上一代的接济,那等于我们自己都没独立。如果自己都没独立,又怎么能够养小孩呢?”秦刚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可他也发现,老家那些早已结婚生子的同学,往往在养孩子上需要父母的接济,“老家的工资水平不高,父母那辈还没退休的老一代人,他们的工资水平会比年轻人高得多”。
如果从经济上考虑,秦刚更希望的模式是,等到明年年底,工作彻底确定、收入水平心里有底儿之后,再迎接自己的下一代。但跟“并行方案”比,这将再次延迟徐丽生孩子的时间。
“如果我工作后再去要孩子,那在单位站稳脚跟起码得一两年吧,那时候我就33、34岁了,都快成高龄产妇了。”徐丽说,“当然现在这种现象很普遍,好的医疗条件也能弥补一些。”
六、对于工作的选择,两人形成了默契——一个人可以考虑找挑战性比较高的工作,比如民营企业,以保障更高的收入;另一个人找体制内工作,如高校或事业单位,以有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对于自己要承担哪种工作,未来会角色是怎样,徐丽在思考中产生了诸多困惑,她觉得无形之中,周围的种种暗示仿佛一直在拉扯她作答的方向。
“现在很多家庭伦理剧、都市情感剧里,那种更顾家的妈妈多半都是比较狼狈和局促的形象,而精英女性、职业女性的角色都很靓丽,但她们都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这让徐丽很迷茫,“就好像你想追求职业女性的光鲜,就不能有家庭、有孩子;你要是想把孩子培养得好好的,就不要有职业上的追求。”
现实中,类似的信号也无处不在。“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有时候是丈夫,都在给你暗示,都会让你不自觉的把自己定位在‘我需要为家庭付出更多’的那边”,而在内心深处,徐丽觉得她更渴望的是“挑战自己”、“实现价值”。
在秦刚还在期待两个或更多孩子时,徐丽已经坚定了只生一个的决心。“要二胎的话,得等到一胎上小学吧,那时候我都40岁左右了,要孩子对身体负担太大了。”
无疑,在生育问题上,徐丽要卷入更多,但她说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公平”。“我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度还是挺高的,作为女性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既然人有分男女,那么我们就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社会责任。”
徐丽更期待的,是对博士生生存环境的改善。“有些事情是不能期望个人或者某个家庭去解决的,而应该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用制度去解决。”在她看来,从年龄段来算,众多博士生都面临着求学和婚育期“打架”的现实。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2.58万人,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毕业博士生7.20万人。
“希望国家和社会能在生育制度和环境上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有更多的支持就好了。”徐丽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信息虚化处理。秦刚、徐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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