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军在南宋湖北地区的战略地位

宋代的荆门军与江陵府关系紧密,二者分分合合,构成了一组特别的城际互动史。追溯到北宋时期,荆门作为州一级行政辖区单元还不够稳定,时而附属于江陵,时而独立成军。开宝五年(972),长林、当阳二县自江陵来隶。

熙宁六年(1073)废郡县,复隶江陵府。元祐三年(1088)复为军。自此,荆门军在行政区划上真正脱离江陵。进入南宋以后,荆门军行政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领长林、当阳二县。

端平三年(1236)移军治于当阳县。南宋初期,由于荆襄之间频繁的战乱破坏,荆门军的城镇力量较为依然孱弱,虽然还是独立的州军,但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及社会面貌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缓慢而艰难地恢复和发展。

经过南宋前期的恢复和发展,荆门军的人口数量和土地开发程度又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荆门虽深处湖北内地,却与襄阳、郢州等极边州郡接壤,在朝廷的视野之中,长期被当作“次边”州军。

庆元三年(1197)四月三日,宋廷下诏:“复州、荆门军系里州军,今后不作边郡使阙。”正因为荆门被划入“次边”内郡之列,所以就难以享受到极边的同等待遇,反而还要负责支援极边。

聚粮于荆门的提议没有获得实施,说明荆门的粮食运输能力还不够。原因就在于荆门军虽连接荆、襄,但汉江自郢州-荆门一带的水域运输条件不够稳定,将大宗粮食囤积于此,漕运转输不便,反为其害。

当时汉江水运不畅的问题,常常引起江陵帅府的重视。每逢旱季,汉江流域迎来枯水期,荆襄诸郡享受不到水运的便利,特别是襄阳,就更为漕粮难于转输而发愁。荆门军处在汉江水域之旁,也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

荆门直面京襄,背靠江陵,为荆、襄来往之要冲。两宋鼎革,荆门军从内郡转为了次边州军,南宋时期湖北的两大中心城——鄂州、江陵,分别承担着支援京襄的任务。鄂州总揽转输粮饷军需,江陵则负责输送屯戍兵员。

其中,鄂州的粮依托汉水漕运,经郢州而达襄阳;而江陵的兵,通过荆门方可往来荆、襄。嘉熙二年(1238),宋廷诏令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孟珙收复襄阳。南宋中后期,荆门军重要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朝野的重视。

淳祐十一年(1251),李曾伯(1198—1268)主政京湖时,考察荆襄形势后得出结论:“但载观目前地利,荆、襄、郢三州在今犹铛脚也······沮漳寓治,僻在滨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

咸淳九年(1273)六月,襄阳已经被蒙古军攻陷,京湖战区防线已经接近崩溃。蒙古复破随、郢二州及荆门军。其中,在荆襄大厦将倾之际,荆门军显现出来镇抚局势的作用,充分证明了其战略意义得到了朝中有识之士的承认。

此外,位于江陵以西的峡州,也通过荆门与江陵、襄阳两大重镇来取得联系,因而也将荆门视为出入荆、襄的门户锁钥。

很快,峡州官府所请,得到了朝廷批准。从巡辖司的移置,也可以窥见荆门军对于江陵乃至京湖战区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荆门军与江陵的经济联系

南宋时期的荆门军在经济上依附于江陵,扮演着向江陵输出资源的角色。南宋时期的荆门,虽然已经脱离江陵而独立建制,但始终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与江陵保持着的强烈粘性。

总体来看,荆门与江陵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关系:地缘政治的依附与经济资源的吸附交互并存。以通行货币为例,绍兴末,洪适主政荆门军时,荆门军境内银钱匮乏,常常需要到江陵兑换。“又缘荆门小垒,难得银子,寻常贡赋多是担钱至荆南府买银。”

荆门军长期使用铁钱,必然将很难改变其在经济上对江陵的依附关系。而江陵凭借区域金融中心的优势,源源不断地吸附来自荆门等周边州郡的资源要素,塑造和巩固了其湖北中心城的格局。

