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羊肚的手巾扎头上，光板老羊皮袄大裤裆。”这可能就是人们对陕北的最直观印象。
这群在黄土岗岗上世代生活的人们，吃得是羊肉面食，住得是傍山窑洞，讲得是古音方言，玩得是腰鼓唢呐，似乎是这片三秦大地上与众不同的一道风景线。
人们不禁要问，这群与众不同的憨直陕北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多民族融入
陕北，是我国陕西北部地区的统称，一般指延安、榆林周边地区。这片晋陕黄河大峡谷以西的黄土高原上，山峦起伏、川道相连，常年处于多风少雨的半干旱状态。
很难想象，在这片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土地上，却记载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变史。
从夏朝起，人们便在榆林地区聚集生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里成了三十六郡之一。
在随后的岁月里，这里历经汉、东晋、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突厥、党项、吐谷浑、羌、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多民族在这里不断迁入、融合。
在商朝时候，这里属于雍州，古书上记载属于蛮荒之地，人迹罕至。
到春秋战国时期时，这里逐步有白狄、鬼方等少数民族成立小规模政权，一直到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通过不断扩张，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河套地带的陕北地区，成为中原秦朝和汉朝的强劲敌人。
秦朝为了抵御匈奴，调集大量民力修建长城；汉朝为了抵御匈奴，逼不得已采用和亲政策缓解民族矛盾。
一直隐忍到国力恢复，战斗力有所保障，汉武帝刘彻派遣卫青袭击匈奴，一举收复陕北、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准格尔等地区。
又有霍去病封狼居胥大破匈奴，致使匈奴内讧分裂，大量匈奴人归附汉朝，汉皇帝则将他们安置在陕北地区，以用作隔离、缓冲。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羌、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这里建立大夏政权，同时也涌入了高句丽、氐等附属于匈奴的民族。在这里，他们共同生活，也有不断冲突，但是整体上还是形成了“五胡杂处”的多民族融合的局面。
然而大夏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建国24年后，以奇景“京观髑髅”闻名的大夏国，被北魏灭国，大夏国的各民族部落也大多就地扎根，在陕北地区游牧生活。
隋朝时期，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使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加大了突厥族国家之间的内耗，缓解了隋朝的边疆压力。唐灭隋之后，顺便将西突厥剿灭，又将投降的十多万突厥人安置在陕北、河北地区。
到五代时，一部分与汉人同居的突厥、吐谷浑人已经融入到汉人社会中，另一部分保持游牧习俗的部落，和羌人融入了党项的团体。
唐末黄巢起义，党项人拓跋思恭带兵协助唐王镇压起义，被唐王赐姓李，封于夏地。在经过李继迁、李德明等几代人的奋斗之后，在米脂出生的李元昊再次建国，国号西夏，成为当时与宋、辽三分天下的大邦国。
为抵御西夏入侵，宋朝廷在陕北地区拉拢当地少数民族，建立多处城寨，像葭芦寨、德靖寨这些堡寨至今还在陕北留存。
公元13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横空出世，长鞭指处所向披靡。西夏被元所灭后，忽必烈将陕北地区划归延安路管辖，同时，将陕北地区划分为畜牧和耕种为主的两个区域。
元朝初期，畜牧地区基本由蒙古人负责，耕种地区以汉民和西夏残余的少数民族负责，两方面从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到语言、文化都存在差异。
到元朝后期，随着两面人们的不停交流、不断融合，已经到了“相忘相化、不分彼此”的地步了。
到明、清时期，陕北当地的蒙古、满族，已经和汉族居民相互通好多年，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分布杂居的格局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原人北迁
在距今5000年前，陕北的土地上活跃着一支多人种的农耕部落，也就是华夏文明的“三皇五帝”之一，黄帝部落。在黄帝的部落中，就有戎狄部落，白狄多为姬姓，且生活在陕北地区。
由此可见，陕北地区最初就是被中原地区以夷、蛮、狄称呼的少数部落居住的。
到后期自夏、商、周以来，部落文明与中原文明冲突不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陕北土地上反复拉锯，也造成了中原农耕文明从中原内陆向陕北不断征调人力进行驻扎、开垦。
