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过去，人们做饭烧水、冬季取暖，都需要燃料。冰天雪地的冬天，人们需要取暖，燃料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过去，老北京人主要采用的燃料是煤炭。上一辈人仍有烧煤取暖的记忆——窗外冰天雪地，屋内温暖如春。而煤炭在北京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在上个世纪初拍摄的阜成门城楼

旧时家中煤炭取暖

旧时孩子帮助收拾煤渣

旧时路过石景山模式口的古道运煤骆驼队

旧时摇煤球场景

辽金时期便已烧煤取暖

煤炭，是远古植物由于地壳变化等原因埋在地层下，经过地壳隔绝空气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作用，而产生的碳化化石矿物，其燃值远高于木柴。而北京地区所用煤炭，主要来自于京西门头沟和房山盛产的无烟煤。

据考古发现，北京人自辽代开始逐步使用煤炭。辽代，门头沟龙泉雾的瓷窑用煤来烧瓷，可见民间用煤已经相当普遍了。到了金代，北京地区煤炭的使用更加广泛，且多有诗文记载。建炎初年（1127年），南宋吉州团练使朱弁出使金国，探望被俘的徽钦二帝。他从江南来到北方，正值隆冬季节。在驿馆里，朱弁既看到窗外的冰雪，又感到火炕的温暖，写了一首《炕寝诗》：“风土南北殊，习尚非一躅。出疆虽杖节，入国暂问俗。淹留岁再残，朔雪满山谷。育冬貂裘蔽，一炕且蜷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朱弁所讲的烧炕取暖用的煤，便来自于京西。

金代末年，赵秉文的诗《夜卧炕暖》也写道：“京师苦寒岁，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背不肯酬。日粜［tiào］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炉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齁齁。田家烧榾柮［gǔduò］，湿烟泫泪流。浑家身上衣，炙背晓未休。谁能献此术，助汝当衾裯。”地炉是用于烧火炕的炉子，一般用砖砌成，与火炕连通。该诗把用煤炭烧火炕取暖，屋内暖和的情景形容得淋漓尽致。

而用煤烧地炉子暖炕驱寒，元代诗词中记述更多。张仲举在《送熊梦祥寓居斋堂》一诗中便记述了斋堂地区用煤炭取暖的情况：“云晴辄寻羽客去，谷熟方来山鸟喧，土床炕暖石窑炭，黍酒香注田家盆。”

元代的大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增加带来了煤炭的大量需求。因此，至元十三年（1276年）和至元二十五年，朝廷先后在大都城平则门（今阜成门）和光煕门（今和平里一带）设立了煤厂，专门储存煤炭。同时，在西山设置了管理机构，管理煤炭的生产与销售，收取煤税。

从摇煤球到蜂窝煤

到了明代，京城用煤更加普遍。正如顾炎武所说：“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炭为薪”。

至清代，煤球成了民间百姓的主要燃料。煤球是用煤末和黄土和匀后制成的，不如煤块燃烧时间长，但因为便宜，一般贫寒之家都烧煤球。清代有一位“学秋氏”作了一首《煤球诗》，写道：“摇将煤碱作煤球，小户人家热炕头。妇女三冬勤力作，攒花通枣夜无休。”摇煤球的方法是将煤末过筛后分类，加上有黏性的黄土，用水和匀成泥状，平铺在地面，用铁锨切成均匀的小方块，然后撒上细煤面吸水，待水分干到一定程度时，放入筛内摇制。筛底垫上一个花盆为轴，用双手晃动筛子，将筛内的方块煤转动摇成球状，倒在地上晒干，即可做煤球烧用。摇煤球是重体力劳动，消耗大，十分劳累，但有了煤球，“小户人家热炕头”，也是一种收获。

很多煤铺也制作煤球售卖，制作方法是采用吊筛摇煤球，如同荡秋千。在门形的架子上吊一圆铁环，环中再拴三根绳系住悬空的煤筛，煤筛中放入切好的方块煤摇动。用吊筛摇煤球的，比在花盆上放筛子摇煤球省力，但吊筛摇煤球多需有固定场地。也有个别煤铺的老板为了多赚钱，把煤末里掺入大量的黄土，以致煤球的热量减少，达不到取暖的效果。在《都门汇纂》中收录的一首《煤球诗》，便对弄虚作假的煤老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新兴煤铺卖煤球，炉上全无火焰头。可恨卖煤人作伪，炉灰黄土一齐收。”

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居民仍以烧煤末或煤球为主，但已经出现了蜂窝煤。蜂窝煤是一种加工的型煤，形状如蜂窝而得名。北京前门外曾有“信诚斋”煤铺，曾经营过蜂窝煤，采用手工生产，规格为直径5寸，供应十几家用户。

1954年，北京设计出生产蜂窝煤的初步样机。1957年5月25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推广蜂窝煤”的社论，京城开始推广使用蜂窝煤。20世纪60年代，北京研制出蜂窝煤炉灶的套筒炉瓦，使蜂窝煤燃用上火快、火力强，保持热能并发挥更为集中。许多省市专程到北京学习生产、燃用蜂窝煤的方法。进入80年代，城近郊区居民基本可保证使用蜂窝煤。