宋代的荆门在各领域对江陵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国家在政策的安排上,习惯让荆门军承担过多的义务,并且向江陵输出过多的资源。到了南宋时期,江陵府对荆门军的索取和摊派逐渐变本加厉。

江陵不仅保持着对荆门军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凭恃兼领湖北帅府的特殊权力,摊派给荆门军更多的负担。洪适到任荆门军不久,就发现当时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南宋时期,“辰、沅、靖三州,朝廷非有望其赋入也”。因此,出于巩固西南猺峒地区统治的需要,荆湖北路转运使每年都要从鼎、澧、荆门等三个州军调拨钱粮,分别供应辰、沅、靖三州。

即便如此,荆门军还要被强行安排替代靖、峡等州进贡大量的银、绢等物资,经济压力不可不谓之沉重。然而,这种严重超出荆门军经济发展程度的做法,既脱离实际又明显有违公平。

显然,当时的荆门军已经无力承担靖、峡二州的进贡任务。洪适进一步指正这种做法的不合理性,请求朝廷予以纠正。表面上看,是靖、峡二州的进贡任务转嫁给了荆门军;实际上,作出此项决策的恰恰就是来自于江陵的湖北监司。

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看似不正常,却折射出了荆门军在江陵战略考量中的角色和功能。从朝廷给予的资源支持力度来看,荆门也远远无法与江陵相提并论。

虽然朝廷拨付两地修城费用的差别,并不能完全反映朝廷如何厚此薄彼,但是江陵影响宋廷决策的能量却是荆门军不可比拟的,而且江陵对荆门军地方事务也保持着较强的干预和介入能力。

荆门军的军事功能

荆门军对于江陵而言,意义尤为重大。荆门军地理区位特殊,沟通江、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江陵的北方屏障,荆门宛如卫星城一般拱卫江陵城。

一旦京襄有警,荆门就是江陵外围的军事缓冲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荆门虽为“次边”州军,但与襄阳、郢州一样,直接关系到江陵的存亡。

譬如,在开禧二年(1206)那次金人入侵过程中,即使金兵突破京湖战区防线,直插荆襄腹地,但“其后敌骑东至竟陵,北窥荆门,而终不敢睨荆州者以此。”

南宋时期,金、蒙元军队不论自西北方向的金、均、房、归、峡诸州而来,还是由正北、东北方向的襄阳、枣阳、随州诸郡而至,荆门军皆为江陵乃至湖北最核心的一道屏障。

南宋时期荆门与江陵的关系更如同是一对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别于江陵府的钱粮丰足,荆门军虽自为一州军,却无力承担民兵日常费用。

为此,刘珙决定将江陵府甲仗库中现有器械酌情调拨一部分给荆门军使用,并调剂钱粮用作荆门军民兵费用。

另外,刘珙还代为请求朝廷将荆门军民兵经费纳入国家预算内。朝廷批准了刘珙的申请,然而后来荆门军民兵经费问题是否落实解决,以及民兵军器装备条件得到改善与否,皆有待考证。

较之于乾道五年(1169),已经过去了近20年,荆门民兵义勇之数已经扩增至四千人,而荆门军民兵军器装备条件依然比较简陋,经过时任知军的奔走协调,才总算获准得到必要的修缮。

由此可见,荆门军虽紧邻江陵,休戚与共,但由于两地实力悬殊,从而不得不依赖于江陵资源的支持。知军黄氏所请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荆南长期屯戍大军,依傍荆南的荆门军训练地方武装,必须接受荆南府派出专门军事人员的指导。

事实上,荆门军的武力皆在荆南府的影响范围之内。虽然知军黄氏请求允许本军自行教阅,但荆门的武装力量仍然脱离不了荆南方面的监视和掌控。

荆门军与江陵府不仅地缘人文相亲相近,而且在政治战略上也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荆门军依靠江陵府的政治庇护,而江陵府又倚重荆门军的战略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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