秦朝时，修建长城征调大量人力物力，这些人大多就地生活下来。蒙恬也曾经率大军来到陕北抗击匈奴，并在这里长期屯田戍边、建筑城池。
那时候的作战集团中，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作战人员，其余的三分之二都是辎重、后勤人员，这些人就在当地形成最直接的生产力，不仅生产粮食，还有繁衍人丁。
另外，还有和亲、流放等多种原因的人不断涌向这里，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那首《走西口》唱的：大规模人口移民。
从明朝到民国，有大量的山西、河北、陕西人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不得不奔赴口外谋求生路。有一部分人从中原走过西口到了蒙古，有一部分人死在途中，而更多的人是在沿途找到新的生存希望，选择就地扎根。
从明朝开始，陕北地区就主动招募内地农民耕种，清朝、民国时期也鼓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清朝更是从山西直接移民，从晋、豫、鲁、燕调集部队驻扎屯垦，于是又有大量的人口流入到陕北。
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也都向陕北涌来。在共产主义的照耀下，陕北从人口到产粮都得到飞速发展。
历史的印记
陕北这片土地上长期处于多民族杂居的状态，所以留下了许多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地名。匈奴人有呼延、丘林的姓氏，在陕北以家族聚居的形式生存，于是有了今天的秋林镇、前后呼延村、呼家川等地名。
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渭牙川在县北三十五里左右的地方，川内有水木。稽胡语称水木为渭牙，因此为名。”
在宜川，有鲜卑族叱干名的上下叱干村；在洛川有羌族姓氏“罕井”“同蹄”谐音的侯井、桐地村；在延川，有吐谷浑青眉部落同名的青眉川；在清涧，还有匈奴郝姓的郝家沟、郝家湾等等。
另外，像“乌兰木伦”“淖儿”“海子”“纳林”“兔”“采当”“圐圙”等蒙语、满语直接命名的地名也数不胜数。
在今天，陕北的城市、农村里，看到的都是现代潮流的穿着打扮，但是在一些民俗活动和影视作品中，还能看到人们记忆中的白褂子、红裹肚、老羊皮袄、大裆裤，这些都是人们为适应陕北地区气候寒冷的生存条件，而演变出的生活装束。
根据《汉书.匈奴传》里面记载：匈奴人从君王到百姓，都以食用牲畜肉为主，再用皮革做衣服、毡裘。
到了冬天，脑袋扣上狗皮帽子，身上穿着挂面皮袄，套上白板皮的羊皮裤，腰上围上两道布袋子，双手往皮袄袖筒里面一插，脖子往狐皮围脖一缩，谁看见不得说是条陕北的汉子。
手抓羊肉、羊杂碎、风干羊肉、大烩菜、腌酸菜、油馍、油糕、油饼，还有荞剁面、荞面圪坨、炒面炒米、奶酪奶茶。
这些陕北人常吃的风味特色食品中，有熬食、有奶食，有羊鸡肉菜，也有粗细粮面食，但大多有着游牧民族喜欢用生葱、生蒜、重油盐的影子，但很少看到把骡马驴牧民主要劳力做成菜。
陕北的窑洞，作为黄土高原最具有特色的民居文化被人们熟知。窑洞能够就地取材依山而建，还能做到冬暖夏凉，集生活与美观一体。
有句话叫“锅台挨炕，烟筒朝上。”在窑洞炕头上铺上毡子，放上炕桌，锅台做好一碗面端上炕头盘腿就吃，有一种中原农家和蒙古包融合的感觉。
陕北话就像陕北人一样，硬硬的、憨憨的，多以仄声发音，又有贴近生活的趣味。
生病叫“难活”，困难叫“难怅”，不正经叫“骚情”；去年叫“年死”，沙尘暴叫“黄风”，冰雹叫“冷子”，另外还有俏皮的叠词“脚片片”“脸蛋蛋”“心尖尖”“苗个条条”“干个巴巴”等等。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好多古文诗词，在用现代文朗读时候经常有不押韵的情况出现，但有时用陕北话念出来就经常符合韵律节奏，不知是不是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后也推行过语同声，毕竟，陕北那时也是官家重地。
陕北人性格豪爽，正如豪放的腰鼓，亦如高亢的唢呐。
中原地区最早的唢呐出现在骑马奏乐的唐三彩俑上，奏乐俑身着胡服，正是在陕北居住的龟兹人。有文史可查到的是，在汉朝时期，龟兹人带着筚篥来到陕北，随着龟兹人融入汉人社会，筚篥、唢呐，也被人们接受并继续发扬。
有人说，陕北方言的“去球子”其实是“去龟兹”，其实就是说办什么事不靠谱，就像去龟兹一样不可能实现。
这林林总总、衣食住行间，历史的车轮碾过，给陕北大地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车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是北胡南进，还是中原北迁。陕北，都一直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各民族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交集、融合，最后孕育出陕北独特的文化，以及陕北人朴实敦厚、吃苦耐劳的个性品质。
参考资料
《西夏书事》吴广成
《汉书.匈奴传》班固
《太平寰宇记》乐史
《陕北方言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孟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