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认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但是在詹姆斯·斯科特的《作茧自缚》当中认为,长城最初的功能类似于监狱的围墙,是为了防止边民逃跑。

比如世界上最早的长城是苏美尔人建立的,长度超过250公里,它主要功能就是防止百姓逃跑。汉朝时,与匈奴订立的盟约其中就有一条,如果边民逃往边外,匈奴人需要协助送回来。

过去我们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华夏子孙,是因为有龙的血脉,因此自发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共同愿景推动下,我们华夏文明逐渐壮大。

国家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子呢?或许我们在考古遗迹当中找到答案。

李硕新书《翦商》,便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真实的商朝,也就是国家诞生之初的样子。作者认为商朝的残酷远超大家的心理承受极限,其血腥程度可以用“罄竹难书”来描述都不为过。

比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墓葬当中埋了73名人牲,死者包括老年人、青年人,甚至婴儿,这些人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分三批被处死。同时墓葬当中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被打碎的陶器,根据这些铭文,可以判断这是贵族戍嗣子一家,因为触怒了纣王,所以被当作祭品。

更令人恐怖的是,像这样的墓葬不止一处,有高达上千座,根据现有的材料,初步统计有1.4万人,当然真实的数字肯定不止这个数。

过去我们认为纣王性格残暴,喜好杀戮,然而考古发现,纣王不过是遵照商人的习俗,用人作为祭品来取悦神明罢了。

在商人的世界观里,世界是残酷无情的,充满了暴力与不确定性,自己所信奉的神与祖先也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会随时降下灾难。

为了让神满意,必须频繁展开宗教祭祀活动,那什么东西最珍贵、也最好吃呢?那就是人。当然,被祭祀的级别越高,诚意也就越足;哭号越惨、声音越大,享受祭品的神灵也就越满意。

所以文王在纣王的逼迫下吃下自己儿子,并不是《封神榜》杜撰出来的。在殷商那个时代,上层商人把小国国君做成肉干与众人分享,是祭祀的一部分。

这份血腥与残酷并非我们的文明所独享,电影《启示》阿兹特克文明末期的故事也是如此。在中美洲,阿兹特克军队劫掠俘虏,女人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而男性则被捆成一团,送到金字塔上献祭。周围民众欢呼雀跃,与围观角斗场的罗马民众如出一辙,每个文明的底色极其相似。

到了商朝的晚期,妇女和儿童会用各种标准操作流程进行献祭,从宫廷到民间,商人把这一套祭祀活动搞成了盛大的演出,甚至普通商人盖房子,通常都要把人埋在柱子下面,让鬼神保护房子的安全。

利用恐惧所产生的的强大威慑力,商人维持了自己几百年的统治地位。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喻为公司,就能理解商人为什么用这么残暴的方式维持国家的运转。

赵汀阳在《满天星斗》一书当中描述,经过后世考古及分子生物学发现,我们华夏文明就像满天星斗一样散落在黄河中下游,不但没有所谓的中心,更没有统一的政权。

那么你该如何对这些百姓收税呢?如果你走了50公里山路才找到一户家庭,收上来的税还不够一天的口粮,这样的生意怎么看都是折本的。

当年新中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数量众多的小农户,管理成本太高,收上来的税还不够养这些税务官。于是新中国面对这种难题,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把农民集中起来,成立了集体公社。

商朝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把游离在各处的“满天星斗”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替自己耕种,同时杀戮那些不在纳税范围内的百姓。后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杀戮做保障,也无法把民众集中在一起。

公司为了盈利要降低管理成本,国家想要不断运转下去,也需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保障集中管理收益的同时也要尽量减少“非国家空间”的人口,把更多的人纳入国家空间当中,实现规模化效应。

汉武帝末期,整个户籍人口减半,这些人并不是死亡了,而是社会失序,人口逃到“非国家空间”当中,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所要极力避免的。

当然为了防止百姓逃跑,可以抓逃民,修长城,可是这种养兵与修筑长城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一不小心就还有可能造成公司的破产,所以早期的国家都是在资源集中的地区,或者有天然屏障的地方,以最低成本实现“非国家空间”的控制。

人类早期的文明主要起源于大河冲积的平原地区,比如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中国的早期文明集中在河姆渡、大汶口,都离大河入海口不远。苏美尔人一开始是定居在幼发拉底河靠近入海口的沼泽地带,埃及人选择在尼罗河三角洲,商朝人也是一路由黄河下游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这些不是巧合,而是“非国家空间”控制的结果。

这些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在大水退却之后,只要撒下种子,来年就会有很高的收成。美国考古学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尝试过,只要带上一把镰刀,工作3周就可以存够一年的口粮。除此之外,这些冲积平原附近还有森林供采集果实,沼泽当中水塘可供捕鱼,先民们在这里根本就不会饿肚子,是最适宜生存的场所。

当然天然屏障也有利于国家的形成,你看古埃及,除了尼罗河能够适宜人类居住,周围全是沙漠,老百姓想跑也跑不成。我们早期的先民,也不会离开黄河太远,否则真的会吃不饱肚子。在先进农具没有发明之前,在黄河冲积平原,用手就可以刨开泥土,这是黄河成为文明源头的重要原因。

古代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税,税收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运营成本也就越低,国家也就越成功,除了上述把百姓集中到一起,当然还要保证收上来的税能够保值。

无论是中东、埃及还是中国,无一例外都把税收建立在谷物之上,要么是小麦,要么是小米。如果单论口味与营养,小麦肯定不如鹰嘴豆、扁豆或者豌豆。

中国很早就驯化了大豆和芋头,而中东也早就驯化了鹰嘴豆,如果论热量值,芋头与鹰嘴豆完胜,但是相比于小麦与小米,芋头与鹰嘴豆最大的缺点是不容易长期保存。另外像鹰嘴豆这种农作物,一年可以多次开花,多次结果,税务官不可能隔段时间就往乡下跑,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收税成本。

与其说是小麦、小米等谷物驯化了人类,应该是国家这种运营模式同时驯化了我们人类和谷物。

目前全世界超过90%的人类主食谷物,也超过90%的土地由国家构成,谷物不但可以食用,还是天然的税种。

总结

如果采用国家的视角,长城不仅是抵御外敌的工具,还是防御边民外逃的监狱,谷物不是最好的食物,但是却是最好的税种;当然恐惧不是最好的统治工具,却是最经济的统治方式。

据《逸周书》记载,武王就深深地活在恐惧当中,武王的睡眠质量极差,一直深受恐怖噩梦的折磨。如果武王反商失败,代价就是活活被献祭, 那种惨烈的哭喊声,让他想想都不寒而栗。因此武王弟弟周公要经常用解梦的方式替武王解压,比如“梦是反的”就是最好的心理治疗方式。

如果回到4000年前,世界上90%的人口生活在“非国家空间”当中,即使400年前,还有很多地区不知道国家为何物。

在“想象的共同体”文化塑造下,我们甚至认为共同起源于“三皇五帝”,误以为先有了国家才有社会,甚至把税务官被称为父母官。然而如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国家就是一家公司,如何以最低成本收税,如何运营下去,才是这个组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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