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斌
不同于一般谍战剧作者,庞贝有过曾在总参(前身就是红军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工作的经历,这使他对二局的了解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庞贝截取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和跨越乌江这一关键而又惊险的环节,即红军面对前堵后追,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特点,反复迂回穿插,既最大限度保存了有生力量,又快速集中兵力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运动战,从而彻底扭转了红军自第四次反“围剿”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乌江引》庞贝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乌江引》在写作方法上极为独到,总共两大部分,前面为速写,后面为侧影。速写作者不详,但似乎是众多人员战场笔记的拼盘,后面则是对前面历史信息的再解读,揭开速写中的诸多谜团。速写本是一种绘画范式,三下两下,勾勒轮廓,这与小说紧张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本书还带有一定纪实色彩,比如侧影的追忆中多次提及军队媒体具体记录日期,长征领导人间的逸闻趣事,虚实相间,更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
本书中,庞贝爬梳史料,通过长征路上的“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披露了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即活跃在隐蔽战线的军委二局。“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935年10月,军委二局破译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当面之敌密码177本”“军委二局破译员,其实就是曾、曹、邹三人。若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们亲手破译的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也就是说不到两天即破译一种密码,效率之高的背后,是破译人员历尽千辛万苦,不畏艰难的结果。
正是因为掌握了敌方大量电报信息,所以辗转于湘、桂、黔、滇的红军非但没有被围追堵截的敌人所吓倒,反倒灵活机动,令各路追兵防不胜防,疲惫不堪,红军则留下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以少胜多、以强胜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作为追兵的蒋方,对红军屡屡破译己方电报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一度以为红军有什么秘密武器,待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有机会深入延安才看到,神秘的“二局所有的通讯器材竟是如此简陋,而且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如此精神显然不是设备和技术层面能够简单阐释得了的。小说中还有一个桥段进一步印证了信念的力量。译报员项与年为送铁桶计划,自己用砖头敲掉四颗门牙,“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令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就这样赤着双脚下山”。项与年以一个叫花子的形象,一路闯关,将情报送了出去。
小说中提到的“破译三杰”创造了许多传奇,但最传奇的则是假冒蒋介石之名,“越级给国民党军前线周浑元、吴奇伟部下令,最终使红军绝处逢生”的那封“妙电”。此计成功,得益于对蒋介石喜欢越级直接发电的精准拿捏,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蒋的电文表述习惯亦做过深入功课,才使得周、吴二人接电后深信不疑。
本书中,庞贝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一味专注于主要人物,而是通过速记的方式,将视野拓展得更远更广。正是因为及时破译了大量敌方电报,所以红军的命令有时看起来很奇怪,如行军常常走弓背而不走距离更近的弓弦,一些指战员和战士一开始还很不理解,但随着胜仗越来越多,大家也渐渐明白,于是上下便不再问理由,坚决执行命令,随叫随走。
信念的树立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所有信念的形成,均是各种力量凝聚的结果。作为一部纯粹的战地小说,本书没有儿女情长,而是把尽可能多的情节留给电波中的激烈交锋。从某种意义上说,破译也是坚定红军信念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一次次成功破译,红军才得以积小胜为大胜,才能在数倍追兵前轻松游走,才能不断壮大。