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之所以称为一个文化系统，关键在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区，历史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诸多地域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既有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还涵盖着物质形态与观念形态两个方面。此外，在时空概念上，作为地域文化系统的贵州历史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起直至21世纪初，不仅持续时间长达数十万年，并始终以多彩山地文化的连续表现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贵州这一地域文化系统，主要包含以下8个方面，它们都是知与行两方面相互揉合的产物，其中有：辉煌史前文化、多彩民族文化、山地景观文化、枢纽通道文化、特色制度文化、壮美江河文化、和谐生态文化与革命红色文化。这些不同内涵的各类文化，不仅需要我们了解，并应持之以恒地去深入研究。
贵州的史前文明众所周知。这种山地高原的史前文化，是贵州有着悠久历史的见证，是完全值得人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300余个，已经发掘的遗址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桐梓岩灰洞、安龙观音洞、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水城硝灰洞、普定穿洞等。新石器时代则有毕节青场老鸦洞、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贵州安招果洞等遗址。大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物显示，相对全国来说，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一直到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整个文化序列在贵州高原都是比较完整的。贵州不仅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完全能够为南方的文明正名。
贵州的多彩文化是在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不断迁徙，山地贵州逐渐成为若干古代族系归宿而衍生出来的。各民族的先民相继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地貌复杂多变、气候特别适宜物种生存繁衍的山地贵州，选择自己满意的山间居住地，在几千年风风雨雨中按照民族传统过着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杂处的生活。于是，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成为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贵州山地景观堪称我们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的独特文化现象。在锥状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大环境下，这里自然景观之千变万化、奥妙迷人难以言状。海百合、贵州龙等古生物的发现与宣传，给予贵州戴上了“古生物王国”的桂冠。有学者因为贵州的三叠纪奇观，喻称“在这里每走一步，跨越万年”。这虽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了贵州景观文化独特价值的一个方面。贵州的山、水、林、洞、田园无不以奇特的风貌引人入胜，得到举世公认。对贵州而言，“山地公园省”的称谓，确属当之无愧。
地处西南地区腹地、属边疆之内地、有着优势交通枢纽地位的贵州，先秦以前便已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楚倾襄王为与秦争夺黔中地，派庄蹻率军溯沅水而上，假道夜郎入滇，便是在充分利用贵州作为西南通道的军事价值。自那时到明清，类似的决策不胜枚举。然而，贵州的通道作用并非仅局限于军事，它同时是西南各地区、各民族人员与物资沟通必须充分加以利用的通渠，而且是云、桂、川、湘物流的枢纽。这种通道文化的形成，既是贵州的区位优势与自然环境使然，更是出于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
制度文化使贵州成为历史上少数经历过两种管理制度并存之地。制度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规范体系，属于文化层次理论要素之一。制度文化的范畴很广，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其中最主要的构成。不同时期的制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特别在多民族国家，对人口较多的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管理，往往在制度上有不同的规范和需要遵循的条例。贵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完整经历了郡国并存、羁縻州与经制州并存、土司制度与流官统治并存几种管理制度，加上各民族自身世代传承的管理方式，因而形成了地域特性突出的制度文化。
提到贵州的河流，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因红军长征强渡成功，胜利召开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乌江。乌江的确是在中国革命史上让贵州“扬名立万”的河流，至今还因众多梯级电站的建成，为贵州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贵州的河流远不止乌江一条。按照学术界的说法，贵州是一个河流密布的省分，境内流域面积达10平方千米的河流近千条，以省境中部的苗岭为界，分属于长江和珠江水系。人们常把河流比作母亲，这是因为人类及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都与河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于是，在贵州这样一个地形起伏崎岖、地貌类型多变、有着众多民族及地区气候差异极大的山地高原，便产生了独特的江河文化。
生态文化是贵州宝贵的历史遗产，又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这句名言，堪称对人乃至整个宇宙深层规律的精辟概括。贵州各民族似乎正是这样来处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在这方面，我们从各民族保存下来的大量史诗、传说故事、表现艺术及乡规民约中，依然感受得到。这就是迄今仍保存着诸多民族原生性事象与非质文化遗产、自然与人类生态环境协调性最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贵州生态文化。将来，或许当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青山绿水越来越多地被林立的烟囱、钢筋水泥所覆盖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唯独贵州这样的生态文化，才最有资格与人类未来社会进行对话。
贵州历史上不仅诞生过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开国上将杨志诚，红军高级将领周逸群、旷继勋、龙大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先后5次飘扬起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因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地。更重要的是，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11个省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有41个县（区）被列为革命老区。在今天与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它的这些红色印记，必然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教材。
不同地域文化其所以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就在于文化就是人类历史本身，就此而言，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它将“文”通过“化”的方式赋予到人的生命，而由于自然地理的差异，它赋予到一切物品、一切思维、一切生活中人的东西总是千差万别。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包容性、坚韧性、生命力顽强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鲜明特征。贵州高原不仅是一方秀美、多彩、充满人间传奇的沃土，是曾经创造过辉煌史前文化的古老土地，更是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省区。从传说时代到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生活在今贵州地区的人们除了少量的土著居民外，大多是由省境外陆续迁入落户到这片高原山地的。因此，贵州历史文化是由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经历长达数千年的交流营造出来的。各民族在地形地貌复杂，“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风”，土地贫瘠的环境中生存，需要相互依存，取长补短，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斗争才能生存繁衍，向前发展。贵州历史文化的这一特质，使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为构建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添砖增瓦，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贵州的多彩，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块响当当的文化品牌，成为贵州历史文化中最大的亮点。对此，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和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即把这种多彩长期局限在民族民间文化和自然景观这样单一的层面上。如果这样，多彩这一贵州历史文化的最大亮点，将有可能陷入某种平庸和格式化，出现某种低水平的重复，甚至在宣传与推介上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贵州跬步皆山，地貌起伏崎岖，交通梗阻，耕地面积有限，生活在贵州的各族群众既靠山吃山，也高度珍惜大自然赐予的山地财富与生态。久而久之，山地特色深深地融入了贵州人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文化的典型表象。古人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贵州各族群众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凭借，以坚韧不拔、奋勇抗争、创新进取来面对各种恶劣的客观环境，传承和发展自身的多民族文化。这种历史文化，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