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一度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说起样板戏，我们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江青，江青曾大力扶持样板戏的创作也发展，正是在她的推崇下，样板戏在舞台上反复上演，另一个是于会泳，于会泳曾任文化部部长，对样板戏的创作贡献颇深，他是《智取威虎山》与《海港》的主创人员之一。

其实，一个人在专业领域究竟能够达到多深的造诣，主要看他的天赋，于会泳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天赋的人，1926年，于会泳出生在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对当地的秧歌、大鼓、京戏感兴趣，高小毕业后，于会泳无师自通，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他在本乡小学成为一名教师。

1946年，于会泳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胶东文工团，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文工团里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的环境更能激发于会泳身上的艺术才能，果不其然，通过刻苦钻研和出众的天赋，于会泳又自己学会了谱曲、编导和许多民族乐器，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像于会泳这样天赋出众又刻苦努力的人，非池中之物，梦想着更宽广的舞台，1949年，23岁的于会泳以胶东文工团骨干的身份，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在这里，于会泳碰到了第一个伯乐，这个人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

当然，从相貌上来看，于会泳与其他年轻人并没有太大区别，贺绿汀注意到的是于会泳在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才华，这是其他学生身上看不到的。

这段时间，于会泳便根据之前所掌握的技能与对传统说唱、戏曲的知识，开始进行创作，此外，于会泳还在学校学习了专业的作曲技术，注意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这些都为日后的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

进入到六十年代初，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于会泳开设了两门选修课，即“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正是这两门选修课引起了专业人士的注意，在贺绿汀的推荐下，于会泳成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全国，随后不久，于会泳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1965年，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篇名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的文章，该文章的作者便是于会泳，当江青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兴奋，随后张春桥便将于会泳所写的相关文章以及于会泳的个人资料交给了江青，看到这些材料后，江青更是高兴，专门召见了于会泳。

由此，于会泳便攀附上另外一个高枝。

不可否认，于会泳确实在音乐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那段时期，他虽然因过度劳累而导致嗓子失声，但仍然投入到样板戏的创作之中，在他的主持下，《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剧目相继诞生，这些剧目的诞生，更是加重了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由此，于会泳自是扶摇而上。

1969年，于会泳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中共“九大”，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73年的“十大”上，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出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文化部副部长），成为副部级干部，1975年，于会泳更进一步，成为文化部部长。

身居高位的于会泳当时已经从自己熟悉的专业方向转移到政治领域，身为江青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于会泳积极参与一系列阴谋活动，显然已经成为“四人帮”的死党，那段时期，于会泳坚定地执行“四人帮”错误的方针和政策，犯下了许多罪行。

1976年10，“四人帮”被粉碎后，于会泳很快也被隔离审查，或许是高估了后果的严重性，审查期间，于会泳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那就是服毒自尽，最终以惨淡的结局收场，即便如此，于会泳毕竟曾犯下严重的罪行，因此，组织还是在1983年将其开除党籍，并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纵观于会泳一生，如果他不涉足政治，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一名非常有造诣的艺术家，可是造化弄人，让他坐上了政治这艘巨轮，身为水手的于会泳显然不能把握巨轮的方向，出现错误操作，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这就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