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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当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立的时刻,印度的边界也经历了看不见的、但却是深刻的变化。
在印度独立前,边界是英国所关切的事情:
英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根据英国的利害得失来看待印度次大陆的利益的。
他们只关心来自俄国或中国的威胁对英国投资会产生的影响。印度的民族利益并不是英国要考虑的因素,英国人只是有时想起,不能让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同边界那边的俄国人或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免产生动荡不定的局面。
随着印度的独立,一切都变了。印度的边界不再是英国同其他帝国进行大争夺的筹码,而成为保护新国家的外壁。
那些只关心战略利益面不关心领土的人,已经不能够任意制定或变更边界了。从此以后,边界成为祖国的神圣领土的围墙,政客们如果任意改动边界,只会自招风险。
印度新政府对同中国边境的政策,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不同。
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
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新德里在尼泊尔的势力依然凌驾切。
1950年,印度政府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了拉纳家族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后,印度的势力更加强了。
印度新政府就这样接管了并巩固了称之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小国。
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
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代表印度。
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变成印度代表机构。
理查逊后来写道:
“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
1949年年中,西藏地方政府把国民党驻藏人员从拉萨赶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变成共产党。
当时的国民政府方面怀疑理查逊和印度在这出戏里插了一手。西藏当局,对北京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开始建立军队。
西藏地方政府,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
从印度的观点看,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
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的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长期的先例所制约,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订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旧依靠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
旧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在原部门留用并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因此理查逊从拉萨发回的报告和建议,必定很受重视。
他所写的《西藏及其历史》书,清楚地表明他如何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情而效劳。
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西藏排斥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
中国也自然把印度的这种政策看作是敌对的。
甚至在我党取得政权以前,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
印度政府后来认识到,它所继承的遗产中,也包括了藏南地区边境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
1945年以来,国民政府在一系列照会中不断指责英国侵入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中国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1942年2月,当时他们向刚刚设立的印度驻华使馆提出上述指责。
但印度方面予以驳回,声称西藏东北地区的部落地带是印度的领土。
驻新德里的中国国民党大使,在撤馆时采取的最后的行动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
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认为西姆拉条约无效。
西藏地方政府希望乘英国将政权交给印度的机会,收复过去一个世纪左右被英国夺走的一切领土。
1947年10月,他们正式要求印度归还从拉达克到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的一大片西藏领土。
印度在答复中却要求西藏保证同意维持它,从前同英国政府所保持的那种关系。
印度力图继续推行,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区的政策,这注定难以成功。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统治者。
英国不仅在当地拥有巨大的权势,它还能在必要时纠集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影响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事实上也曾多次使这样对付中国。
1947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从而使喜马拉雅山两面的力量对比颠倒过来。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国重新在西藏行使权力,就显得理所当然。
尽管我党在建国前,曾多次重申要在西藏行使中央的权力。所以,新中国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
印度的反应十分强烈。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
可是,这份照会递交给北京后还没几天,中共中央就宣布中国军队已奉命进入西藏,紧跟着新德里就提出一项措辞激烈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遗憾。
中国的答复也同样尖锐: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
并且中央政府说,愿意继续同西藏进行和平谈判,并谴责印度不应扣留前往北京的西藏代表团,警告说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的干预。
关于印度所说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有损中国的世界威望问题,中国的答复是:
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一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阻挠,那只是再一次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已。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完全不相干。
到这时为止,印度政府的态度看来是:
一方面承认过去西藏和中国在法律上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方面又希望新中国满足它,在西藏享有,类似印度在不丹享有的地位,即容许西藏“自治”。
而中国只要求,西藏不得同中国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发生关系。
印度在其照会中,使用“宗主权”这个名词,形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印度的态度。
在新中国看来,印度希望西藏享有半独立地位,这是阴谋的第一步。印度的阴谋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把它纳入印度的影响之下。
当中国重新回到了西藏的时候,印度感到愤怒和恐惧,当中国后来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时,印度更感到十分狼狈,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竞争者,进入了从前本是印度的外交禁区。
面对着1950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实,印度政府只得默许既成事实。在实际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后勤困难太大,并需承担对华作战的风险,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考虑。
印度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要么支持毫无希望实现的分裂西藏的事情,要么执行对新中国友好的政策。
对新中国友好,过去一直是尼赫鲁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这个选择不难作出。
中国在和平实现西藏的解放后,作为中印之间邦交恶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问题也随之消失。
中国没有把印度抗议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一事,作为一个问题在外交场合公开加以宣扬。
然而,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消息,也震动了印度的政界舆论。
印度右翼势力最为惊慌,他们最害怕的是新中国的共产党性质,他们攻击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这就意味着,最尖锐地批评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人,正是在内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对他的那批人。
这种情况似乎,最初使尼赫鲁能够更加强硬地顶住这批人,而到后来却使他更加不愿意得罪他们。
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议会里遭到猛烈攻击。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瓦拉卜巴伊·帕特尔在1950年11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批评。
帕特尔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国人蒙蔽了。他指责“中国背信弃义,心怀叵测,是潜在的敌人”。
他还警告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使印、藏之间的一切边界和商务协议化为乌有,而这些协议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行事的依据”。
帕特尔含蓄地指责尼赫鲁因循自满、举棋不定。
他建议彻底重新评估印度的对华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队,以守卫可能引起争执的地区。
尼赫鲁对这封信的答复没有公布,但是从他后来采取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答复的要点:
他继续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继续主张让中国进联合国。但同时也已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
1949年底的藏南地区的情况,和英国人离开时的局面差不多。
印度单方面在靠近麦克马洪线东端的瓦弄没立了一个哨所,但印度在其他各段的阵地距离该线还很远。
印度侵入达旺地区,到了德让宗就停下来。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的行政管辖仍旧未受干预。
然而,不到一年的功夫,印度在中国藏南地区增设了二十个哨所。
1951年2月,一名印度官员带着一支警卫队和几百名脚夫进入达旺。
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抗议,而印度的官员不加掩饰地回答说,印度正在接管达旺。
印度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多次抗议置之不理,继续留在达旺,并像1944年英国在德让宗所干的那样,赶走了在达旺的西藏官员。
这样一来,曾经使英国参谋总部十分担忧的那个西藏,中国领土的“危险楔形地带”终于完全消除,而麦克马洪线也就大体上从地图上移到地面上,成为印度事实上的东北边界。
印度政府把他们要接管达旺的意图,通知西藏地方政府而不是通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
虽然,印度这时同意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但印度把达旺当作局部问题对待。现有记录表明,新中国当时在西藏驻军不久,一切工作才逐步展开,所以对印度的这个行动。没有过多反应。这被印度理解为中国默许印度扩展到麦克马洪线。
印度进入达旺,只遇到西藏地方政府口头上的抵抗,但是藏民对印度在藏南地区其他地点的扩张行动,却进行抵抗。
五十年代初期,一支强悍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巡逻队,延苏班西里河而上,有一个藏族部落设宴招待并安排住宿,然后暗中把他们几乎一个不留地杀掉。
这次一共死了七十三名步枪队的士兵和文职人员。印度政府派出了一支讨伐的远征队,但根据尼赫鲁的命令,他们只是进行了一次炫耀武力的示威,而没有烧杀抢掠。
从战略上看,把边界线定在靠近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缘,使中国人深入到那里,这是过去的英国参谋总部和今天的印度所同样不能容忍的。
麦克马洪沿着顶峰画出的边界线,比沿着山麓画的边界线,要有利得多。藏南地区的居民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确是对西藏要比对印度更为接近,但在印度看来,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把这一地带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之下。
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唯一的问题是:
中国早就拒绝了麦克马洪线,印度应该怎么办?
