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着它的两面性，对错与否大概只是在于个人利益决定的立场。从个人，到集体乃至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什么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满意，这时我们对于它的评判就得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看。

在几年前曾经在单位听到过一个人发牢骚，霎时间感到挺震惊的。之所以震惊，是因为这人平时不大爱说话，只是埋头干活，没想到心里的想法还挺深。那时我们正坐着休息，突然间只听到他暴怒了几句，吓了我们一大跳。原来是不知道谁聊起了过去的年代，不经意间触动了他。他近似乎破口大骂，控诉过去的缺衣少食，控诉农民受到的对待和一些悲惨的事情。不过给人的感觉未免过激了些。

对于过去，社会上的看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上面讲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和广泛性；另一种则是以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自然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实事求是的说，在建国后的发展方向上，采取了优先工业化的战略，对于农业则是放在了次要的位置，甚至于以剪刀差的方式补贴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活质量自然不似城里人那般有着一定的保障。

这里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发展的战略方向取舍的问题，也就发展的重点方向问题。在我们建国后，由于上述的工业优先战略，农村或者农民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当时也有人为此有过异议，为此还发生了一场颇有知名度的争论。

那是在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场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当时刚建国，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临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化改造。

这个总路线基本上确定了工业化的发展重心，这时就有人站了出来为农民说话了。此人就是民主人士、著名的学者梁漱溟先生。他认为我党是依靠农民才取得革命胜利的，可如今对农村不太重视，要伤了农民的心。在发言上，他还用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此类的言语。他的言论自然不为伟人所接受，由此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伟人严厉的批驳这种言论，告知我们的政权是工农联盟，工农有着相同的根本利益，这个基础不能分裂、不能破坏！伟人认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梁漱溟的说辞明里是为了农民说话，实则反对工业化的总路线。对于梁漱溟的辩驳，伟人提出了“大仁政”和“小仁政”之说。他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觉得农民过得太苦，要照顾农民。然须知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照顾了美国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伟人站的高度自然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只看到了发展工业化对农民带来的负担和不便，但他却没有看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而伟人则看到了工业化对于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重要性，如果不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新中国凭什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站稳脚跟，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够真正的站起来。首先要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再有生死存亡的抉择，这就是大仁政。

在这个政策下，我们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确实吃了不少苦。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没有什么好隐晦的。如果单从个人来讲，老百姓是这个政策的受损者。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受益者。如果没有工业化，如何能够让我们保证独立自主，如何又能够拥有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进行经济建设。这里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事情的轻重缓急问题，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苦的原因。

今天，如果我们了解了那段历史，认真的想一想，大概率的都会明白这个选择正确与否。梁漱溟最终也没能认识到为何伟人为什么愤怒，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冲撞伟人，让伟人下不来台的结果，而且为此后悔不迭。其实他不明白，让伟人生气的是他文人士大夫的那种习气。梁漱溟一直致力于研究乡村建设，颇有心得。但其根本，还是期待于所谓的乡贤之类的，这与伟人的思想截然相反，伟人一直是对于劳动人民抱有极大的期望的，对于梁漱溟的态度自然是不能够接受。

说到这里，其实对于过去的岁月我们大抵应该有所认识。任何时代都要有人付出，但看对错不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更要从时代背景从发。苦日子都不愿意过，回到过去的环境更是不可能，那就不要再纠结了，往前看吧。最后，致敬在新中国艰苦创业时期默默奉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