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证实,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翻译家李文俊于2023年1月27日凌晨3时30分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93岁。

2021年夏天,李文俊在家中。本刊记者 倪伟 摄

李文俊以福克纳译者的身份广为人知,他翻译的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 《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广受读者欢迎,他还翻译过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塞林格的《九故事》、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简·爱斯丁的《爱玛》等,并著有《纵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等。

李文俊1930年生,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

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界文学》杂志任编辑的李文俊率先将《变形记》翻译进国内,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翻译的标志性事件,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莫言、余华等作家都曾谈及李文俊译作带来的冲击。

李文俊退休后继续从事翻译,晚年翻译了一些轻松的儿童文学,八十几岁之后身体不济而停笔。2021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曾在李文俊家中做过一次采访(见《几十年前,他们就是文学界的“字幕组”》),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对成就十分谦逊,称自己没有太大野心,坚决不做权威。他觉得后人的翻译一定会超过他,“我是无所谓,谁能超过我,我求之不得,欢迎。”他弯起眉毛,笑着说。但对自己翻译的福克纳也透露出自信:“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李文俊喜欢新的写法,这也是他喜欢福克纳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文学的写法没有变化,思想艺术不会进步,翻译也要应时而变,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学趣味,语言和翻译方法总会改变。

以下为《中国新闻周刊》与李文俊的对话:

“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翻译永远能够存在”

2021年夏天,李文俊在家中。本刊记者 倪伟 摄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的作品里,最满意的是什么?

李文俊:谈不上满意,跟原作一比,没什么光彩的。我翻译的东西,一个是以福克纳为主,他的好几本都翻译出来了,太累了。后来也翻译一些儿童文学,《秘密花园》等等,《爱玛》我也喜欢的,加拿大的门罗也翻译了。

中国新闻周刊:翻译《喧哗与骚动》是不是很辛苦?

李文俊:《喧哗与骚动》是上班那时候翻译的,都是回家以后、周末的时候翻译,上班的时候做《世界文学》编辑,后来做主编了,更不能做坏榜样。好在我们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来了,因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你喜欢福克纳的什么特质?

李文俊:福克纳已经翻译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欢的我就不翻,也有人翻,陶洁、蓝仁哲也都翻了。福克纳讲的都是旧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过去(的角度),批判农奴、黑奴的社会,他作品里面对优秀的黑人都非常热爱,他自己家里的老佣人当妈妈一样养着。

我喜欢不那么古典的东西,没有新的写法,也说不过去。我们的作家老是按着以前传统写,没有变化,思想艺术上不会好的。现在看看,福克纳也快过时了,也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现在大家觉得马尔克斯了不起,欧洲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写法方面新。

中国新闻周刊:福克纳的东西据说很难翻?

李文俊:他的句子很长,伤脑筋,曾经觉得很难,后来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够理解,多花点时间,改改,达到比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难的是《押沙龙,押沙龙!》,心脏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脏有毛病。

中国新闻周刊:福克纳的南方语言对你有挑战吗?

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主要是搜集资料比较困难。他用的语言、南方的风俗,都有一般外人不容易知道的参考书、字典,在美国可以买到,有一年去加拿大,从美国经过,我专门去买了。一个普通的英文字,到黑人那里有别的意思,外国人有专门收集资料。也有外国福克纳专家给我帮助,把困难一点一点解决。都会有困难,不是凭才气可以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后来关注过别的翻译者的新译本吗?

李文俊:现在翻得多了,福克纳已经得到承认了。《喧哗与骚动》有重新翻译的,现在还有新的译本吗?哦,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无所谓,谁能超过我,我求之不得,欢迎。

没有一个人能说我的翻译永远能够存在,大多数人还是会喜欢新出版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学的感觉,这是一定的。其实总是贴不近的,两种语言、两个时代、两种环境,能够尽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生活,有什么想法,能够感觉出同情或者憎恨,跟着走,那也不错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都给取代了,使用语言、翻译的方法,总要改变。

“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以后总会要超过我的”

2021年夏天,李文俊在家中。本刊记者 倪伟 摄

中国新闻周刊:卡夫卡的《变形记》最早也是你翻译的,那是德语写的,怎么想起翻译那篇?

李文俊:《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发表的《变形记》,我眼光比较厉害吧。那篇偏向于颓废,但后来大家看法改变了。我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的,因为从英文材料里看到了,外国人非常重视,我就英文本翻译过来,我太太(编者注:张佩芬,德语翻译家)从德文给我校订了,没什么大改。1979年发表的,作家看了以后,都很受启发。

当时还配发了一篇批判卡夫卡的文章,那时候还没有进步到现在这样,对这样的东西总要批判。先是内部出版,后来觉得可以公开发表,我们又修改了一遍,加配一篇批判文章,整个气候对西方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我们能够介绍已经算胆子比较大了。当时以批判的名义,出了不少西方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们发表这些西方作品,受到过批判吗?

李文俊:有一年发表《第二十二条军规》,上面有领导打电话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问为什么出这样的书,出版社负责人说,我们是给作家参考用的,以这个名义搪塞过去的。大的形势不可逆转,1982年我们发了《百年孤独》,年底马尔克斯就得诺贝尔奖了。很多都是我们先发表,后来再得到世界承认。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读者心中地位很高的,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名了?

李文俊: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出风头,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点稿费就行。以前还要养老人,现在小孩也不用管了,无所谓了,从来不去看银行里多少钱,够用就得了。自己闲下来就看看报刊,看看过去人家送给我的东西。名气不想太多了,一出名就得符合正确的路线,我现在比较自由,想怎么做怎么做,不宜公开的我就不发表。

中国新闻周刊:翻译给你带来的收益大吗?

李文俊:福克纳的书订合同一万册以内,千字多少钱,再版如果超过订的数目再订合同,再给一次稿费。《逃离》我是门罗得奖之前翻译的,后来得奖火了,卖得很多,我抗议不服,跟出版社反映过。我不找他们,他们不会找我。背后是一个商业公司,跟出版社合作,他们不是搞文学的,搞商业的,最后给我补了三万块钱。

总的来说收益不会太多,我也没地方用,能过生活就行了。本来还去潘家园买古董,现在走不动了,也不去了。我刚到超市去了一下,家里用的靠我来买,还有我儿子,但他要工作,不能老来。我每天都要下去的,我们雇了一个人,每天来做午饭,晚上一顿我们自己负责,太太做。中午菜多就热热吃,不够就买点菜,老人吃不了多少东西。我太太是搞德语的,翻译黑塞的。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都把翻译家成为“盗火者”,感谢你们在那个年代引进外国著作的贡献。

李文俊:我没太大的野心,绝对不想做权威,大学里面那些老师都比我们高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混口饭吃,做一点喜欢的事情。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以后总会要超过我的。那无所谓的,本来就是小人物。

盗火者,我对自己不会估计这么高,不可能有那么大影响。中国的改变要靠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来做,文学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后面的,不可能写一个东西引导社会,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没有这样的野心。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跟老同事、老朋友们来往多吗?

李文俊:老朋友死了的不少,傅惟慈、梅绍武、董乐山他们都去世了,(剩下的)我最老了。现在过过太平日子,儿子每月去医院给我领药。朋友送给我的书翻翻,也没有人给送书了,我现在跟社会没什么联系了。我姐姐妹妹都是搞音乐的,我小时候也对音乐很喜欢,一度想学唱歌,有鼻炎就放弃了,买了不少唱片录音带。眼睛看太多书也不行了,没事就听听音乐。

我不上网,学过一阵子没学会。我不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手机也不用,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

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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