京西运煤古道

北京建都以后，煤炭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皇宫及庞大的内务府机构用煤量也在不断增加。皇家冬季取暖、烧水做饭原来一直用木炭。但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明代，在皇宫的御茶房和御厨房使用的燃料是煤炭。有人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似面店酒铺，煤火烈焰，爆炒煎炸，互相召请。”《明世宗实录》给予具体记载：嘉靖元年，御用监岁派顺天府水和炭三十万斤；司礼监修理经厂用水和炭十三万斤；内宫监每年用煤二十万七千斤。

京城需要大量的煤炭，运输是一个大问题。古代运煤主要靠畜力，元代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书中，有“每年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的记载。明清时期，西山运煤主要是驴、骡。经数百年的踩踏，驴、骡负重前行，在京西的多条运煤古道上，现在还留有清晰的蹄痕。蹄窝直径近20厘米，深20厘米，浅的也有10厘米，反映出煤炭运输的繁忙。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记载：京西“煤斤自窑运，自厂运京，全仗车骡载驮，且京师夏秋所用之煤，悉赖冬春加运存贮，如其脚力不裕，则载运锐减。”清末民初，京西以运煤为业者不下万人，有运煤牲畜数万余头。从西山到京城的路上，运煤驮队络绎不绝，成为京西特有的景观。清末，随着铁路通往京西矿山，京西煤炭驮运规模开始减少，驮运路线逐渐缩短，仅限于铁路不达之处或往返于矿场煤窑与铁路站台之间的短途运输。

明清时期，北京蓄力运煤道路在门头沟地区主要有两条。王平口是山里运煤的总出口，也是各条运煤古道的起点。一条古道是玉河大道：自王平口东，经十字道、峰口庵、圈门、大峪，过永定河至麻峪，再经西黄村、八里庄、走阜成门入京城。另一条古道是西山大路：自王平口东，经王平村、色树坟、马各庄、水峪嘴、琉璃渠，过永定河到三家店，再经西黄村、八里庄入阜成门进城，或经香山、煤厂街、走海淀入西直门进城。

旧时，京西运煤的车辆和牲畜多，通往矿场煤窑的道路上常见被遗撒的煤末，便有许多人从事扫煤末的行当，其使用工具为扫帚和簸箕，如同扫地，因此被称为“扫煤末儿”。所从事者多为穷苦人家的老人、妇女和小孩。民间有歇后语：“去煤窑的路——一条道走到黑”，便表明了此种现象。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里穷人家的孩子，还有捡煤核儿的经历。所谓煤核儿，就是被丢弃的没有完全烧透的煤，尚存部分火力，仍可以继续烧用，由此可见煤炭对于普通人家的重要性。

煤铺的兴衰

明清时，北京阜成门成为京城运煤进城要道，被称为“煤门”，而阜成门附近则成为北京较大的煤炭交易市场。北京出现专门的以运煤、贩煤为业的庞大队伍，在城内设立了许多煤厂、煤栈、煤铺，从事京西煤炭的转运、储存和销售活动。

旧时，北京是一座以燃煤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用煤，多依靠煤铺供应。尤其是到了严寒冬季，煤炭的需求量相当大，北京城的街道胡同都有煤铺销售煤炭。

北京的煤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元代，大都城的平则门、光熙门一带，就设有储煤厂。明代，有一幅反映北京城市风情的图画《皇都积胜图》，图中也有煤铺卖煤的画面。到了清代，“都人炊爨惟煤是赖”，应运而生的煤铺就更多了。尤其是清末，环城铁路修通之后，沿铁路四周设有许多煤栈，煤铺可直接到煤栈批发煤炭，运回售卖，从此京城大街小巷，经营煤铺者骤然增多。

民国年间，据《北京煤灰两业概况》调查记载，1923年北京煤铺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81户，还有众多煤铺未加入同业公会。1937年出版的《北宁铁路沿线调查》中介绍，北平市煤铺有800余家。日军侵占北平后，对煤炭资源疯狂掠夺，对城市煤炭供应实行统制配给，垄断煤炭经营，致使众多煤铺倒闭，煤业工人失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市经济亟须恢复，而煤炭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经营煤铺者又骤然增多。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城，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更大。1949年底，北京有煤铺1768户，从业人员4254人。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繁荣，新能源的发展，社会及人民生活对煤炭的需求迅速减少，同时，采煤业对环境污染的弊端逐步凸显。2017年，市政府作出在2020年前关闭北京所有煤矿的决定。京煤集团坚决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逐步将正在生产的长沟峪煤矿、木城涧煤矿、大安山煤矿、大台煤矿停产关闭。2019年9月17日，随着京西最后一座煤矿——大台煤矿的封井，京西结束了千年采煤史。京西矿区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为满足市民的生活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过去的老北京人早早就开始储存过冬煤，农村各家院落的墙角堆起了煤堆，开始自制煤球和蜂窝煤。城里人也在各家院落尽可能利用的空间，开始码放蜂窝煤。如今煤炭取暖已成为过往，但煤炭留下的“一团火”式的记忆，将不断地传承下去。

（原标题：老北京的煤炭与生活）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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