对此,英国的先例又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印度只要把麦克马洪线当作边界线看待就行了,反正印度对藏南地区的管辖,已是既成事实,中国如要对此提出抗议,随它去就是了。
更有甚者,印度当时还决定:
如果中国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印度将拒绝谈判。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拒绝把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的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孕育着严重后果的重要步骤,它的确使得中印边界问题无法解决。
印度采取上述的对待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最早是在1950年11月,以议会质询的方式透露的。
当时有人要求尼赫鲁总理(他当时还兼外交部长)申明,在印度和西藏之间是否有一条已经划定的边界线?
尼赫鲁回答说:
从拉达克区域到尼泊尔边界,又从不丹到萨尔温江在阿萨姆邦的分界处,西藏都和印度接壤。
从不丹向东的边境,已经清楚地由1914年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麦克马洪线划定。从拉达克到尼泊尔的边境,是主要出长期的习惯所确定的。
一名议员问道:
这条边界线是否已为中国所承认?
尼赫鲁同答说:
“我认为这条边界上有几段已经被承认,这要看尊敬的议员讲的是哪一段。”
接着有人问道,据说有一份中国的新地图,标明边界线是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
尼赫鲁说:
“不对,先生。就我们所知,并没有什么新的中国地图。但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把现在属于印度的东北边境的部分领土,标成不属于印度。”
议员们进一步追问关于中国地图的问题,尼赫鲁就以下述的声明结束了议会的讨论:
“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印度在地图上以及官方声明中,都把麦克马洪线定为边界线,而又不直接通知中国。1952年印度政府内部曾有人对这种作法提出质疑。
1951年9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印度驻北京大使提出,应尽早处理有关稳定西藏边境的问题,并建议由印度、中国和尼泊尔三国之间,举行会谈解决这个问题。
印度政府答复说,它欢迎周恩来所建议的谈判。但是,中国和印度双方都没有把这项建议贯彻下去。
尼赫鲁后来解释说:
“我们认为既然我们的边界是清楚的,那就谈不上由我们方面来提出这个问题”。
结果,两国政府不是讨论边界问题,而是讨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印度继承了英帝国在西藏的一些权益。
1952年7月,中国正式提议,解决由于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权益和资产,而引起的某些“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并列举了诸如商务往来、贸易以及印侨待遇等问题,作为讨论项目。
印度早就通知中国,表示准备就印度在西藏的现存权益问题,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这时也就同意了中国的建议。双方都没有再提及边境问题。
就在这个关头,印度政府中有一名高级官员,对政府不提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决定,表示了异议。巴志帕伊爵士,是英国赖以统治印度的文官系统中,最显要的官员之一。
他担任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秘书长。
一九五二年时巴志帕伊已辞去秘书长的职务,担任孟买邦长。当时他以邦长的身份写信给印度外交部,敦促印度政府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的问题。
他警告说,对于中国说来,麦克马洪线可能是:
“英国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疮疤之一,中国可能想在修改边界的基础上,医治或者消除这个疮疤,而这种修改可能既不会使我们高兴,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尼赫鲁和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讨论了这个建议,并由潘尼迦答复巴志帕伊。潘尼迦告诉他说,尼赫鲁总理认为,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潘尼迦解释说:
尼赫鲁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经毫不含糊地公开申明麦克马洪线是边界线,那就应该让中国来提出问题。
假如由印度提出:
“就会迫使中国人在以下两种态度中作选择:或者是接受我们和西藏过去签订的条约;或者是拒绝这个条约,同时建议谈判。鉴于历届中国政府明确拒绝承认印藏条约对它们有约束力,因此,很难设想中国会采取第一种态度,而第二种态度则将对我们不利”。
在1954年谈判,缔结关于西藏通商和交通的新协定时,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而且是有意地避开了这介问题。
不仅如此,印度人连1914年英国同西藏为了履行《西姆拉条约》而签订的贸易协定也没有提及,而是把这次谈判仅仅当作是1908年中国同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继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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